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有硝烟的战场

1、指挥部

2016年5月，中共凉山州委一纸命令，凉山州雷波县县长王永贵调任凉山州人民政府副秘书长兼州扶贫和移民局局长。

王永贵上任之际，规格颇高。州委组织部部长亲自到雷波去接，到了州里，州委书记林书成亲自找他谈话。

王永贵知道，组织上这番举动，既是对他个人的重视，更是对他即将担任的这个职务的重视。2015年至2020年，是国家，也是大凉山脱贫攻坚的最后一战，就像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的那样：脱贫攻坚越往后，遇到的越是难啃的硬骨头，特别是“三区三州”地区，不仅贫困发生率高、贫困程度深，而且基础条件薄弱、致贫原因复杂、发展滞后、公共服务不足，有的地方可以用“有天无地、有山无田、有人无路”来形容，脱贫难度更大。王永贵在凉山工作多年，从基层到机关，又曾主政一方，对大凉山地区的贫困成因、贫困程度，了解得再清楚不过了。更让他耿耿于怀的还有一种现象：多年来，大凉山一直有两副模样：一个模样是安宁河谷一带，这里土地肥沃，阳光水源充足，一年四季，稻菽果蔬，百里飘香，与内地一流的农业县相比毫不逊色，像西昌市，进入了全国百强县，全省排名第七；另一个模样则是二半山区和高寒山区，这里土地贫瘠，冰冻期长，只能出产土豆、玉米、荞麦，而且广种薄收，贫困叠加，群众生活十分困苦。在片面追求政绩的思想指导下，资金自然向安宁河谷倾斜，至于贫困县，则是在公路边搞一两个万能参观点，供上级参观用；在使用干部时，也是把能力强的干部放在公路边上窗口地区，能力差的则放到偏远贫困地区，这样做，造成的结果就是两极分化现象越来越严重……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王永贵跟我们做过一个十分形象的比喻：内地的贫困县，就像一件衣服破了几个洞，一针一线，巴巴适适地补上、补好就行了。凉山不一样，这件衣服全是洞，一个连着一个，怎么补？有一组数字他记得很清楚：截至2015年，全州11个贫困县，2072个贫困村，贫困人口达到97万，贫困发生率19.8%！要想在2016年至2020年短短的五年时间里甩掉大凉山戴了多年的贫穷帽子，简直是一个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州委书记林书成见到王永贵之后，开门见山，言简意赅：“第一，凉山脱贫攻坚任务非常艰巨，扶贫局担子非常重，需要一个很强的干部，州委选择了你，希望你不要辜负组织上的期望；第二，你对凉山的情况很熟悉，基层工作经验丰富，有做好这项工作的基础；第三，要把全部心思、全部精力集中在工作上，把班子建设好，把队伍带起来，只能成功，不能失败！”

面对州委书记刀刃一般的目光，王永贵直言不讳：“我首先要感谢组织的信任，但是，我怕我做不好工作，要拖累你们领导，害你们丢乌纱帽……”

州委书记林书成打断他的话：“我们头上的乌纱帽事小，大凉山脱贫事大。打不赢这一场战役，我们就是千古罪人，对不起党，也对不起大凉山几百万各族兄弟！”

州委书记把话说到这个程度，王永贵无话可说。

他肃然起立：“保证完成任务！”

王永贵于1973年出生在一个地地道道的彝族家庭，兄弟姐妹5个，他是老大，父母对他的希望也最大，为他取名拉马克地，“克地”在彝语里，是疆域的意思。父亲是一名有着30多年党龄的老党员，在村子里德高望重，唯一的缺憾就是没有文化，所以非常希望小克地能好好读书。他说：“只要你能读得起，再多的钱我也供你！实在读不起了，就回来，我给你找个媳妇。”

小克地没有给自己留后路，读书非常刻苦。他很幸运，遇到一位好老师。老师告诉他：“汉民族是一个非常伟大的民族，你会从这个民族身上学到很多很多的东西，你要了解这个民族，融入这个民族。我给你取一个汉族名字，王永贵。王，是汉族里的大姓，贵是价值高、分量重，值得珍惜与重视，也可以形容一个人在社会中的重要性、优越性、关键性，比如像毕摩那样的人。”

王永贵很争气，成绩不错，小学毕业后考进省会成都第28中学民族班，成绩仍旧优秀，顺利地考上了大学，读的是西南民族大学当时最好的畜牧畜医系，成为拉马家支里第一个大学生。大学毕业后，作为省委组织部的选调生，他被派到凉山州美姑县巴普镇当镇长助理，而后当副乡长、乡长，28岁当上了副县长，然后在几个贫困县辗转任职，2014年就任雷波县县长时40岁出头，年轻有为，也算是拉马家支里最大的官。

