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脉同根 共同擦亮巴蜀历史文化名片

　　安岳石刻。 四川日报记者吴晓铃摄

　　今年2月，成都金沙遗址博物馆和重庆大足石刻研究院坐在了一起。双方敲定今年9月在金沙举行“艺术涅槃——大足石刻特展”，向四川观众全面展示世界文化遗产大足石刻的魅力。

　　四川重庆自古并称巴蜀，巴蜀文化从来血脉相融。从30多年前的四川文博人对重庆大足石刻的抢救性保护、为世界文化遗产申报打下坚实基础，到两地在去年展开川陕片区革命文物保护利用合作；从共同展开川渝石窟石刻的研究保护和人才培养，到建川博物馆将分馆开到重庆，成渝两地在文博领域的合作从未停止。

　　当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按下启动键，可以预见，两地在文博圈的合作将愈发紧密，巴蜀历史文化的名片也将擦拭得更加闪亮。

　　大足石刻

　　川渝石窟保护的典范

　　“川渝石窟的保护，不管是过去还是现在，两地文物人都一直在密切交流与合作。”重庆大足石刻研究院副院长刘贤高表示。其中，大足石刻堪称凝结了两地文物人的心血。

　　对大足石刻的保护，始于上世纪80年代。

　　在此之前的很长一段时间里，大足石刻养在深山人未识。直到上世纪三四十年代，以梁思成为代表的学者，开始关注到大足石刻。新中国成立以后，大足北山、宝顶山摩崖造像，顺利地被评为第一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然而此时的大足石刻，风化和水害均十分严重。

　　1981年起，中央及四川省开始对大足石刻进行抢救性保护，曾经担任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所长的马家郁，在此开始了长达数年的水害治理工作。

　　为了给渗水严重的大足石刻北山136窟研制一种合适的材料灌浆固化。马家郁和同事们到处找资料、反复做实验，花了几年时间才配比出比较理想的固化剂，让造像秀美、雕刻精细的北山136窟从此结束水害。在那几年，四川石窟保护工作中，最重要的除了乐山大佛，另一个就是大足石刻。

　　在从事佛教石窟寺及造像研究的西南民族大学教授雷玉华印象中，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的专家们在重庆直辖以前，经常和她在大足相遇，“最难得的应该是他们和当时的大足县文物部门一起工作，为后来的大足石刻研究院带出了第一批文物保护人才。1999年，大足石刻成为中国继敦煌石窟以后第二个入选世界文化遗产的中国石窟，前期四川和大足文物人在保护方面的基础工作功不可没。”

　　最近几年，大足石刻的风化、水害治理仍在继续进行，在国际石窟保护界很有话语权的马家郁，一直是大足石刻研究院请教咨询的专家之一。刘贤高说，大足石刻卧佛是世界最大石雕半身卧佛，在几年前的水害治理中，还继续邀请了其他来自四川的专家把脉。

　　大足石刻只是川渝合作石质文物保护的一个缩影。“这十几年来，重庆和四川轮流举办过石质文物保护培训班，两地文保人都来学。”让雷玉华印象尤其深刻的是四川省文物局和北京大学曾举办过一次石窟研究培训，“居然把重庆学员的学费全免了。”这种优待，皆因四川省文物局把重庆文保人当成了自家人，“我们在广元、大邑和安岳有三个实习点，在大足石刻已经申遗成功的背景下，四川也希望重庆能推动安岳石刻的保护和研究。”

　　“大足长期都在和安岳进行各方面的合作。”刘贤高说，大足石刻每次组织学术研讨会，都会把安岳石刻作为重要考察内容。“大足石刻研究院研究的范围不只是重庆石刻，而是以川渝石窟为依托，有人就选择了安岳石刻的课题。”国家文物局启动石窟及石刻保护专项试点，西南片区也直接以“川渝地区石窟及石刻”之名，把四川和重庆的石窟纳入其中。

