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夏之交的甘肅省敦煌市還是一片淺棕色。在敦煌莫高窟九層塔正對的大漠黃沙下，我國著名敦煌學研究專家、串聯起敦煌與蜀地千裡情緣的段文杰及其夫人龍時英長眠於此。在高台上舉目而望，不遠處便是莫高窟，東邊是三危山，南邊是祁連山脈，西邊是鳴沙山。三山環繞，段文杰、龍時英夫婦的墓碑在此肅立，上書兩聯：“出蜀入隴根脈植莫高，風雪胡楊雄大漠﹔承前啟后群賢仰宗師，敦煌藝術擎巨椽。”

　　2022年春天，華西都市報、封面新聞派出9路記者追尋中國考古歷程，敦煌是其中一站。千裡之外，蜀地與敦煌遙遙相望，在漫長的歲月裡，兩地幾乎血脈相連。夕陽之下，記者拾級而上，墓碑前的鮮花在風沙中擺動。敦煌研究院敦煌文獻研究所所長趙曉星和扎根敦煌30余年的研究館員婁婕接受了華西都市報、封面新聞記者的專訪。

　　千年莫高窟

　　世界現存規模最大佛教藝術地

　　敦者，大也。煌者，盛也。在古代，敦煌是一座繁盛的城市，聞名中外的莫高窟坐落於此。莫高窟始建於前秦時期，歷經北朝、隋朝、唐朝、五代十國、元朝等歷代的興建，形成巨大規模，是世界上現存規模最大、內容最豐富的佛教藝術聖地。

　　在一定程度上，藝術是現實的投射與反映。因而，敦煌的可貴之處，在於以高度發達的文化藝術展現了1000年前的古代社會生活和文明，提供給現代無可比擬、極其豐富的研究資料。

　　在藝術價值上，莫高窟向人們展示了一部佛教美術藝術史及其中國化的漸進歷程，又是中國藝術與西域藝術往來交流的歷史記載，對研究中國美術史和世界美術史都有重要的意義。尤其在繪畫門類上，保存了中國宋代以前豐富的人物畫、山水畫、動物畫、裝飾圖案的實例，這是世界各國博物館藏品中前所未見的。其壁畫題材還為我國音樂史、舞蹈史、建筑史提供了大量例証。在科技價值上，莫高窟也為我國古代農耕、交通、軍事、百姓生活的研究提供了廣泛而珍貴的圖像數據。

　　1961年，莫高窟被國務院列為第一批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1987年，莫高窟被列為世界文化遺產。

　　守望人段文杰

　　60年臨摹了343幅敦煌壁畫

　　得知記者是從四川而來，趙曉星說，20世紀四五十年代起，全國各地有志於此的學者紛紛趕赴敦煌，在此駐扎守望數十年，以生命之火燃燒與奉獻，其中有一大批學者來自四川，包括敦煌研究院成立后的第一任院長段文杰，敦煌研究院保護研究所第一任所長孫儒僩（xiàn），敦煌研究院美術研究所副所長李其瓊，敦煌的“活字典、活資料”史葦湘以及一生專注壁畫臨摹的歐陽琳等。

　　段文杰，1917年生於綿陽，是我國最著名的敦煌學研究專家之一，駐扎敦煌60余年，先后擔任敦煌文物研究所所長、敦煌研究院院長、敦煌研究院名譽院長。2007年，他被甘肅省政府和國家文物局授予“敦煌藝術保護研究終身成就獎”。

　　正是因為他對敦煌的重大貢獻，2021年4月，“永遠的敦煌·莫高守望”敦煌壁畫藝術精品公益展曾專門在綿陽特設展覽，讓段文杰的“莫高精神”魂歸故裡。

　　段家在綿陽有一定名望，家學傳承不斷，書香彌漫。段文杰生長於此，從小就展示出驚人的繪畫天賦。1941年，他考入重慶藝專國畫系，正式開啟了他的繪畫生涯。令人艷羨的是，自己有天賦，人生的路途上還能遇見良師，段文杰曾師承呂鳳子、潘天壽、林風眠、傅抱石、李可染、黎雄才等大師。

