历时10年，川大教授率团队揭开西南近300处石窟神秘面纱

石窟造像，中国古代雕塑艺术的瑰宝。然而，完好保留至今的并不多。

根据龛窟形制和主要造像的差异，中国石窟寺可分为新疆地区、中原北方地区、南方地区和西藏地区四个大的板块。自唐代，特别是安史之乱以后，开窟造像之风在以四川为中心的西南地区逐渐转盛，两宋时期以大足为代表的西南地区更是一枝独秀。如果离开西南地区唐宋石窟谈中国晚期石窟，是残缺和不完整的；研究中国晚期宗教史，西南地区唐宋石窟和摩崖造像具有独特和不可替代的地位。

近日，由四川大学考古文博学院白彬教授担任首席专家的国家社科基金重大招标项目《西南唐宋石窟寺遗存的调查与综合研究》顺利通过专家组验收，并获评“优秀”。值得一提的是，这是四川省第一个以“优秀”结项的国家社科基金重大招标项目。

“虽然课题工作量大、难度高，但白彬教授及其团队不畏艰难，坚持不懈，关注真问题、做真学问，出色完成了预定的各项研究任务，成果丰硕。”在4月17日举行的成果鉴定会上，评审专家、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孙华教授感叹道。

中国考古学会宗教考古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北京联合大学应用文理学院陈悦新教授指出，日本学者在1950年代出版的16卷32册《云冈石窟》考古报告，是石窟寺考古领域公认的典范，至今无法超越。而本次用于结项的4部高水平石窟考古报告至少从所附线图可以看出，经过大半个世纪的发展，我国石窟寺考古在线图绘制方面，已开始达到甚至在某些方面如线图的细致程度上，超过了《云冈石窟》所确立的高度，取得了突破性进展，处于“领跑”位置。

目前西南地区有多少石窟，这些石窟的保存情况如何？近日，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独家对话了白彬教授，对西南唐宋石窟寺遗存调查的重要性做了深入了解。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西南唐宋石窟寺遗存的调查与综合研究》的研究成果大致分为哪几部分？

白彬：该项目历时10年，完成了西南地区295处石窟点的调查和记录，调查文字记录约350万字，拍摄照片近7万张，绘制线图约1200张。最终研究成果共8部，190万字，可分为三类：

第一类是内容总录3部，包括《通江石窟内容总录》《仁寿石窟内容总录》《安岳石窟内容总录》。3部内容总录通过文字、照片的形式，把嘉陵江、岷江、沱江流域石窟造像最丰富、最典型的3县的全部149处隋、唐、两宋、明、清石窟遗存全部收录，呈现了四川盆地三大流域石窟寺遗存的基本面貌。

第二类是考古报告4部，包括《四川仁寿牛角寨摩崖造像考古报告》《四川仁寿坛神岩摩崖造像考古报告》《四川安岳毗卢洞龛窟考古报告》《四川安岳华严洞石窟考古报告》，全面呈现了4处典型唐宋石窟158龛（窟）的全部文字、照片、光照图、拓片信息，为认识和研究西南石窟提供了重要资料，同时为我国石窟寺考古报告的编写提供了重要参照。

第三类是综合研究1部，收录论文25篇，涉及题材辨析、铭刻考证、造像分期等，从不同角度和方面对石窟寺材料进行了系统解读，有力推进了西南石窟研究的深度和广度。

项目共设5个子课题，负责人均为石窟寺考古资深专家，分别为时任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院长杭侃教授（现为云冈石窟研究院院长）、成都文物考古研究院雷玉华研究员（现为西南民族大学教授）、大足石刻研究院院长黎方银研究员、西华师范大学蒋晓春教授（现为安徽大学教授）和我本人。这5个子课题各有侧重，但层层递进，彼此关联，不可分割，共同构成这一课题研究成果所必须涉及的核心内容。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对比敦煌、龙门、云冈石窟，西南石窟的特点是什么？研究这些石窟有何意义？

白彬：敦煌、龙门、云冈石窟，分布集中，规模宏大，不乏大型龛窟，时代主要集中在唐代及以前；西南地区石窟分布零散，规模相对较小，鲜有大型龛窟，但造像点多，分布范围广，时代相对靠后，是我国晚期石窟艺术的杰出代表。要全面了解中国石窟寺发展史，西南地区不容忽视。对社会公众而言，石窟寺考古调查和研究有以下四点价值：

第一，及时保存和保护一批随时处于危机之中的珍贵文化遗产。西南地区现存石窟2900多处，数量之多，居全国之冠。这些石窟，多开凿在砂岩上，历经千百年的风吹雨打，造像风化严重，质地疏松，抵御外力侵蚀的能力差。加之区域内地质情况复杂，气候高温潮湿多雨，不少石窟面临结构失稳、水害、风化、生物病害和自然灾害等；近年来人为破坏不容小视，若干石窟点暴露于荒郊野岭，保护难度大，造像被偷盗的现象时有发生，有村民进行装彩活动，致使部分造像面目全非。石窟寺遗存随时处于消亡之中，抢救、保护工作刻不容缓。

第二，石窟寺是艺术价值极高的宝贵遗产，见证了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形成历史和东西方文明交流互鉴，在世界文明发展史上具有重要意义。通过对石窟的调查和研究，可以形象而直观地感受我国灿烂辉煌的历史文化，增强民族文化自信心。

第三，石窟寺是我们的祖先改造自然、表达自我的伟大实践，蕴含了不断开拓、勇于创新、坚韧不拔、艰苦奋斗的伟大民族精神。这些伟大精神的认识、继承和发扬，需要在学理层面加以厘清、提炼。对石窟的调查和研究，是继承和弘扬民族精神的重要途径。

