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字字珠玑”里看首次“集体亮相”的容庚旧藏

在广州博物馆13万件（套）的馆藏中，有90余件珍贵的商周青铜器收藏在文物库房中，在60多年的时间里，公众几乎从未见过它们的真容。这批东西就是当年由著名学者容庚捐赠的私人收藏。1月15日，当中的40件在广州博物馆专题展厅中的“字字珠玑——广州博物馆馆藏有铭铜器展”中与大家见面。这是容庚先生旧藏青铜器首次大规模展示，它们与其他100多件珍贵的有铭铜器一道，展现出一个丰富、神秘、疑团重重的古文字世界。

青铜器铭文很难懂？

别怕 有规则

记者了解到，此次展览展出广州博物馆藏吉金、铜镜、玺印、古钱四类精品有铭铜器，以及广东大观博物馆提供的7件代表性器物，共计208件（套）。其中一级文物13件，二三级文物23件。铜器上的铭文少则二三字，多则约百，字字千钧，字字载史。

广州博物馆馆长李民涌在接受本报记者专访时表示，展览从策划到推出长达一年多。最初的设想是以青铜器铭文为切入点，扩展到其他材质器物的铭文，展现馆藏铭文文物的风貌。但随着展览筹备的不断推进，发现仅铜器已经足够撑起一个有分量的大展，于是舍弃了其他材质的器物，专攻铜器。

李民涌说，青铜器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占的地位非常重要，但就岭南地区来说，是个相对比较薄弱的领域。此次展览也是希望大家能够一睹本地文博机构青铜器的收藏水平。广博的相关收藏在本地来说是较为种类齐全、时间跨度长的，此次展出的文物从先秦延续到清代，很多是首次展出的。比如曾大保盆、越王剑等，都非常珍贵。

此外，此次展览也是对“铭文”知识的一次普及。大家都知道，看青铜器展最大苦恼是觉得自己认字太少，一大半的器物名、人名都认不得。在展厅中记者看到，许多生僻字的旁边都标注了汉语拼音；另外对器物的命名规则，也通过文字解说等方式来呈现。副馆长曾玲玲介绍，青铜器的命名，一般会包含制作者、所有者以及相关日期、家族等重要信息，通过这些信息，今人可以一点点勾勒出两三千年前某个家族、某个国家的若干活动细节。

比如，商代的“父丁铜簋”铭文“亚束父丁”，这是一种常见金文格式，以本家族已逝先人的“日名”，即以十干：甲、乙、丙、丁、戊、已、辛、壬等接在亲称“祖”“父”“匕”“母”等之后，表明此器物是专为祭祀具有这一日名的先人做的祭器。“子系铜爵”铭文“子系 ”，是器主之名，商代有“诸子”之器，金文格式为“子X”或“X子”，一般认为是王或族长之子。“伐父癸铜簋”铭文“伐父癸”，则采用了商代青铜器中常见的省略句形式，仅余氏族名号和祭祀对象。

铭文中还能看出器物的功用，比如“皿册父癸铜爵”，铭文中有“册”“作册”，说明父癸出自“皿”族，担任作册或册的官职，负责文件的起草、传达等。周代的“作母铜尊”是一件为母做的行军用宝尊。铭文中有“旅”字，一般认为与行军、征战有关。

从先秦到清代 208件（套）精品看花眼

展览中容庚先生捐赠的周代名剑“越王剑”为国家一级文物。剑格左右侧皆以鸟虫书体铸刻“王戉”二字，两面共八字，两千多年后依然锋利。经科学分析发现剑脊含铜量较多，韧性好，不易折断；刃部含锡高，硬度强。可见当时工匠对不同比例青铜材料的性能已经有很充分的了解。1931年秋，容庚在北京式古斋得到此剑，开始误把铭文“王戉”理解为《史记·秦始皇本纪》中的“卿王戉”，没有重视。1932年除夕，将之转让给另一位古文字学专家于省吾。后来，容庚在日本人原田淑人所著的《周汉遗宝》一书中见到“戉王矛”，才明白此剑中的“王戉”二字应倒读为“戉王”,是为“越王剑”，想找于省吾归还，于不肯。1937年，容庚觅得“师旂鼎”，于省吾希望可以割爱。容庚说:“必归余故剑，鼎乃出”。于省吾几经踌躇，终于归还“越王剑”。

曾大保盆与“考古挖出的古国”——今湖北境内的古曾国关系密切。曾大保就是“曾太保”，太保为官名，铭文中“kuai（上‘麗’下‘會’）叔”是其字，“亟”是其名。容庚先生曾说，青铜器里写明用“盆”来命名的只有它，虽然后来的一些考古发现证明了此说不正确，但它在商周青铜器中仍具有非常独特的价值。

此外，此次展览中还能看到许多其他历史时期珍贵铜器，“周君时六面铜印”1955年于广州中山医学院出土，六面印文分别为：“周承公”“周君时”“臣承公”“周承公白事”“周承公白牋”“白记”。除“臣承公”外，其余各面铭文都有边框。广博专家介绍，印文按内容分为两大类：一类与印主人有关，包括姓名、字表、家族地望、职官身份等，一类为文书用语，如“白记”“白牋”“白事”等，反映了当时的文书格式和封缄制度。“白记”是汉朝时下级对上级陈述意见的奏记；“白牋”用在叙事的书信中；“白事”印于姓名后面，专用于书简往来。

容庚旧藏首次集中展示

珍品之多令人咋舌

据广州博物馆专家介绍，现存世界各地的商周时期有铭铜器包括礼器、车马器、兵器、乐器等，总约1万多件。此次展出的广州博物馆藏商周时期青铜器珍品，大部分都来源于近代金石学、古文字学大家容庚的捐赠。

容庚先生曾先后任教于燕京大学、北京大学、岭南大学、中山大学，是一位享誉海内外的学人。他曾著有《金文编》《商周彝器通考》等专著30多种；又是一位少有的收藏大家，毕生珍藏100多件青铜器、1000余件（套）古今书画、10000余册图书资料。但他却持“聚实不易，散则何难”的观念，将个人收藏悉数捐给了国家。他说：“与其身后任其散失，不如现在就完整地献给国家，让更多的人在前人的基础上做出更好的成绩来”。1956年，容庚先生将其所藏的90多件青铜器捐赠给广州博物馆，当中包括此次展出的剌铜鼎、冉gong（上“鳥”下“廾”）父乙铜鼎、昜铜鼎等。故而此次展览也是对容庚先生的一次致敬。

记者查阅文博二级研究员程存洁《容庚先生商周青铜器藏品的流传及学术价值》一文得知，根据容庚先生向广博捐献青铜器的清册，可知1956年的4月25日和6月30日，分两次捐了古铜器藏品共计95件。当中包含元代、宋代器物各1件，汉代器物5件，未详年代器物1件，商周器物87件，当中仅一级品就达9件之多，其价值之高，世所罕见。尤为可贵的是，在我国近代以来古铜器的私人收藏中，这是少有的“有系统地完整保存”的个人收藏品。与之相近时期的多数重要个人收藏，在清末到民国时期的社会动荡中，基本都已打散，“其中大部分藏品已流出国门，成为欧美国家有关中国青铜器艺术收藏的主体”，或者“重新组合”，难觅旧貌了。

容庚先生的收藏来自河南安阳、洛阳、浚县，陕西西安、岐山，河北怀安、顺义，安徽寿县，及山西、湖南等地，地域广泛。不过并没有保存任何科学的考古发掘信息，属于社会流散文物，不能不说是一点遗憾。文、图/广州日报全媒体记者 卜松竹 通讯员：刘文霞 林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