聚焦成都武侯区社区体制机制改革中的“加减”法

近日，家住成科路10号院的居民叶桂英发现，社区门口的那块牌子变了。“原来这里叫成科路社区，现在变成了新的跳伞塔社区。不管咋个变，我最关心的是环境能不能整好点，社区的服务如何？”

从今年2月起，成都市武侯区开始启动社区体制机制改革，原有的87个社区调整为71个，减幅为18.4%。但在实践操作过程中，这却不是一场简单的“减法”——“社区不是越大越好，也不是越小越好；撤并的数量不是越多越好，也不是越少越好；关键在于有利发展、便于治理。”正是在一场“减”与“加”的辩证关系中，减去了“行政管理成本”，增加了“政府效能与公共服务水平”，居民“自己做主”的民主自治意识也被完全激发出来。

社区改名 “双楠”是块金字招牌

2000年，从外地转业回成都的赵洪发四处看房子，最终他选择了双楠街138号的安居花园小区。在他看来，小区的绿化环境、卫生水平以及周边配套在全市已相对领先。

几年后，双楠小区的名气越来越大。赵洪发经常到全国各地旅游，当被问及住在哪里时，他经常都会自豪地对外地朋友说，“我住在成都，对，就住在双楠！”

“刚开始我很奇怪，他们听说我住在双楠，第一反应就是，‘我知道，那是成都的富人区！’后来，我自己也认真想过，双楠真正让人羡慕的是这一片区高度发达的文化、商业和餐厅业。”

在双楠，赵洪发一住就是20年。虽然现在成都也有了不少社区商业繁华的小区，但在赵洪发心中，双楠还是有不可替代的优势，“一出门，衣食住行很方便。双楠是一个很宜居的地方，所以未来这一片区还要发展，我认为应该好好利用打了20多年的金字招牌，聚集更多的人流、文化和资源。”

吴晓玉今年70岁，是一位在双楠土生土长的居民，从最早的双楠村到后来有了双楠街道，再到现在的社区，吴晓玉说她有抹不去的“双楠情结”。“原来这一片都是农田，我记得原来去华西医院看病，要走四五十分钟。现在公交车一条路直达，最多20分钟。生活在这里，各种菜市场、超市、饭店一应俱全，非常方便。” 吴晓玉说，上世纪九十年代，双楠村改制，曾叫过双楠社区。但后来成立了双楠街道，为了避免重名，社区就只好另外改名。“现在没有了双楠街道，我们希望能在社区上保留双楠两个字，更符合这里的地理环境和老百姓的生活习惯。”

4月，社区召开居民代表会议，将社区改革方案公告给居民；5月，收集居民意见，社区形成决议报街道；6月，公布社区改革调整方案并公告……赵洪发、吴晓玉等居民的提议最终被采纳。6月10日，双楠社区正式揭牌，居民们纷纷表示：熟悉的双楠终于又回来了！

“社区的事情要相信居民，组织居民参与，商量确定相关规定，大家共同遵守、共同建设。”在双楠社区居委会陈秀云看来，社区管理不是哪一个层面的事，充分激发居民自治的意识，才是社区高质量发展的内生动力。

社区变大了 服务必须要跟上

“新社区在哪个位置？离我家有多远？环境如何？服务如何？”说到社区体制机制改革，居民的诉求不一，但如何科学、有序地梳理好这些需求，却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为此，玉林街道专门聘请了第三方调查公司，走家串户，将居民的实际需求落实在了一张调查问卷、十五个具体问题上，一目了然。

“你是否知道成都市武侯区玉林街道拟实施社区体制机制改革？”“就这次社区体制机制改革，您和周边的群众有无议论过？”“体制机制改革公开征求意见、社会稳定风险评估等论证方式是否可行？”陈善杰是调查公司的一名员工，在深入玉林街道10余个社区，收集了千余名调查问卷后，她印象最深的是一位七十多岁的大爷，“大爷非常配合我们的工作，最后他还语重心长地说，‘社区整得好不好，关键看服务。只要服务跟上了，我觉得，其实大点小点，远点近点都不是问题。’”

近半年，从社区更名到党群服务中心建设，跳伞塔社区居民李燕说，她最满意的是社区把居民的意见真当了回事。“新社区290平方米如何分区，空间设置是否科学，能不能满足开放功能区社区的需求？这些问题在居民议事会上反复被提及。说实话，社区变大，人口更多，也意味着大家的需求更多。如果能在改造前就把这些设计都考虑好，后面出现意见不统一的几率也就少一些。” 让李燕最高兴的是，她向社区提出保留“跳伞塔历史记忆”的建议最后也变成了现实，在党群服务中心的拐角，专门有一处可以停下来休息的休闲椅，背景墙上有六七十年前的高塔、跳伞包，还有那个年代的搪瓷杯、水瓶等，“城市变化了，但历史记忆、文化符号不会马上消失。在成都，跳伞塔片区一直都是高科技的代名词。”李燕说道。

目前，跳伞塔社区党群服务中心内部打造已进入最后的收尾阶段，两个月后将正式与居民见面。社区共设有7大功能区域——名人馆、充电馆、亲子馆、事务馆、科普馆以及社地校企和社会组织工作站。

社区变小 出门办事更方便

晋阳街道晋阳社区是武侯区人口户数最多的社区之一，共有35个小区，13786户，总人口超过4万人。区域大、人口多、背街小巷多，也给居民到社区办事带来了不少麻烦。

对此，家住红运花园北苑的宋大姐深有感触，特别是疫情期间实行小区封闭管理后，她到社区一趟更麻烦，“原来到社区只需要5分钟。现在不能从小区内穿过，我至少要绕两三公里，多花二十多分钟。” 家附近不远处就有晋阳街道的吉福社区，但改革前，宋大姐只能望而却步。

深感不便的还不止宋大姐。王馨是晋阳社区两委成员，专门负责社区的残疾人工作，“真正让我感觉精力不够的还不是户数多，而是社区的很多服务无法真正下沉下去。”王馨说，社区现在一共有残疾人246人，残疾人总数是其他社区的两倍之多。“举个例吧，比如国家会出台新政策，帮扶残疾人就业、生活。本来我应该挨家挨户上门去，但现在因为社区人手有限，有必须及时宣传到位的，我就只能通过电话。在电话里，有时你明显感觉那端还有很多话想对你倾诉，但因为时间原因，我可能就会打断他们。挂断电话，自己心里挺内疚的，无法精确掌握每一位残疾人的需求，就谈不上后续更有针对性的服务。哎！”

改革前，全区实有27个管理人口1万人以下的社区，而像晋阳社区这样的，实有管理人口则超过4万人，且部分社区存在着管辖区域相互交叉现象，社区规模结构不均衡、服务能力不匹配、治理精细化程度不够等问题较为突出。如今，社区体制机制改革让晋阳社区变小了：小区减少了7个，总人数减少了8千8百人，不光宋大姐的问题迎刃而解，社区工作人员的压力也小了很多，人员分配更加合理。

据区民政局相关负责人介绍，此次社区体制机制改革进一步均衡了各社区人口规模、内外环境、管辖范围，社区空间布局明显得到优化，社区边界更加清晰明了，社区服务更加平等高效，为进一步完善基层治理体系，提升基层治理能力提供了有效保障。（胡晓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