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国藩私人账簿 经济收支里藏着的秘密

《曾国藩的经济课》 张宏杰 著 上海三联书店

曾国藩是近代史上绕不过去的名字。不管对曾国藩有怎样的争议，后世的人对他的文章家书、功业修为等还是一致推崇的，但因此也忽略了他的经济生活。作家、历史学者张宏杰继《曾国藩传》一书里还原了一个立体的曾国藩之后，近日再推重磅力作《曾国藩的经济课》，首次解读曾国藩的私人账簿及湘军创业的财政密码。

从经济视角解读曾国藩

市面上关于曾国藩的图书，多从政治或成功学角度来写曾国藩，而张宏杰的这部《曾国藩的经济课》，却独辟蹊径，创造性地从经济视角来解读曾国藩，堪称填补空白。

经济收支，是一个人生活中比较隐秘的一个部分。也正是因为它隐秘，所以可以呈现出很多真实的信息。曾国藩的一生，从经济上看，既“清”又“浊”，以“浊”为表，以“清”为里。这种居官行事方式，在中国历史上十分罕见。

张宏杰潜心研究曾国藩20年，筛选国内外海量史料，从求学时期、京官时期、湘军时期和总督时期四个阶段，首次完整解读了曾国藩的私人账簿及湘军创业的财政密码。同时，通过对比分析同时代的李鸿章、左宗棠、那桐、刘光第、李慈铭等人，详解曾国藩的收入和支出，从经济角度描摹出曾国藩持续奋斗的升级之道，最终他通过不懈的个人努力，从一个天资平庸的普通人成长为晚清“中兴第一名臣”，最后完成人生逆袭！

一本书写透曾国藩的经济生活

个人的经济思维和金钱观，一定程度上决定了其为人处世和格局。曾国藩的一生，起点低而抵达高。经历五次耻辱，在步步升级、脱胎换骨的持续奋斗过程中，有着怎样独特的经济之道？

在书中，作者抓住曾国藩一生的关键点，事无巨细地从曾国藩的经济生活给读者展示了一个前所未有的、真实而接地气的曾国藩形象，比如——

他怎样艰难筹钱：为了筹集路费和进京做官的经费，他花费一年时间，奔走近三千公里，拜访一千二百多家，完成一个小镇青年的事业起步；

他的人生格局：怎样立志学做圣人，不在小诱惑、小目标面前止步，克服种种困难；

他如何花钱：做京官期间为什么会欠下巨债，为什么他的花钱比同时代的京官都来得高明；

他如何赚钱和管理自己的财富和欲望：他一度是大清帝国最有权势的人物之一。他一生总收入是多少？哪些来自工资收入？有没有灰色收入？他如何在贪腐成风的晚清做到既不同流合污，又不特立独行？

他有着怎样的管理团队的经济之道：湘军创业的财政密码何在？他做了怎样的制度设计？他白手起家创建湘军对创业者的启示何在？

他独特的金钱观：他堪称史上最严苛的父亲，认为奢侈的生活不利于子孙成长，但是资助亲戚族人的钱不能少；他也有自己的小金库，但只用于官场上的应酬与打点。

他如何平衡事业进阶和财富增长，他怎样做人生取舍与平衡？

通过这些细节，作者诠释曾国藩的为官做人、人生抉择与持续奋斗，同时将曾国藩置于晚清大时代背景下，从他一生的收入与支出出发，深入到晚清社会的很多侧面。可以说，这既是一部曾国藩的个人生活史，也是一部晚清政治、社会史。

作者张宏杰

张宏杰毕业于东北财经大学，最早学经济类专业，后因对历史的热爱，到复旦大学和清华大学历史学专业深造，自博士和博士后期间的论文，都以研究曾国藩的个人经济收支为主题。潜心研究曾国藩20年来，先后出版过《曾国藩的正面与侧面》《曾国藩传》等著作。

