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人生》和《平凡的世界》常读常新？

现场

正值著名作家路遥七十岁诞辰之际，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推出了典藏版《路遥全集》。2019年12月7日，由北京出版集团、清华大学文学创作与研究中心、新经典文化股份有限公司联合主办的路遥国际文学研讨会在清华大学举行。

在新书发布会和研讨会上，著名批评家、中国作协副主席李敬泽，茅盾文学奖得主、清华大学教授、著名作家格非，文学批评家李陀，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陈晓明，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教授杨庆祥等嘉宾，分别阐释了他们对路遥作品的理解。

李敬泽：写出了巨变中的普通人

“有的作家很伟大，但和我们没什么关系，或者说我们得使劲去仰望他。路遥也是伟大的，同时他和我们是亲的。他在小说中描写的根本的人生处境、困难，其实都是我们大家的。多年后再看，路遥的价值和意义，实际上是这么多中国人一个个从自己的生命和生活中，读出了一个伟大的经典作家。”中国作协副主席李敬泽说。

“人们在大时代的涌动中往前走，渴望找到生命的意义和方向感。而路遥的作品激励了无数人，他的《人生》《平凡的世界》，为许许多多人提供了关于生命意义的表达。”李敬泽认为，路遥写出了中国社会巨大变革中每个普通人的故事，每个奋斗或迷惘的人都能在路遥的作品里找到共鸣，并发现自我生命的意义感。

“虽然外在世界发生巨变，但好的文学作品对人的精神和命运提出的重大问题，对人的境遇提出的想象和描述，能够穿透外界的变化依然保持活力和锋芒。”李敬泽说：“无论是《人生》还是《平凡的世界》，都是这样的作品，就好比司汤达在19世纪创作的《红与黑》，跨越百万公里，穿越上百年，仍然对中国读者产生着巨大影响。”

格非：“高加林的血流在我身上”

1982年，路遥的中篇小说《人生》正式发表，还在念大二的格非第一时间读了，读的时候哭得一塌糊涂。他说：“我印象很深，觉得自己的生活道路、人生命运和路遥的作品发生了某种共振，仿佛高加林的血流在我身上，那种感觉特别刺激。”

近日再重读《人生》，已经成为著名作家的格非依旧为之震动。“我认为路遥把他对中国社会的思考，融入了他的作品中，他在思考一个小县城和大自然，和中华文化三千年是怎样的关系。路遥今天的读者一点也没少，我认为和他的写作方式有关。他浸透了自己所有的情感，把自己作为观察对象，完全纳入到他的作品中去。他带着巨大的诚意来思考社会变革，他的作品至今仍然跟社会有千丝万缕的关联，这些问题仍然值得我们思考，这是路遥不朽的魅力之一。”

有一次，格非还在读高中的儿子很焦虑地问他，如果考不上大学怎么办？格非回答他，那就当一名普通工人。儿子仍然焦虑，如果自己连普通工作都做不好怎么办？当时格非正好看到窗外有一个施工地，于是把儿子叫到窗边，问他会不会扫马路，儿子说会。格非说：“你看看外面工地这些工人，他们辛苦造房子，只赚一点可怜的钱，但造房子这件事非常需要他们，这也是有价值。如果你将来什么都做不了，那就去扫马路吧。自从这一次之后，儿子再也没问过我类似的问题。”

格非说，今天的年轻人仍旧会面临和高加林相似、甚至更艰难的困境，“但不管困难有多大，我们仍然要有能力对自己负责。只有选择才能带来自由和希望”。

李陀：非常自觉的现实主义写作

“我们今天所处的是和二十世纪截然不同的新世纪，世纪性的大断裂给世界带来诸多问题，也给文学带来考验和挑战。面对这样的大断裂，文学还能因循守旧吗？文学怎么应对这个变化？可能性在哪里？回答这个问题时，回顾路遥的写作就非常重要，有特别的意义。”文学批评家李陀说。