扶贫局是2014年成立的新机构。在此之前，这项工作由扶贫办公室负责。2014年，扶贫办与移民局合并，成为扶贫和移民局。在50多个州级机关里，扶贫和移民局属于比较边缘化的单位。王永贵不能容忍的是，在每年州级机关绩效考核中，扶贫和移民局经常都是排在最后几名。他觉得非常难以理解。他到各个科室做了一番调查，发现主要问题还是精神状态。扶贫和移民局的同志，比较习惯机关的按部就班，比较习惯上情下达、下情上达，没有那种主动出击的精神头，没有那种大战即将打响、必须全力以赴的临战状态。而且，科室的设置也不尽合理。在征求意见的基础上，王永贵拿出了一个机构调整方案，报给分管领导州委副书记陈忠义。

陈忠义既是凉山州脱贫攻坚指挥部副指挥长兼办公室主任，也是州编委主任。陈忠义非常支持，在脱贫攻坚这场战役中，扶贫局应该是谋划方略的参谋部，应该加强。新方案增加了三个科室，局领导班子也做了调整。既然是调整，自然有上有下，有人不满意。王永贵说：“我们现在是上战场，不是进疗养院、养老院，必须跑步前进！我们面临的敌人那么强大，没有一个强有力的团队，是要死人的，是要打败仗的。”

从此，扶贫和移民局“能者上，平者让，庸者下”，风气为之一变。有一个排名很能说明问题：2016年底，在州直机关综合目标考核中，扶贫和移民局第一次甩掉落后的帽子；2017年，作为第15名跨进由前20名组成的第一方队；2018年，被评为第10名，连续3年获得凉山州“综合目标”绩效考核一等奖。

在这期间，王永贵还有一个惊人之举：要官，明目张胆地向组织上要官。要的什么官？州脱贫攻坚指挥部办公室副主任一职。凉山州脱贫攻坚指挥部是个规格很高的指挥部，州委书记、州长任指挥长，下设办公室，简称“脱指办”，由州委副书记陈忠义担任办公室主任，负责统筹全州脱贫攻坚工作。近些年来，精简机构，减掉了不少临时机构，由一、二把手亲自担任指挥长的指挥部十分罕见。指挥部相当于军队的司令部，负责发号施令，调度各单位协同作战。地方政府但凡成立指挥部，就说明这项工作的意义极其重大，时间极其紧迫，而且必须调集所有能够调集的力量。对于大凉山脱贫攻坚、改变大凉山数百万各族群众命运这场大战役而言，确实需要这样一个统帅机构。

王永贵向陈忠义陈述的理由很充分：“扶贫和移民局的工作牵涉面极广，经常与州直机关的几十个局打交道，但都是平级单位，说话不好使，有个指挥部办公室副主任的身份，有利于工作。再说，也是一个正县职，也没有升个一官半级，也没有增加一分钱工资。”

陈忠义一听，觉得很有道理，王永贵本来也有一个州政府副秘书长的身份。他报请州委书记、州长，把王永贵增补为办公室副主任，并且协助他主持办公室日常工作。

至此，王永贵算是找到了自己的位置，协调其他部门也是“师出有名”。在年底县级领导班子换届之际，他向州委、州政府和州委组织部领导汇报县级扶贫系统领导班子现状和人员配备情况，提出县级扶贫系统领导班子人员配备建议供领导参考；建议州委重新调整州脱贫攻坚领导小组单位，把与脱贫攻坚工作相关的76个州级部门全部纳入凉山州脱贫攻坚领导小组成员单位，全体副州级及以上领导均担任州脱贫攻坚领导小组副组长，下设10个攻坚工作小组，落实州级领导联系县、县级领导联系乡和村、乡镇领导联系村民小组、一般干部联系到户制度，州县乡村四级干部抓扶贫的工作模式在凉山全面启动并取得成效，形成了“千斤重担人人挑、人人肩上有责任”的新格局。

王永贵还提出建立“州委脱贫攻坚抓落实督导机制”。陈忠义非常赞同，报请州常委批准后，抽调一批优秀干部，组建6个州委脱贫攻坚抓落实督导组，由县级领导干部带队，常驻11个深度贫困县，暗访到村、督察到户，直至脱贫摘帽，针对问题发“点球”，要求牵头部门及时制定整改措施，明确整改完成时限，限期销号。

这是一项面对面、动真格，甚至必须“刺刀见红”的短兵相接。“脱指办”的叶晓霞就经常碰到这样的事儿：

下乡督察，碰上下大雨，进村入户的道路泥泞不堪，车子肯定是进不去的，县里的同志说：“别去了，我们把村里的同志喊来好了。”

叶晓霞不听，执意要去，挽起裤腿就走，不小心摔了个跟头，腿摔肿了，胳膊肘摔破了。县上的同志过意不去。其实，他们不知道，这个身材娇小的女子，刚参加工作就上了高寒山区贫穷乡，之后还当过副乡长，很是经受过一番磨炼。有一次，她从西昌搭乘摩托车回乡里，走到半路上，山上滚下来一块大石头，擦着她的头发，砸在她身后的摩托车架上，把她捆在摩托车后架上的一箱方便面砸得粉碎，摩的师傅用了全部力气才撑住摩托车，没有翻下山去。然后，这个罪魁祸首、这块石头又弹起来，掉到了悬崖下面。叶晓霞真的是与死神擦肩而过！结果怎么的？她还不是抹一把冷汗，继续上山。