谈到为什么会创作这部风格鲜明独特的作品时，张宏杰说：“曾国藩是中国近代史上极为重要又极为复杂的一位人物，但是人们往往习惯关注他的功业道德文章，而忽略了他‘琐碎’的经济生活。曾国藩不仅仅是一个政治家或军事家、思想家，他首先是一个人，是一个生活在柴米油盐中的人，是一个既有灵魂又有体温的人。通过观察他的经济生活，可以窥探这个传统社会最后一个‘圣人’少为人知的一个侧面。今天的中国正处于新旧交汇的河口，在器物和制度的外衣之下，传统的力量仍然在发挥着深刻的影响。分析曾国藩在金钱诱惑面前采取的既原则分明又现实圆通的态度，分析他所作所为的制度背景，对理解今天的社会现实也有帮助。”

精彩书摘

仆人都曾看不起曾国藩

曾国藩中进士后虽已授翰林院庶吉士，但他的仕途并不能从那时算起。因为翰林院庶吉士属于实习性质，没有品秩，也没有俸禄。只有经过翰林院“散馆考试”，授予正式官职，才算开始为官。

到北京之初，曾国藩暂住千佛庵中，每日勤奋练习写大卷的书法楷字，全力准备散馆考试。四月十七日他参加散馆考试，取列二等十九名，四月二十二日授从七品的翰林院检讨（三甲进士留馆者例授此官）。因此道光二十年四月二十二日是曾国藩京官生涯的正式起点。

翰林院乃储才养望的轻闲之地，地位清要，职务闲简。翰林们的职责说起来，有“充经筵日讲官”—偶尔被选中给皇帝讲讲经书，“撰写典礼册文”—写写重要典礼上的册封文书，“纂修校勘书史”—参与官修丛书的编辑校订，以及以“文学侍从之臣”的身份入值宫中随侍皇帝等。但事实上，由于翰林人数众多，每个人承担以上职责的机会并不多，绝大多数时间是用来读书学习，以备数年一度的翰林大考。和其他官员不同，翰林升官主要依靠的不是政绩，而是“大考”的成绩。在道光二十三年的那次“翰林大考”中，曾国藩成绩突出，连升四级，由从七品授任从五品的翰林院侍讲。

虽然仕途如此顺利，生活如此悠闲，但曾国藩翰林生涯的经济状况始终可以用一个字来概括，那就是“窘”。借贷和哭穷一直是他在翰林院中经济生活的主旋律。有两个证据可以很好地说明他的窘迫情状。

一个是在道光二十二年，身为翰林院检讨的曾国藩与仆人陈升发生了一场冲突。

因为穷困拮据而脾气又大，曾国藩早已被陈升看不起。在这场口角冲突后，陈升卷铺盖另寻高枝去了。这件事使曾国藩颇受刺激，还写下了一首《傲奴》诗：……胸中无学手无钱，平生意气自许颇，谁知傲奴乃过我！

另一个证据更有说服力。

曾国藩为人重感情，对亲戚关系十分重视，稍有余力，必加周济。道光十九年十月曾国藩进京为官前，曾专门去看望几位母舅。当时他的大舅已年过花甲，却“陶穴而居，种菜而食”，过着半野人的生活。曾国藩不觉“为恻然者久之”。他的二舅江永燕送他走时，向他预约工作说：“外甥做外官，则阿舅来作烧火夫也。”南五舅一直把他送到长沙，临别握着曾国藩的手说：“明年送外甥妇来京。”曾国藩说：“京城苦，舅勿来。”南五舅说：“然，然吾终寻汝任所也。”言已泣下。曾国藩进京为官，使得所有亲戚对他寄予厚望，认为天子脚下的翰林公只要稍一援手，就能使他们的生活天翻地覆。然而，曾国藩当官已经好几年，却没有余力周济他们。五年后江永燕贫病而死，没沾到外甥一点光。大舅也依然没有房住，南五舅也没能到北京享福。 文、图/广州日报全媒体记者 孙珺（除署名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