在李陀看来，《平凡的世界》切入的正是世纪大断裂最尖锐的断口，“路遥的创作是非常自觉的现实主义写作，而且是一次不平凡的现实主义写作，为现实主义写作提供了新的可能性、新的经验和新的方向。”

“路遥也写人物，但写的是多达百人的群像。在这个群像里，他具体细致地描绘了乡土社会的瓦解，同时解析出一层又一层复杂的关系。《平凡的世界》就像导演精心制作的慢镜头，在这个慢镜头里几乎能看到中国乡土社会这棵大树倒下来的每个阶段和细节。”李陀说：“一组组的农民群像，恰恰在瓦解的过程中担任着维护者和破坏者的双重角色。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这两种历史过程，重叠在乡土社会的瓦解过程中。”

李陀认为，九十年代以来，农村题材的小说创作进入繁盛阶段，“但能通过文学作品对这段重要历史阶段做近距离的细致思考和观察，《平凡的世界》可能是唯一的。它给我们展开了广阔的当代农村政治生活图景，站在世界断裂的重要断口上，路遥构建了观察和分析乡土社会及其变革的总体性画面。”

陈晓明：对乡村个体自由精神的肯定

“如果给《平凡的世界》下一个简要评价，我认为归根到底，《平凡的世界》以肯定性的高昂态度，写出了八十年代改革开放进程中，乡村青年个体意识的觉醒，顽强地寻找改变命运的人生道路的精神。”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陈晓明说：“路遥的《人生》最早抓住了八十年代乡村青年改变命运的觉醒状态，高加林虽败犹荣；《平凡的世界》则是在社会变革的更长进程中，表现乡村青年孙少安、孙少平坚忍不拔试图抓住历史机遇，用个人选择来改变命运。”

陈晓明说，对大时代中崛起的乡村个体自由精神的肯定，是《平凡的世界》了不起的地方。他指出，现代中国的乡村叙事长期以“压迫—反抗”的逻辑展开，而路遥在八十年代率先写出了对乡村的肯定性。

在他看来，路遥作品中的苦难书写，延续或者说改写了新时期的“伤痕文学”，后者所未能触及的农民苦难，在路遥的作品中得到了充分的表达。“路遥的困苦主题是乡村精神的现代觉醒，内含着个体要成长为自由人的精神意志，甚至可以说是英雄意志。”

杨庆祥：再过二三十年还会觉得它很好看

“为什么《人生》和《平凡的世界》能常读常新？说明它不是简单的励志小说。所有成功学的小说都是一次性消费，而在路遥的作品中，你可以读出复杂、多维的面向，也就是说对《人生》的阅读，或者说对路遥的阅读，不是简单的生理性阅读，而是精神性活动。”中国人民大学教授杨庆祥说。

杨庆祥认为，《人生》超越了故事情节层面，上升到了人物美学和叙事美学的层面。一方面，高加林这一人物具有高度的复杂性，他身上融合着保尔·柯察金式的奋斗和奉献、于连式的对等级的不满和欲望、少年维特式的对自然和女性的爱，以及弗兰肯斯坦式的对真理的追求。另一方面，《人生》也是一部本土化的“道德劝诫小说”。杨庆祥说，路遥的作品在80年代受到了一些批评，当时的文学批评界过于关注到路遥作品中“高音部”的劝诫者角色，实际上他的作品中还有用讲故事的方式来劝诫的“低音部”。这种低音部有两种模式，一个是让高高在上的人“跪下去”，一是让低低在下的人“站起来”，这两种美学叙事范式，其实一直回响在中国古代戏曲文学的文本中，“正是这种低音部，让读者得到精神的宽慰和人性的释放。”

杨庆祥说：“就算再过二三十年，我们再读路遥的《人生》或者《平凡的世界》，还是会觉得它很好看，它还是能解决我们的爱欲和痛苦。它借鉴了浪漫主义、现实主义、批判现实主义的种种，最后将其内在化，无限忠实于本土或说根部，是高度内在于我们心理模式的作品。”□羊城晚报记者 何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