其实，最让她恼火的还不是自然环境的恶劣艰苦，而是基层一些同志的工作作风问题。有一次，一个村子拟退出贫困村。叶晓霞代表“脱指办”前去检查验收。到了贫困户家里，在与贫困户面对面问话、填写问卷时，她还没说话呢，村里的干部先走到户主面前，用彝语跟户主交代，这个话要怎么说，那个话要怎么说，什么话又不能说。他不知道，叶晓霞虽然是个汉族姑娘，却是非常刻苦地学过彝语的。叶晓霞很生气，她把这个干部单独喊出来，当即用彝语问他：“你为什么不让老乡自己说呢？我们要了解的就是最真实的情况，什么都按你教的说，那不是欺骗我们验收组吗？”

这个干部大吃一惊，满脸通红，当场就傻了：“叶姐，叶姐，你会彝语嗦。我还以为……”

“我要是不会彝语，就要被你瞒过去了。”

叶晓霞缓和了一下口气说：“我也在基层干过，我知道基层工作的难处。不过，脱贫攻坚可不能弄虚作假，谎报军情，那可是犯罪！有问题不怕，也很正常，我们来验收，就是要发现问题、解决问题，把问题解决了，这样的脱贫才是真脱贫！”

一番话，说得那个干部面红耳赤，低下了头，随即做了诚恳的检讨。

事后，有人把情况反映到王永贵那里，半开玩笑半认真地说：“你们的小叶真是辣哟，一点情面都不给下面的同志留。”

王永贵说：“我们的小叶还是留了情面的。在战场上，打仗的时候，谎报军情只有一个结果，砍脑袋！”

中国要在2020年彻底消灭持续了几千年的绝对贫困，凉山州是重点之中的重点。国家关注，省里关注，兄弟省也关注。王永贵作为凉山州扶贫开发局局长，和国家扶贫办的领导，省脱指办、扶贫局的领导多有来往，他们对王永贵有一个共同的评价：永贵报的情况，真实！可靠！

听到这话，王永贵觉得，自己的辛苦，值了！

2018年3月，王永贵赴京参加一个全国性的会议。国务院扶贫办主任向与会者介绍：“这是我的小兄弟。我叫刘永富，他叫王永贵。我俩的名字一个有富，一个有贵，合起来就是富贵。我们就是要让贫困群众早日脱贫，过上永远富贵的生活！”听了这番话，王永贵顿时觉得肩上的担子又重了几分。

2019年9月底，王永贵又一次来到北京。不过，这次，他不是为工作而来，他是作为全国民族团结进步模范，参加表彰大会，并受邀观摩70周年大典活动的。这是何等荣耀的事啊！王永贵很是激动。10月1日，他穿着一身传统彝族服装，坐在人民英雄纪念碑一侧的观礼台上，观看新中国成立70周年的盛典。在欢呼雀跃的人潮中，他分明看见了他的彝族父老、彝族兄弟、彝族姐妹……正和各民族的兄弟姐妹一起，奔向明天。

2、数字战争

王永贵之所以在回答上级询问的时候有底气，是因为他心里有数，这个数，是由扶贫局一个庞大的数据库支撑着的。

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精准扶贫”之后，国家扶贫办行动非常快，他们迅速组织力量，开发了一个名为“全国扶贫开发信息系统”的大数据平台，下设管理、分析、项目、决策等子系统，要求将全国贫困县、贫困村乃至贫困户的基本信息全部录入，他们的设想是，只要进入这个平台，鼠标一点，就可以了解全国任何一个贫困县、贫困村，乃至任何一位贫困户的基本情况。不得不说，这个构想够大胆、够前卫，而且也抓到了点子上。试想一下，连贫困县、贫困村、贫困户的底数都搞不清楚，谈何精准呢？况且，进入信息化社会之后，这种看似不可能实现的梦想，现在完全有条件实现。

2014年4月，国家扶贫办在重庆举办培训班，推广这个平台，培训相关人员。国家扶贫办明确要求全国市州以上扶贫局派人参加。当时在凉山州扶贫局信息科工作的王在超接到通知，去参加培训。他知道，与兄弟市州相比，凉山州不管是硬件还是软件都有很大差距，要想方设法赶上去。他向领导报告：这个国家级的培训机会千载难逢，能不能让全州每个市县都派一两个人参加呢？反正就在重庆，也不远，自费也行。