　　在艺术家眼里，川渝石窟更具有相同的魅力，缺一不可。2006年，西南民族大学教授李耘燕开始将画笔对准石窟艺术，她去的第一站就是重庆大足石刻，因为在她眼里，大足和安岳或者广元的石刻不分彼此，“它们都同属于巴山蜀水的艺术瑰宝。”2017年，李耘燕专门申请了国家艺术基金资助的《巴蜀石窟造像绘画创新人才培养》项目，不仅培养新时代创新型绘画人才，更希望将巴蜀石窟灿烂的文化艺术对外传播。同年，李耘燕画作赴台湾等地举行展览，每到一处无不引起轰动。业内人士赞道，“李耘燕的绘画及人才培养，成功引起了社会各界对川渝石窟的关注。”

　　合作博物馆

　　建川博物馆开到重庆

　　成渝双城经济圈建设的大背景下，成渝两地的博物馆人迅速敲定了“艺术涅槃——大足石刻特展”。“我们希望借此推动两地博物馆领域更深入的交流合作。”成都金沙遗址博物馆副馆长王方表示。回首重庆直辖后的20多年来，这种交流包括了合作办展，甚至包括了异地建立博物馆。

　　“巴蜀文化地缘相近、文化相亲，虽然各有特点，但几千年来一直有着难以割舍的联系。”四川博物院副院长谢志成说，正是这种骨肉兄弟的情感，让两地博物馆也一直紧密合作，仅四川博物院和重庆第一大馆——重庆中国三峡博物馆（以下简称“三峡博物馆”）合作举办的展览就多达十余个。

　　四川内江走出的大家张大千，少年时曾在重庆求学，抗战时也曾在重庆办展，为当时重庆美术的繁荣做出了贡献。2009年，三峡博物馆专门借出四川博物院馆藏的大量张大千书画举办展览，在山城引起轰动。2019年大千诞辰120周年之际，三峡博物馆再度借出川博和吉林博物院的大千书画，共同举办了“抗战时期绘画大师作品系列展”，再次让山城观众领略到大师风采。不仅如此，不少成都观众也乘坐高铁专程前往观展。

　　谢志成说，重庆直辖以前，重庆地区的很多考古工作都由当时的四川省博物馆担纲，因此不少精品文物都收藏在了四川博物院。同样，三峡博物馆成立以后，也收藏了大量巴蜀文化相关的文物，双方的馆际交流便一直在进行。2017年，重庆三峡博物馆举行“走进长江文明之大溪文化主题展”，直接邀请川博作为联合举办方之一，川博则精挑细选了78件馆藏的大溪文化精品文物参展。同年，川博举办《蜀山之上四川现代四大名家画展》，也向对方借来了陈子庄、蒋兆和、石鲁等大家的不少作品。

　　除了相互借展，双方还共同策划主题展，让巴蜀文化为更多人熟悉。2018年在三峡博物馆开展的“盛筵——见证《史记》中的大西南”堪称代表作。展览集合四川、重庆、云南、贵州、广西等五省区市的8家博物馆的文物在各地巡展，是西南地区青铜重器首次集结。仅四川就有四川博物院、成都博物馆、三星堆和金沙博物馆参加。展览中，川博的镇馆之宝战国水陆攻战纹铜壶、三星堆的戴金面罩青铜人头像等文物，给各地观众留下深刻印象。而在重庆站的展览，还获得当年的“全国博物馆十大陈列展览精品奖”。

　　成渝文博合作的提速，在近年当属建川博物馆到重庆开办分馆。

　　2016年，重庆九龙坡区政府向建川博物馆馆长樊建川发出邀请，希望他能在当地的抗战兵器工业旧址修建博物馆，九龙坡提供场地和部分资金补助，樊建川只需要提供藏品和出资装修。

　　“当时我在重庆的战友直接劝我三思而后行。”樊建川回忆，博物馆虽然场地免费，但建设和装修要投资，以后还要运营，如果卖票，有没有人去看？

　　那段时间，樊建川逢人便问如果重庆建川博物馆收50元一张的门票“你们会来看吗？”他还在微博上征集网友意见，想看看重庆人愿意花50元吃火锅还是看博物馆。纠结一年之后，他最终还是和九龙坡区签了合同，前前后后投入了一亿多元亲自操刀打造博物馆装修设计，并拉了4万多件藏品过去。

