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都平原史前城址群：发出古蜀文明第一缕曙光

　　宝墩古城遗址游梗子西段探沟。

　　宝墩古城遗址考古发掘航拍图。成都文物考古研究院供图

　　国保寻踪 19

　　近期，随着三星堆遗址新一轮考古成果的发布，神奇璀璨的古蜀文明，再一次吸引世界目光。

　　作为中华文明起源多元一体的重要组成部分，古蜀文明拥有其独立发展和演变的过程。在三星堆遗址西南方向，以成都平原史前城址群为代表的宝墩文化，位于三星堆文化之前，也正是蜀文化的源头。

　　成都平原史前城址群是迄今所知长江上游地区发现年代最早、规模最大、分布最密集的史前城址群。

　　日前，当记者站在4500年前的残垣旁，望着沃野平原，不由得畅想一个庞大、古老的王国如何在这里缘起缘生。近年来，随着考古人员的不懈努力，诸多考古成果一 一呈现，或许也能解答人们好奇的“三星堆究竟从何而来”等诸多疑问。

　　国保档案

　　成都平原史前城址群，包括新津宝墩古城、大邑高山古城、大邑盐店古城、崇州紫竹古城、都江堰芒城、崇州双河古城、郫县古城、温江鱼凫城8座史前古城，距今4500年—3700年。成都平原史前城址群自上世纪90年代陆续被发现，2001年被国务院公布为第五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A成都平原城市文明从“宝墩文化”开启

　　上世纪90年代以来，成都平原相继发现了新津宝墩古城、大邑高山古城、大邑盐店古城、崇州紫竹古城、都江堰芒城、崇州双河古城、郫县古城、温江鱼凫城8座史前古城，引发学界关注，将其统称为“成都平原史前城址群”。

　　据考古人员研究，这些古城年代位于三星堆文化之前，距今4500年—3700年。其中因新津宝墩古城遗址最具代表性，故将该文化命名为“宝墩文化”。

　　走进新津宝墩村，一片绿油油的农田包围之中，能看到一些凸起的夯土堆，明显由人为修筑所成，这正是距今4500年前的人们留下的城墙。

　　2009年，成都文物考古研究院对成都平原史前城址群开展考古研究，从留存至今的泥土堆中，揭开这个庞大城市群的起源和发展。

　　根据研究，考古人员将宝墩文化分为四期：宝墩文化一期，距今4500—4200年；宝墩文化二期，距今4200—4000年；宝墩文化三、四期，距今4000—3700年。

　　这8座古城中，大邑高山古城、新津宝墩古城、大邑盐店古城、崇州紫竹古城修建时间最早，均建造于宝墩文化一期。成都文物考古研究院宝墩工作站副站长唐淼介绍，从建城面积与分布关系来看，这4座城址，以宝墩古城为中心城，其余3城为“卫星城”，分布于宝墩古城周边。

　　宝墩古城，是目前所发现的长江上游地区时代最早、面积最大的史前城址，也是长江流域规模第二大的史前城址，仅次于长江下游的良渚古城遗址。长近2000米，宽近1500米，城周近6.2公里，面积276万平方米……这里就是成都平原人群第一次超大规模定居生活的地点。

　　“经过考古研究表明，宝墩古城分内外双重城圈，均为东北—西南走向，其中南、东、西三个方向均为两道城墙，东北方向因外有河流而内外城墙重合。内外城墙修筑方式和形态相似，其中内城面积60万平方米，呈长方形；外城面积276万平方米，呈较规整圆角长方形。”唐淼说，从时间上来看，外城修筑时间晚于内城，但内外城同时使用过，经过钻探发现，内外城墙之间有众多宝墩文化时期的遗存，外城的修筑可能是因为内城的空间满足不了人口增长或聚落内部规划变化的需求在后来修筑的。

　　宝墩古城不仅城墙规模宏大，而且还发现了大型礼仪性公共建筑、夯土台基等大型遗迹。还有一条环城道路，最宽处有3米左右，路分为两层，下层用粉砂土铺垫，上层局部还保留了一层鹅卵石，可见在修筑时经过了精心处理。

　　唐淼说，虽然宝墩古城的布局或还不足以代表“筑城以守君，造郭以卫民”的建城理念，但要组织如此大规模的城墙修建并非易事，还有规划性的环城道路、多组大型公共建筑基址等，都展现了宝墩社会的规划、组织和管理能力。

　　因此，宝墩古城遗址是成都平原城市文明的起源地，也是成都平原迈进文明门槛和长江上游文明起源的历史见证。

　　B与水“相生相抗”的古城变迁

　　大多数文明总是伴水而生，但许多人类的发展史，又是一部与水的斗争史，这在蜀地尤为明显。

　　成都平原史前城址群，从不同年代古城之间的选址、修筑方式等变迁，也可以看出那时古蜀先民与水的“相生相抗”。

　　在最早出现的新津宝墩古城、大邑高山古城、大邑盐店古城、崇州紫竹古城4座古城，城址均为单重城墙，外设壕沟。

　　“从选址上来看，均既邻近水源又避免水患；从筑城技术来看，均为平地起建、城垣斜向堆筑，略加拍打，没有夹板束缚，堆积土层厚薄不匀；从城垣结构来看，都为高耸的城墙，外侧有壕沟。”唐淼介绍，这样的选址位置和修筑方式，与长江中游的江汉平原、澧阳平原史前城址类似，而与黄河流域史前城址城墙有较大差异。