领导同意了，让王在超通知各市县，并且让他带队。凉山州参加培训的人员数量是全省最多的。

培训是由国家扶贫办公室下属的信息中心组织的，请了熟悉系统的信息工程师讲课，王在超和同伴们大开眼界。结果却让他们压力巨大。原来，国家扶贫办公室要求，培训结束后2个月，平台必须交付使用。

时间太紧张了。王在超回来后，立即起草报告，领导批准后，立即开始采集数据，只有把数据收集齐了，才能将其正式录入全国扶贫开发信息系统。

这是一项极为浩大又极为繁琐的工程。凉山州有11个贫困县，非贫困县也有相当数量的贫困村，初步估算了一下，有2072个；还有贫困户，截至2015年，贫困人口的数量达到67.6万，贫困发生率15.1%。根据国家扶贫办的要求，一个贫困户的基本信息就有200多项。如果在内地其他地区，一个村子有村委会，可以负担这项工作，实在不行，县乡镇支援一下也没问题。可是，大凉山，许多村委会干部都是文盲半文盲，根本指望不上。好在当时每个贫困村都派有由县乡干部组成的驻村工作队，这个任务就交给了他们。队员们挨家挨户，问明情况，进行核对，然后记录在案。

也是在这个过程中，基层普遍反映，一个贫困户要收集200多项数据信息，实在是太多了。国家扶贫办从谏如流，进行精简，把200多项数据砍掉了2/3，只保留了80余项。到2014年8月底，全州数据采集工作基本完成，10月，基础架构完成。其中的酸甜苦辣真是一言难尽。许多人通宵达旦守在机房里，哪怕家就近在咫尺，也无暇顾及，甚至有夫妻因此闹起离婚来……

然而，成果也是巨大的。国家扶贫办提出的目标基本实现：大凉山11个贫困县2000多个贫困村60多万贫困人口的信息，全部进入了国家数据库。不论在任何地方、任何时候，只要有权限进入这个数据平台，就能找到想找的那个贫困县、那个贫困村乃至任何一位贫困户的信息。

王永贵告诉我们：“与易地搬迁、彝家新寨和发展产业那些展现在人们面前的、轰轰烈烈的工作相比，这项工作鲜为人知。可是我知道得非常清楚，这群无名英雄完成的是一场革命，一场信息革命。就像打仗一样，敌人在哪里，敌人有多少，装备了什么武器，这些都搞不清楚，这场仗怎么打？所以说，翔实的信息数据为大凉山打赢脱贫攻坚这场战役奠定了一个坚实的基础。它的重要性，怎么说也不过分！”

王在超也是第一次接触这样的领导，要求严，脾气大，批评人不留情面，而且，一个“实”字当头，发现问题，不推，不拖，不解决不撒手！虽然时刻如坐针毡，但是，那未必不是一种长鸣的警钟。

其实，对于王在超和他的同事们来说，数据库的建立只是第一步，大量的工作在于数据库建立之后，用他们的术语来讲，就是要定时进行数字清洗。比如说，2014年对贫困户进行识别的时候，这户人家要供养一个在读大学生，因此被评定为贫困户。到了2016年，这个大学生毕业了，找到工作了，他们家的经济状况就发生了根本的改变。因此，数据库也要进行动态管理。王在超就不止一次碰到过类似的情况。有一次，他发现，有一个四川泸州的大学毕业生考进了凉山州人事局。而这个大学毕业生的家是单亲家庭，两个孩子都在读书，2014年识别时确定的贫困户。现在，这个孩子考上公务员，家庭有财政供养人员，就不能再享受贫困户的待遇了。王在超把这个情况跟泸州方面做了核对，然后又报到省里，做了纠正。

该进入贫困户系列的没有进入，该退出的没有及时退出，反映的是动态管理没有跟上。四川省扶贫局也发现了这种现象。2016年底，下发文件，要求全省开展大排查，进行“精准识别回头看”。

王永贵看到文件，立即召集会议，在上级文件的基础上，创造性地提出了“回头看”的“八个比对”，其中包括有没有车、有没有房（商品房）、有没有财政供养人员、有没有经商办企业、有没有购买商业保险、有没有非农业人口等等，同时，与公安系统录入的家庭基本信息进行比对，做到应纳尽纳，应出尽出。

州委副书记陈忠义看到后，十分赞赏，立即签发。

这次“回头看”，新增加了2653户贫困户9826人。在这次“回头看”的过程中，他们发现了另一个突出问题：全州有7万多人没有身份证件。原因十分复杂，有超生怕处罚的因素，也有出生登记怕麻烦的因素，还有基层管理人员法治意识淡薄的因素，也是一个多年积累而成的问题。

陈忠义专门召集扶贫、公安和民政部门的同志研究，给省里打报告，建议给予这批特殊群体特殊政策。最后，国家专门针对凉山州这一特殊情况做出安排，以6个9开头的编码形式，将这批群众的信息编码录入，颁发临时身份证。陈忠义专门要求公安部门的同志，在火把节和彝族年期间，尽可能多地安排干警深入基层，特别是深入边远山村，为这批群众补办身份证。尽管这批群众流动性很大，到目前为止，7万多群众中已经有6万多人领到了正式身份证。