　　“重庆有着丰富的抗战文化，需要这样一个博物馆。”樊建川说。2018年6月，建川博物馆重庆分馆正式开放，如今，这片在几十个山洞里打造的博物馆已有10个主题馆，并被评为国家4A景区。

　　深入探索

　　共同擦亮巴蜀文化名片

　　对成渝两地的有识之士而言，未来在文博领域的合作，存在巨大空间。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院长唐飞表示，“两地宋元（蒙）古城堡的联合申遗、革命文物保护、巴文化的研究等诸多方面，都可以深入展开合作。”

　　两地文化遗产的打包申遗及整体出击文旅市场，是诸多业内人士的共识。

　　“大足石刻已是世界文化遗产，我们的安岳石刻恰与其毗邻。不仅同样精美，还有着不可分割的亲缘关系，都是西南石窟造像艺术的杰作。”唐飞说，“安岳石刻完全可以在未来申请作为大足石刻世界文化遗产的延展项目。”

　　常年在安岳及大足进行石窟石刻调查的雷玉华，则认为双方可以探索将两地一起打造为石窟艺术的旅游目的地，互为补充，将此前大多只针对本地市场的蛋糕做大。对此刘贤高也颇为赞同，“大足已经和安岳签了文旅合作方面的协议，希望能实现旅游资源的整合，互联互销。”未来，在各自景区搭建对方的宣传平台，甚至通过两地旅行社打造大足和安岳石刻两地游的线路，都可以探索。与此同时，大足石刻还一直希望和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建立合作，发挥川大在宗教和考古学研究方面的学科优势，拓展大足学的研究领域。

　　在唐飞看来，川渝两地不仅可在石窟石刻保护利用上共同发力，川渝两地的宋元（蒙）古城也根植在宋朝抗击蒙古大军的大背景下，“未来完全可以打包申遗。”2014年，唐飞曾带队调查了四川境内所有的宋元（蒙）古城遗址，“目前还有迹可寻的有30座。它们在南宋时期依山就势修筑山城，构建起山城战略防御体系，对蒙古大军进行了长达近半世纪的阻击。”然而，相比重庆合川钓鱼城已在2012年进入国家文物局“中国世界文化遗产预备名单”，四川的宋元（蒙）古城还鲜为人知。近年来，钓鱼城遗址持续的考古发掘不断斩获新成果，钓鱼城申遗的相关工作也在持续推进。“未来在成渝双城经济圈的大背景下，成渝两地的宋元（蒙）古城遗址打包申遗，会更符合世界文化遗产完整性的要求，也会增加成功胜算。”而在巴文化的研究方面，省考古院已经和四川大学、重庆文化遗产研究院一起，开始了《考古中国——川渝文明进程研究》的学术课题。未来，双方将以嘉陵江流域为中心，共同展开与巴文化有关的考古调查、发掘保护和研究，让巴文化的历史脉络和文化面貌更加清晰。

　　2019年11月，陕西、重庆和四川3省市文物局共同签署《川陕片区革命文物保护利用合作协议》，宣布共同推进川陕片区革命文物集中连片保护，开展川陕片区红军文化公园建设。这不仅在于重庆城口县也曾是川陕苏区的范围之内，李先念、徐向前等革命前辈曾在这里战斗过，更在于三地的文物主管部门看到，这片区域内既有延安革命圣地、红岩精神革命文物以及四川巴中的大量川陕苏区文化遗产，也有秦始皇陵兵马俑、三星堆、重庆大足石刻等享誉海内外的历史文化遗产，完全可以融合衔接，实现片区资源利用，力争将红军文化公园打造成国家级文化公园。

　　当中央今年1月给川渝两地送来政策“大礼包”，博物馆“狂人”樊建川也更有干劲了。4月10日，建川博物馆新中国瓷器馆开展当天，他兴致勃勃地对媒体宣布，“我们还要在重庆再开 10个分馆！”他计划在3年内完成新馆建设，“以后坐高铁40分钟就跑拢重庆了，过去方便得很，重庆馆欢迎大家来耍。”（四川日报记者 吴晓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