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学科联合成趋势 助力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考古学

5月28日，三星堆祭祀区公布最新发掘成果，目前，已新发现文物近2000件。未来如何做好三星堆的考古发掘和文物保护？三星堆的未解之谜能否逐一破解？

多机构多学科参与，如今已成为考古发掘研究的一种趋势，从海昏侯、南海一号古船到三星堆遗址考古发掘，都有多机构多学科参与其中，集纳全国优势力量，充分展现了我国新时期考古理念和考古技术的新进步，也预示了今后考古事业的一个发展方向。

联合攻关

20多家院校、科研机构“破题”三星堆

自2019年12月三星堆遗址祭祀区重启考古发掘工作以来，考古、现场保护、文物修复、建筑、规划等相关行业的专家就广泛而深入地参与到祭祀区的考古发掘与文物保护工作。经过一年多各合作单位的共同努力，三星堆考古发掘工作取得重大成果。多学科融合、科学应用与创新受到了各级领导、专家学者的广泛关注与认可。传统考古、实验室考古、科技考古、现场保护多学科深度融合，多单位合作，共同用行动践行“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考古学。

5月25日，三星堆遗址考古多学科综合研究集中签约仪式在广汉举行。20多家重要高等院校和科研机构同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签订了科研合作协议。

未来，各科研单位将继续在环境考古、科技测年、象牙DNA测定、象牙与贝壳来源研究、青铜器科学研究、冶金考古等多个方面进行攻关，充分运用现代科技及信息化手段，提高考古发现和分析检测能力，科学有序做好三星堆下一阶段的考古发掘及文物保护工作。以新的考古成果丰富三星堆文化的内容，深入阐释展示好古蜀文明内涵，彰显三星堆文明在中华文明中的独特魅力。

山东大学文化遗产研究院院长方辉表示，多学科考古，体现了当代考古学的一条必由之路，“由过去比较粗放的考古发掘，走向越来越精细化的多学科联合，这应该成为我们倡导的一种模式。”

首次研发和使用

多学科为三星堆“定制”考古装备

一醒惊天下的三星堆，如何研究、如何保护，是一个涉及多学科、多领域的全国性课题。

来自中国科大科技史与科技考古系的王娟副研究员表示，海贝和象牙的由来，包括它们通过何种路线、何种方式进入三星堆，是考古学长期以来关注和讨论的一个重要问题。近些年蓬勃发展的微量元素、同位素示踪等技术和地球化学背景数据库的建设为解答这一问题提供了新的科技手段和视角。

“虽然三星堆遗址发现的丝绸，并不是年代最久远的，但是这样的发现还是很让人兴奋。”在今年3月举行的“考古中国”重大项目进展工作会上，中国丝绸博物馆研究员周暘说，在三星堆遗址祭祀坑里面，考古专家利用抗原抗体反应原理，对保存状态不佳的纤维，进行纤维品种的生物学鉴定，把肉眼不可见的信息给发现出来。此后，考古人员又在之前发布的基础上，不仅做了形貌、免疫学的分析，还加了一些新的同位素分析。

而为了弄清三星堆的矿料从哪里来，考古人员也试图通过多种手段找寻答案。北京科技大学科技史与文化遗产研究院教授陈坤龙说，“从冶金考古的角度来讲，器物的研究是我们去观察古代技术、古代社会很重要的一个方面，而生产中留下的生产遗存，能给我们提供更多证据。因此，我们现在工作的思路或者是后面要解决问题的路径，除了对三星堆出土的器物进行更深入的研究、开发更好的方法获取更多的科学数据以外，我们应该按照产业链的排布，把关注的视野往上游去推，首先找到铸造地在哪里，然后再去找有没有冶炼的地方，它的矿石从哪里来，形成这样一个环环相扣的证据链条，才有可能最终解答三星堆青铜器到底从哪儿来的问题。”

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自项目伊始，就全面投入到了此次三星堆的考古工作中。对于外界关注的其他几个祭祀坑的测年进展，北大考古文博学院党委书记、教授陈建立称，研究团队正全力以赴，尽快完成测试工作，已经公布的是4号坑的测验结果，其他的还在陆续实验中。“任何的讨论和研究需基于准确的年代测定，通过采集考古背景明确的检测标本、严谨的实验室处理及测定，得出一个科学的结论，这样测出的年代才更加可信。”

“黑科技”的运用也是此次三星堆发掘的一大亮点。中国电子科技集团公司第二十六研究所、重庆声光电智联电子有限公司代表李军称，此次考古发掘采用的技术有20多种，涉及仪表仪器、桁架技术等工科学科。所有装备都是为三星堆考古特别“定制”，是首次研发和使用。目前已形成30多项申报专利，其中发明专利10个左右、实用新型专利达20多个。“按照国家文物局的指示，未来这些专利技术将形成我国的综合标准，然后在全国范围内甚至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进行推广和应用。”

多学科助力

成都考古的“朋友圈”在不断扩大

2001年，金沙遗址重见天日，成都考古开始步入黄金时代。之后，伴随成都江南馆街唐宋街坊遗址、成都老官山汉墓的发掘，成都越来越多重大考古成果被世界知道。

2018年10月22日，第二届中国考古学大会现场，成都文物考古研究院副院长、研究员江章华作了题为《近年成都考古的主要收获》的主题演讲，其间也提到了多学科作战对考古成果的重要影响。在先秦时期考古成果方面，江章华重点介绍了史前聚落考古。

他说，史前聚落考古的主要目的就是探索宝墩文化时期的环境、生业、聚落结构及其变迁，进而集合各方面信息综合分析成都平原复杂化进程及其动因。他们采取了区域调查、系统钻探、重点发掘相结合的方法，并辅以环境考古、植物考古、动物考古、体质人类学等多学科综合研究，从空间、时间、不同规模、不同形式的聚落等多方面综合考虑，重点选择了新津宝墩、大邑高山、温江红桥村、青白江三星村等遗址所在区域，意在获取聚落的选址、空间分布及其变迁、聚落内部的区划结构、居住形态，环境、生计模式与聚落形态及其变迁的关系等多方面信息，同时也想探索总结出一套适合在成都平原开展聚落考古的方法。

近些年，科技考古的“朋友圈”在不断扩大，科技考古通过跨学科的融合和现代各种科学技术的运用，迸发出新的活力。由贵州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四川大学考古文博学院、成都文物考古研究院共同发掘的贵州贵安新区招果洞遗址，荣获2020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招果洞遗址的考古发掘工作，整合了包括洞穴沉积学、动物考古学、植物考古学、体质人类学、古环境学、石器分析、年代学等学科，考古科研院所与高校强强联合，也是区域考古协作和多学科团队攻关的优秀案例。（成都日报记者 段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