3、守住底线

谭柏第一次听到“精准扶贫”这个词儿，是在2014年3月间。当时，省委组织部部长范锐平同志送凉山州相关领导赴任。返回省会成都的路上，他对基层党组织建设进行调研，来到甘洛县则拉乡。这里是凉山州传统的贫困地区。座谈会上，范锐平问：“现在，基层最关心的事情是什么？”

参加座谈会的人面面相觑，一个个头中等的女同志撩撩头发：“我先说，说得不对请领导批评。”

范锐平点点头。

“我觉得，我们最操心的是信访工作。”

“哦？你是——”

“我是乡长谭柏。”

“好，你接着说。”

“我们这儿是出了名的贫困地区，贫困面广，贫困程度深，民政部门制定的低保政策、优抚政策和下拨的扶贫资金，量太少，杯水车薪，群众不满意，意见大，上访的多，我们乡政府管控压力太大了。”

范锐平说：“嗯，这种现象，你们这儿有，大凉山许多地方、全省许多贫困地区也有，这说明什么问题呢？说明我们的扶贫工作的思路存在情况。不知道同志们注意到没有，去年秋天，习近平总书记到湖南花垣县十八洞村调研，提出了一个理念，叫精准扶贫，在今年3月的全国人代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又反复强调了这个理念。我觉得这个理念非常好，非常及时，非常有针对性，是我们今后扶贫工作的重点。我们在贫困地区工作的同志，只要充分地、深入地认识这个理念，就能为我们做好扶贫工作走出一条新路子来。”

范部长的话确实有一种醍醐灌顶之感。他走之后，谭柏立即着手收集精准扶贫的资料，迫不及待地开始学习研究。

紧接着，2014年6月，甘洛县在县职业中学的大会堂里召开精准识别动员会，全县所有乡长、专职扶贫干部参加。也是在这个会上，谭柏第一次听见一个说法：要改变以前的扶贫方式，把大水漫灌变成精准滴灌。县委、县政府要求，以当年家庭人均年收入2736元为线，对贫困户进行建档立卡。会上，还给谭柏所在的则拉乡分配了100多个贫困户的指标。谭柏心里嘀咕：全乡4个自然村，8000多户人家，何止100多个贫困户啊！

嘀咕归嘀咕，工作还得做。谭柏主张，乡政府一班人也同意，则拉乡的建档立卡贫困户，要优先考虑三种人：第一种，家里正在受教育的孩子多的；第二，家里有重病、重症的；第三，五保户家庭。有房有车的，不能考虑；在职干部，不能考虑；有违法乱纪的，不能考虑。

尽管事先做了很多工作，实际操作起来，仍然引起种种矛盾。乡里村上的群众看见上面动静这么大，用脚指头想一想也知道，能评上贫困户，后面的好处肯定多得很。因此，群众评议经常是吵成一团：他家能评，我家跟他一样，就比他家多了一只羊、两只鸡，为什么不能评？有的干部也想趁机伸手，为亲朋好友谋取利益。

正是在这个时候，一则通报引起巨大震动：国家审计署在审计广西马山县“精准扶贫”“精准脱贫”等扶贫工作落实情况时发现，该县认定的扶贫对象中，有3119人不符合扶贫建档立卡标准，其中有343人属于财政供养人员，有2454人购买了2645辆汽车，43人在县城购买商品房或自建住房，439人为个体工商户或经营公司。这么多人把黑手伸向了扶贫这项国策！广西区委、区政府领导极为震惊，下决心用重典处理了100多名干部。

这记警钟敲得正是时候，谭柏和她的同事们立即警醒起来。事实上，只要干部出于公心，就能把一碗水端平，即便出现失误，也是能够被群众理解的。

2015年6月，习近平总书记在贵州考察时，提出了扶贫开发工作“六个精准”的基本要求，即扶持对象精准、项目安排精准、资金使用精准、措施到户精准、因村派人精准、脱贫成效精准。“六个精准”的提出，为精准扶贫指明了努力的方向。

则拉乡精准识别取得了初步成效。

为此，谭柏和同事们还描绘了精准识别的线路图，用图文并茂的方式解释精准识别的全过程，对每个环节加以说明，介绍乡村基层组织的职责。州委书记林书成看见之后，很是赞赏。2015年6月，中共四川省委书记王东明到则拉乡调研，也觉得这个乡党委政府有想法，把作战图描绘出来，很形象，可以让大凉山更多的乡村干部一眼就看明白。