第四，自19世纪末以来，因各种原因，我国石窟寺遗存研究的前沿长期被国外学术界占据，国内研究声音微弱。加强石窟寺调查和研究，抢占石窟研究的国际学术热点和制高点，是新形势下赋予考古人的新使命，也是坚定文化自信的重要实践。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这是四川省第一个评为“优秀”的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您认为能够评上“优秀”的原因是什么？

白彬：主要原因有两个，一是该项目的重大学术价值；二是这个项目的实施，为此后其他地区的石窟寺调查和研究，提供了可参照的“模板”。

就其重大的学术价值而言，可概括为两个方面。第一，该项目足迹遍及西南各区域，项目团队获取了大量一手资料，这个资料库已初具规模，可以说是今后西南地区石窟寺考古调查和研究继续推进的基础。后续的石窟寺保护规划和实施，石窟寺文化遗产的传承、展示和利用，都有赖于这个资料库。通过考古学的方法搜集、整理和呈现西南石窟寺遗存，形成西南石窟数据库，是该项目实施最重要的意义所在。

第二，相较敦煌、云冈、龙门等北方地区大型石窟，西南石窟的研究基础十分薄弱，最基本的时空框架都还没有完全建立，蕴含的重要历史、考古、艺术、宗教、社会价值、文化精神，没有得到深度挖掘和阐释。该项目初步建立了岷江、沱江、嘉陵江流域的石窟造像序列，通过20余篇研究论文和10余篇硕、博士论文，对这些石窟造像的年代、题材类型、来源、特点、信仰内涵、工匠、社邑等进行了深入系统的讨论，有力推动了西南石窟研究的发展。

特别需要强调的是，该项目对我国石窟寺考古的示范效应。我国石窟寺考古起步晚，工作难度大，原因之一是没有形成一整套系统完整的田野调查、记录、整理和研究方法。区域石窟寺的调查工作如何展开，国内没有现成的经验可借鉴。该项目课题组，通过分析西南地区石窟造像的特点，持续多年、连续不断地展开“拉网式”调查，将某一行政区划内的所有古代造像均作为调查对象，有效避免了选择性调查带来的资源浪费和资料缺失。这种模式，同样适用于石窟造像比较密集的我国中原北方、新疆及西藏地区，可以为弄清我国石窟寺基本情况和建立各区域石窟寺发展序列提供借鉴。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该课题的研究成果，对于公众进一步了解石窟文化，有什么服务性？

白彬：该项目形成的成果，最大作用在于，可以成为引导社会公众感受石窟魅力、吸收优秀传统的内在动力。比如近年兴起的石窟造像游学，表明社会公众渴望通过走近石窟来了解古代历史、社会、艺术，感受和吸收传统文化。遗憾的是，目前对石窟的研究及学术成果的普及推广，距离公众的期待还有不小距离。

比如四川东部和重庆西部的北宋晚期至南宋造像中，流行“拈花微笑”的题材，一般造一尊三米以上的大佛，旁边再造一身小型弟子，大佛手拈花瓣，侧头俯视弟子，微笑不语，弟子仰头望佛，若有所思。画面的故事出自《大梵天王问佛决疑经》，讲的是佛祖释迦牟尼手拈金色莲花，看向众人，微笑不语，众人不知佛祖何意，面面相觑，仅有大弟子迦叶破颜微笑，尽得如来妙法。这是一个非常美妙的故事，备受宋代以来禅宗推崇。

又如在大足北山佛湾第176龛弥勒下生经变旁侧，题记一则，记录了何姓男子及妻赵氏曾因“膝下次男何彦，所患眼目不安”，特地修建妆銮弥勒下生经变龛，祈求眼目康复，而今小孩眼疾痊愈，特来还愿。短短数句，语言平实，但父母疼爱怜惜小孩的心情让人感同身受，不禁感慨父母恩情之无私与浩荡。这类表现古人观念、信仰的题刻，在石窟寺中屡见不鲜，大部分都体现了传统文化中的优秀要素，是值得重视和开发的宝库。

/相关科普性读物/

《中国石窟寺研究》

□宿白

文物出版社

本书收录了石窟寺考古开创者宿白先生论文23篇，系统阐述了石窟寺考古研究的理论与方法，是中国石窟寺考古的奠基之作，既是历史考古学“证经补史”之典范，又是贯通人文学科的综合性研究，更是大众走进石窟世界的一把钥匙，是石窟寺研究之永恒经典。

《敦煌艺术十讲》

□赵声良

文物出版社

著名敦煌学专家赵声良先生所著的这本书分十个专题，从美术发展史的角度系统探讨了敦煌艺术在中国绘画史、雕塑史、书法史乃至中外文化交流史等方面的价值和意义，是了解敦煌石窟艺术的入门读物。

《中国石窟艺术》

（莫高窟+麦积山+云冈+

榆林窟+炳灵寺）

□敦煌研究院等编

江苏凤凰美术出版社

该系列收录了我国著名的敦煌莫高窟、天水麦积山石窟、大同云冈石窟、永靖炳灵寺石窟等精美绝伦的壁画和造像，再现了十六国至明清时期一千五百余年间恢弘壮丽的文化篇章，是感受石窟之美的重要普及性读物。

《佛教艺术百问》

□丁明夷、邢军

中国建设出版社

该书对佛教艺术的基础知识作了简明扼要的介绍，以问答的形式分百题论述了佛教绘画、雕塑、工艺、建筑等常识，是了解佛教艺术的普及型书籍，十分适合初学者阅读。

推荐人：张亮

（四川大学考古文博学院副研究员、硕士生导师）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 乔雪阳 曾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