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月16日,横跨冬春夏的“映世菩提”特展落下帷幕。这次展览以12家文博单位的102件/套展品,从全新角度及视野重新审视成都南朝造像,解读其在中国佛教史上的重要地位。自今年1月在成都博物馆开放,虽然受到疫情影响,展览观众仍达到30万人次,受到专家和学者广泛好评,登上中国博物馆热搜榜。
在展览落幕之际,成都博物馆举行了“映世菩提”特展配套的学术研讨会。阿育王像是本次“映世菩提”特展的明星展品,成都出土阿育王像的渊源和传播路线一直是学界讨论的焦点。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教授李崇峰结合相关历史文献,论证了阿育王像的粉本或模型,应从天竺(古印度)中转建康(今南京)后传入益州(今成都)的观点。
成都多处出土石刻阿育王像
阿育王像并非是古印度孔雀王朝阿育王本人的肖像,而是阿育王所造的释迦牟尼佛像的简称。作为佛教史上的重要人物,阿育王是印度孔雀王朝的皇帝。公元前303年至前232年,阿育王被许多人视为印度最伟大的皇帝。在结束统一战争后,阿育王开始专注于佛教,他广修寺庙,召集僧人编撰整理佛经,使佛教成为国教。
公元六世纪初,中国佛教发展迎来高峰时期。南朝梁武帝效仿阿育王,他积极推行与佛教有关的政策,亲身弘扬佛法,主持笔译《阿育王经》。同时,梁武帝十分重视对益州的管理。当时,益州刺史多为皇室贵族,且都信仰佛教,他们还带僧人随行入蜀,使得益州佛教非常兴盛。
我国现存的石刻阿育王像的考古资料主要集中在成都,从万佛寺、西安路、下同仁路等遗址出土的造像中,可见当时阿育王供奉的流行。成都地区目前出土的阿育王像,与后来逐渐汉化的释迦牟尼像风格不同。这些佛像通肩袈裟,袈裟衣纹呈U字形,硕大的束发状肉髻,明显的八字形胡须,杏仁状睁开的双眼,保留了较多西域特色。
“映世菩提”展览展出5件出土于成都的阿育王像,其中最为重要的是南梁太清五年(公元551年)的柱僧逸造阿育王像。这是目前全国发现的唯一一尊南朝阿育王全身像。
1995年,这尊佛像在成都市西安路一处窖藏坑出土。这尊阿育王像头部有高肉髻,面部有突出的颧骨和粗壮的八字胡;佛衣上有带折角的“海军领”,从左臂下方至两腿中间有一组平行的装饰纹样,袈裟长度只到小腿处。佛像双脚背后的长方形石板上刻有发愿文,制作年代、文物名称等信息一目了然。
由梁武帝爱子带到益州
这种有浓厚印度风格的佛像到底从哪里来?
从文献记载看,唐初仍有阿育王像的雕刻,这些像普遍通肩袈裟,或手执袈裟一角,或手敛于胸前。张彦远《历代名画记》中记载的阿育王像也是形制古朴,皆作螺发;《南海寄归内法传》也提到阿育王像,“以角搭肩,衣便绕颈,双手下出,一角向前,阿育王像,正当其式。”这些特征都与成都出土的阿育王非常接近。
通过图像学比较,有学者认为,这种特征可以追溯到犍陀罗地区创始期的佛像。这些佛像经过中亚、西域,传入中原地区,后来传至江东,并沿长江水路传入成都。李崇峰认为,益州和建康关系密切,很可能是从建康中转传入益州。
南梁太清五年,武陵王、益州刺史萧纪是武帝最宠爱的第八子,他对四川的发展做了很大贡献,在他任期内益州地区的发展达到空前的高度。成都地区出土的阿育王像,也被认为与萧纪来川作益州刺史有关。
当时武帝重视建康长干寺阿育王塔像,使得阿育王像的信仰在南朝逐步扩大。萧纪很有可能携带长干寺像的摹本来到益州,也将“阿育王崇拜”带到益州,并由官方普及到民间。而且,印度及西域地区以及当时的北朝并不存在阿育王像的信仰,因而成都的阿育王像并不来自这些地方,应是来源于南朝阿育王像信仰盛行的建康。(记者 薛维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