2016年换届，基于谭柏的出色表现，县委县政府有意让她参选副县长一职，不料，县里的动议上级没有批准。县里领导怕谭柏有压力，找她谈话。谭柏呢，要是说没有一点挫折感是假的，但是，她很快就想开了，她向县里领导表态：没关系，只要有事做就行！县委领导想了想，她对扶贫攻坚工作比较熟悉，就把她放在刚成立的县脱贫攻坚指挥部，算是帮助工作。谭柏当即就去了脱指办。她在脱指办待了8个月，一天也没闲着，成天往下跑，跑遍了全县208个贫困村。当时，她想的是要为指挥部决策提供情况，没想到歪打正着，倒为她后来的工作打下了一个非常好的基础。2017年2月，组织上正式任命她为县扶贫移民局党组书记、局长。

摆在谭柏面前的，是一个极其严峻的局面：上级已经确定，甘洛县要在2019年底摘帽，也就是退出国家级贫困县的行列。2017年，全县208个贫困村，要退出92个，涉及贫困人口25005人的减贫任务。其中，20858人属于易地搬迁，5536人参加彝家新寨建设项目。也就是说，在2017年底之前，这25005人必须住进新房子。唯一一个好消息是，扶贫移民局的账上有钱，3亿多元的专项资金。

第一眼看到这个数字，谭柏几乎绝望了。这怎么可能完成？一年，不，没有一年了，在二半山区，九十月份就要封山了，满打满算只有半年多的时间，要盖起几千套房子来，可能吗？就是神笔马良用笔去画也画不出来啊！钱是有啊，可是，钱能立刻变成沙石、钢筋、水泥吗？能迅速变成新房子吗？

绝境之中，有的人选择绝望，有的人却选择绝地反击。谭柏选择了后者。绝境激发起谭柏血脉中的血性。谭柏的父亲是一名军人，一名优秀的、有血性的军人。只是他年纪轻轻就因公牺牲了，其时，谭柏才出生7个月。谭柏是被父亲的抚恤金供养长大，直到考上大学的。她对父亲并没有什么清晰的记忆，只是每当看到战争片里军人跳出战壕、冲锋陷阵的场景，她都会情不自禁地想起父亲，在她的想象中，父亲就是那样的人。

谭柏来不及和同事们寒暄客套，上任就布置工作，首先要把所有易地搬迁和彝家新寨的规划拿出来；其次是拿出各种户型的设计图；再次是选址放样……4月开工！

毕竟是涉及几亿元资金的项目，涉及数万名贫困群众的安置，国家、省上、州上不断有工作组下来临检、突检，局长自然不能缺位。谭柏白天要陪同各级工作组，只有到了晚上，才能和同事们碰头凑情况，然后，9点钟之后，再往各个乡镇村子跑，村子里也是灯火通明，安置点夜以继日赶工程。一个晚上跑几个村子下来，就是凌晨两三点钟了，眯一会儿又该起床迎接更加忙碌的一天……

2017年7月，甘洛县迎来一次规格最高的检查，是国家审计署驻成都特派专办针对扶贫领域的专项审计。扶贫移民局首当其冲。谭柏作为局长，自然是“照顾”的重点人物。她第一次领略了国家层面审计与审核的正规、严谨。谭柏倒是不怕，身正不怕影子斜。即便如此，人家还是挑出了不少问题，弄得她的脸一阵红、一阵白，出了一身的汗。

最后，这位特派员找谭柏谈话：“这些天不轻松吧？希望你不要介意啊。我们知道，扶贫干部因为涉及的资金面最大、工作任务最繁重，心理压力最沉重，接受的检查最多，一旦出现问题受到的处罚最严。这是因为在扶贫一线工作的同志，一举一动，代表着我们党的形象，我们政府的形象。这样的检查，一方面是查找问题，另一方面，也是给同志们提个醒，必须要懂得什么是规矩，什么是程序，一定要吃透、搞懂。然后，无论出现什么情况，按规矩办事，按程序办事！这既是做好工作的前提，也是对自己的保护！不能只凭借一腔热血，更不能蛮干。否则，一旦出现问题，是不会有人替你担责的。懂得这一点，你会终身受益。”

这番话给谭柏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

国家关于扶贫攻坚政策中，有一个“四到县”的概念，就是目标到县、任务到县、资金到县和责权到县。可是，到县之后，这四个内容分属不同的部门，正是由于分属不同部门，牵涉不同部门的职、权、利，容易扯皮，国家专门制定了一条政策：所有涉及脱贫攻坚的资金，到了县这一级，都可以整合使用。但是，国家也明确规定，这项政策，执行到2020年为止。

谭柏把这项政策吃透了，接着，她要把这项政策用好、用足。

在易地搬迁和彝家新寨建设中，极度贫困村和贫困村都有一笔基础建设资金。按照以往要求，每个村民小组要修一个活动坝子。谭柏一算，一个村子大都有好几个村民小组，如果每个小组修一个坝子，资金就分散了，而且只能修一个非常简陋的小坝子。能不能把这笔资金集合起来使用呢？在一个村子里修一个综合体，里面有村委会办公室，有党群活动中心，有卫生室，有幼儿园，还有运动场，村民不就有集体活动的场地了吗？