　　唐淼说，这些位于长江流域的史前古城的修筑方式，都有着十分类似的治水功能，城墙的首要功能当然是防御，城墙与壕沟形成的高差有利于防御外侵；但同时城墙挡水、城壕泄水避免水患对古城的冲击。此外，利用壕沟治水，将进入城内的水量予以适当控制，这样既能保护城内的民居房舍，又能管理水资源，服务于农耕。

　　当宝墩开始修筑外城墙时，都江堰芒城、崇州双河古城两座城址也开始修筑，这两座古城地势更高，均位于岷江冲积扇后缘，靠近岷江出山口的位置。“一方面，人口增长、社会发展，人们需要更多的居住场所；另一方面这一时期虽然宝墩古城等城址仍在使用，但因选址位置较低，饱受水患困扰。”唐淼说，因此古蜀先民向地势更高的岷江冲积扇后缘区域部分迁徙。

　　都江堰芒城、崇州双河古城两座城址修筑方式较特殊，单重城墙之外再加筑一道墙体，形成双重城墙，进一步突出御水功能。

　　其中，都江堰芒城遗址，面积约10万平方米。在这里，可以清楚看到不少留存下来的内外城墙的一些残垣。据考古研究，内城城墙现存宽5-20米、高1-3米；外城墙现存宽5-15米、高1-2米。内外城墙之间地势低洼，似为城壕。

　　到了宝墩文化三、四期，前期出现的城址多已废弃，古蜀先民第一次进入到平原腹地，新修筑了温江鱼凫城、郫县古城两座城址。

　　“此时先民不仅在城内生活，城址之外亦有大量人群分布。城址周边有多处宝墩文化晚期中小型聚落，表明该时期人口急剧增长，社会复杂化程度加剧。”唐淼说，宝墩文化三期之后的房屋数量增多，面积普遍变小，单个房内居住的人口变少，可能是因家庭结构发生了变化，由几代人集中居住的大家庭向小家庭结构转变。

　　C孕育古蜀农耕文明

　　“天府之国”，沃野千里，成都平原农耕文明传承久远，最早的追溯，同样是宝墩文化时期。

　　每年从5月开始，成都平原迎来水稻插秧的农忙时节，连片沃土满眼新绿。而在4500年前，古蜀先民们也开始在这片土地上种植水稻。

　　根据考古研究，在宝墩文化之前，川西人群生业形态以旱作农业为主，兼营渔猎，而到了宝墩文化时期，通过植物考古的浮选大植物遗存、植硅体的研究表明，那时古蜀人的经济结构已经转变为以稻作农业为主，兼有粟作农业。并且宝墩文化各时期，水稻在作物中的重要性呈上升趋势。

　　那么，水稻种植的技术又从何而来呢？

　　“长江中游地区水稻种植历史悠长，最早可以追溯到距今1万多年前的湖南玉蟾岩遗址，宝墩文化水稻种植技术很可能由长江中游地区传播而来。”唐淼说。

　　除了种植水稻，宝墩文化时期，古蜀人还开始对猪、狗等家畜进行驯化，奠定了古蜀文明乃至成都平原“天府之国”的生业基础。

　　随着文明发展，到了宝墩文化晚期，由于人口的极速增长，需要更多的稳定食物来支撑人口发展与社会分化，而成都平原腹地广袤的沃土更利于以稻作为主的生业方式开展，先民逐步离开早期城址，深入成都平原腹心地带。“环境考古成果表明，成都平原的气候在宝墩文化时期逐渐干冷，水域面积减少，为先民进入平原腹地提供了可能。”唐淼说，随着水稻产量上升、耕地扩张、人口急剧增长，宝墩先民阶层进一步分化，社会复杂化程度加剧，文明程度逐步提升。

　　由此表明，稻—粟兼作农业体系和家畜饲养奠定了古蜀文明乃至“天府之国”农耕文明的基础。“因此，宝墩遗址是成都平原稻作文明发源地，是成都平原稻谷农耕种植的初始发现，是天府农耕文明的起因，具有始源性质的重大意义。”唐淼说。

　　正是以成都平原史前城址群为代表的宝墩文化为起源，接续以三星堆遗址为代表的三星堆文化，到以十二桥遗址、金沙遗址为代表的十二桥文化，再到以成都商业街船棺墓为代表的晚期蜀文化，勾勒出古蜀文明长达2000年的发展脉络。

　　作为古蜀文明之源，宝墩文化中的诸多创新创造，也深刻影响了后来古蜀文明在不同发展阶段的创造。“例如宝墩文化中的制陶、石器工艺、筑城技术、大型建筑基址布局、小型建筑营造方式、水稻种植、家猪养殖等因素，都影响到了之后三星堆文化以及以金沙遗址为代表的十二桥文化。”唐淼说，应该说宝墩文化为三星堆文明的起源找到了重要的线索，三星堆文化是在宝墩文化的基础上，吸收了中原文明因素、长江中下游文明因素综合发展而来的。（四川日报全媒体记者吴梦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