她的想法受到乡镇和村干部、群众的热烈欢迎，这个做法很快推广开来。

2017年11月，谭柏接到一个010开头的电话，她以为是骗子，就挂掉了；接着，她又接到一个028开头的电话。她接了，原来是四川省脱贫攻坚指挥部办公室的同志打来的：“谭局长啊，你怎么回事哟，国扶办的电话你都敢挂！”

谭柏连忙解释。

“那我现在正式通知你，这个周六之前，你赶到北京。要召开一个脱贫攻坚座谈会，请在脱贫攻坚一线工作的同志参加，你是全国唯一一个县级扶贫局长，你要发言的，早点做好准备。”

到2017年底，甘洛县按计划完成了92个贫困村、25005名贫困人口的减贫任务。第二年，也就是2018年3月，谭柏入选2017年感动凉山十大人物，第一个走上主席台。

“脱贫攻坚是目前我州最重要的政治任务，而她作为凉山11个深度贫困县唯一的女扶贫移民局长，身上肩负着全县上下7万多贫困村民的脱贫希望！”

“日夜兼程，身为局长的你奔波在扶贫和移民战线上，足迹踏遍村村寨寨，使甘洛的攻坚工作佳讯频传……”

那一刻，素来坚强的谭柏忍不住热泪滚滚……

4、最亮的星星

王秀英记得很清楚，2018年12月17日是星期一，她早上7：40送儿子上学，先出的门。丈夫海格牛牛把他们送到门口。

儿子扭头说：“爸爸再见！晚上陪我踢足球哟！”

海格牛牛病恹恹的脸上露出明亮的笑容，跟儿子摆了摆手。

王秀英叮嘱了一句：“记得，一定去看病！不能拖！”

“好好，我先去看病，再去上班！”

海格牛牛和王秀英是在凉山日报社工作时认识、相爱，然后结婚的。后来，海格牛牛到凉山州史志办任副主任，王秀英也调到民族中学办公室。工作听起来清闲，其实也很忙。头天是星期天，他们两口子带着儿子到邛海边去玩，玩得肚子饿了，就买了几串烧烤吃，她没事儿，儿子也没事儿，丈夫却不对了，拉肚子拉个不停。

谁也没想到，这是他俩见的最后一面，也是5岁的儿子跟爸爸见的最后一面。

后来，王秀英后悔啊，她责怪自己，为什么不和丈夫多说几句话呀！为什么？为什么？这时她才知道，世间最大的遗憾，是不曾好好告别。电影《后会无期》里有句台词说：“每一次告别，要用力一点；多说一句，可能是最后一句；多看一眼，可能是最后一眼。”原来，在这人世间，最大的遗憾不是失去，也不是离别，而是拥有的时候没有好好珍惜，分开的时候不曾好好告别。我们总以为，来日方长，很多人会和我们相伴到老，所以拥有的时候，很少会觉得自己是多么幸运，直到失去，才发现原来并不是所有人都有机会走到最后，有些人，真的只能陪我们走一程。

12月16日上午，海格牛牛去医院看病、拿药，然后赶到办公室；下午4点，搭车赶往越西县尔觉乡彩洛村，这是海格牛牛所在州史志办的帮扶联系村。冬天到了，州直机关开展暖冬行动，目的就是帮助那些住在二半山区和高寒山区的群众过冬。彩洛村海拔倒不是特别高，低处只有2380米，高处不过2600米，可是，村子立在一个光秃秃的山头上，风特别大，温度特别低。海格牛牛到了村子，把行李放在村委会的活动室里，然后就在村子里入户，一家家地走，一户户地问：冬天到了，穿的厚衣服有没有？垫的褥子盖的被子够不够？吃的粮食呢？取暖的青冈炭呢？烧炭取暖千万要注意通风哦！

老乡也不跟他见外，一进屋，就拉他在火塘旁边坐下，倒两杯辣嘴辣肠子的苞谷酒，一碰，干了！

自从这个村子成为史志办的联系村，海格牛牛每个月都要到村子里来，每次来都要住上好几天，每户人家都要走到，人都熟得很了。彩洛村原本是个大村，派出所本本上统计的，有1000多人，可是，死了的、走了的，包括嫁出去的，都不销户，等他们入户调查，还有800多人，长年住在村子里的只有100来人了，年轻的出去打工，剩下老的老，小的小，没几个壮劳力，海格牛牛一来，就成了主力，帮着老乡翻地，撒荞籽，种土豆，放羊子……

12月19日，快到农历冬至，天气特别冷。到了晚上，海格牛牛和史志办派去的第一书记肖元东，以及彩洛村几个村干部一起，坐在村委会前的空坝子上烤火，海格牛牛肚子依然不舒服，没吃晚饭，就着炭火烤土豆吃。天黑的时候，天上开始飘雪，大伙就散了，海格牛牛往火盆里添了几个小土豆，然后把火盆端回了屋里。他住的是村委会的活动室。

有可能是他太累了，躺下就睡着了，没有注意到那盆炭火；也可能是他看见炭火已经熄灭了，没注意灰烬之下炭火还在燃烧；还有一种可能，就是他已经意识到那盆炭火可能会带来致命的危险，但是，他生病未愈的疲惫身躯已经不肯听从他的意志……海格牛牛睡去之后，就再也没有醒来。

第二天中午，王秀英带着儿子在“豪客来”吃牛排。民族中学办公室主任给她打电话，叫她过去一下。赶到后，王秀英得到噩耗，眼前一黑，双腿一软，几乎要瘫倒在地，周围的同志连忙把她搀住。12月的西昌，阳光灿烂，气候宜人，穿一件外套就可以过冬，王秀英却感到一阵阵刺骨的寒冷，冷得她一个劲儿地打哆嗦。

接下来，她就像一个木头人一样，被人扶上车。车子出了西昌就开始翻山，爬坡，绕着山路走，三四个小时之后终于来到彩洛村。走进村委会活动室，人们给王秀英让出一条路，海格牛牛静静地躺在床上，皱着眉头，脸上带着一丝痛苦的神情。床头的小柜子上，放着他带去的一堆药，治感冒的、治胆结石的、降血糖的，还有治慢性阑尾炎的；床脚，放着那盆炭火，此时已经冰冷，灰白色的灰烬里，还有几颗小土豆……

“牛牛，牛牛，你起来啊，起来啊，儿子还在等你呢，等你陪他踢足球呢！牛牛，牛牛！”

第一书记肖元东和村干部们含着热泪，愧疚地说：“嫂子，嫂子，对不起，对不起了，我们没有把主任照顾好……”

一拨拨彝族乡亲赶来，一个个老阿妈握住王秀英的手，热泪横流：好人，好人哪，主任是个好人！来过那么多干部，没有哪个有他那么细心的。

老阿妈们的泪水，一颗接一颗，重重地落在王秀英的手背上，滚烫滚烫，这是她在那个冰冷的世界里感受到的少有的温暖。

下午，中共凉山州委组织部部长赶到了彩洛村，护送海格牛牛的遗体到西昌殡仪馆。当晚，州长赶来，向这位牺牲在脱贫攻坚第一线的、职务最高的同志告别。25日，是海格牛牛家乡一位毕摩选定的日子，海格牛牛遗体火化。

王秀英一直神情恍惚，似乎在一场梦里。组织部的领导问她：“对组织上有什么要求？”她哇地哭了：“他不在了，我们家的天塌了，我和儿子怎么办？”

也是25日中午，州委副书记陈忠义主持会议，专门研究海格牛牛的后事以及抚恤事宜。组织部门的同志报告：“家属主要提出三个问题：一是孩子即将入学，希望就近安排一个好一点的小学；二是海格牛牛和前妻有一个女儿，现在是电视台聘用人员，希望优先录用；三是比较难办的，海格牛牛曾经按政策买过一套经济适用房，现在是女儿居住，而他们一家买了一套商品房，办的按揭，还有50万元没有还完，海格牛牛不在了，靠王秀英一个人还贷，压力太大，希望解决一套经济适用房。前面两个问题好解决，最后这个问题有点难办，因为他已经购买过经济适用房，享受过相关政策优惠了。”

陈忠义一听，顿时心里火起：“同志们，摆在我们面前的事实是什么？是人家把性命都牺牲在脱贫攻坚第一线了！难道不应该给他的家属解决一套房子吗？难道要人家从地底下爬出来找我们吗？将心比心啊！还有，现在，我们还有那么多同志坚守在脱贫攻坚第一线，他们会怎么想啊？要知道，我们在会议室坐着的时候，我们和家人团聚的时候，他们在打仗，在和看不见的敌人打仗！我们能做的、我们要做的只有一件事，就是千方百计解除他们的后顾之忧，让他们全身心地投入战斗！只有这样才能打赢这场战役！谁要再干那种动摇军心的事，别怪我陈忠义手下无情！这件事就这么定了，给海格牛牛家属调剂一套经济适用房，谁要是有意见、挑毛病，让他来找我！”

很快，这件事情得到了圆满解决。

海格牛牛和王秀英的儿子海斯巅出生在2013年5月，一个6岁的孩子，正是什么事情要懂不懂的年纪，对自己的生日记得很清楚，5月17日。

生日的头天晚上，他问王秀英：“妈妈，我要过生日了，爸爸会给我送礼物吧？”

王秀英强忍泪水，说：“儿子，爸爸会在天上看着你，和你一起过生日的。”

“他会给我打电话吗？”

“不能，但是，他会在梦里来看你的！”

“嗯，妈妈，你说爸爸在天上，是一颗星星，哪一颗是他呢？”

“就是最亮最亮的那一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