　　資料顯示，段文杰對敦煌的熱愛緣起一場特別的展覽。1944年，還在重慶藝專讀書的段文杰聽說張大千即將在重慶舉辦敦煌壁畫臨摹展，於是從學校一路步行20余裡前去觀展，隻一眼就為敦煌壁畫深深折服，立志前往敦煌。

　　第二年，段文杰從重慶藝專畢業后，立即出發趕往敦煌，路遇敦煌藝術研究所所長常書鴻，便跟隨他輾轉去往敦煌，一待就是60年。60年裡，段文杰一共臨摹了敦煌壁畫343幅，佔敦煌研究院藏敦煌壁畫臨摹作品的八分之一，是個人臨摹壁畫數量最多的藝術家，其創下的紀錄至今無人打破。

　　相伴赴沙洲

　　蜀地兒女前仆后繼投身敦煌

　　張大千的藝術火種並未斷絕，在段文杰到達敦煌后的幾年裡，一大批對敦煌心向往之的四川學者奔赴敦煌。來自成都新津的孫儒僩與來自綿陽三台的李其瓊是一對為敦煌奉獻了畢生的夫妻。在李其瓊病逝后，孫儒僩為妻子寫下一首感人至深的詞：“當年萬裡苦追求，相伴赴沙洲。宕泉坎坷尋夢，危崖千窟游。事未就，鬢已秋，伴西游……”

　　綿陽人史葦湘被稱為敦煌的“活字典”，他和同樣駐守在敦煌、來自彭縣（今彭州市）的歐陽琳結為夫婦，畢生致力於壁畫臨摹。他們的愛情故事一度在當地傳為佳話：歐陽琳早一年到達敦煌，史葦湘決心前往敦煌的原因，也有追尋愛人的重要因素。

　　中國現代歷史學家陳寅恪曾說：“敦煌者，吾國學術傷心史也。”而在國內外學術界也一直流傳“敦煌在中國，而敦煌學在國外”，然而自段文杰、史葦湘、孫儒僩等一行人后，這個現象即被扭轉。

　　如今的敦煌交通便利、旅游業發達，早已脫離了數十年前的模樣。但在趙曉星、婁婕等新一代“敦煌守護者”看來，以四川學者為代表的老一輩敦煌人，在當時的條件下，幾乎就是“自我犧牲”。

　　“在那個物質非常匱乏的年代，在西北這片荒漠上，是什麼樣的精神促使他們在如此惡劣的環境下還能依然守護這裡？他們真的犧牲了很多，才成就了現在的敦煌。”趙曉星說，那個時候，敦煌的艱辛是現在人們無法想象的。

　　如今，從莫高窟到敦煌市區，驅車隻需要20分鐘。但在數十年前，從莫高窟到城區沒有汽車、道路不通，專家們有的趕馬車、有的趕牛車、有的趕毛驢，稍有耽擱，當天往返即成問題。

　　物質極其匱乏、生活極其單調，身前是壁畫，身后漫天黃沙。不管是冬天還是夏天，一進洞窟就十分嚴寒，常年需要裹著襖子。糧食、蔬菜常常短缺，生活是吃了上頓不知道有沒有下頓，加之水土環境十分糟糕，許多老一輩的敦煌人都罹患上了胃癌。

　　上世紀90年代，段文杰因患胃癌做了大面積胃部切除手術，但是術后他幾乎沒有休息，即從蘭州返回敦煌。在現如今的敦煌研究院中，不少與段文杰接觸過的人回憶起他，“廢寢忘食”幾乎是對他的整體評價。

　　如今數十年過去，西北的黃沙依然沒有掩埋蜀地兒女對於敦煌的向往。敦煌研究院副院長羅華慶是成都人，他曾多次帶隊回四川舉辦敦煌藝術展。羅華慶說，現在，敦煌研究院內依然有很多四川人，其中不乏80后、90后等年輕人。他們也像許多前輩先賢一樣，在此扎根、成家立業、研究學術。

　　一場展覽

　　牽連蜀地對敦煌的魂牽夢繞

　　說起敦煌與蜀地的情緣，舉世聞名的內江畫家張大千是一位核心人物。也幾乎可以說，段文杰、史葦湘等一批四川學者紛紛奔赴敦煌，離不開張大千的號召以及1944年他在重慶舉辦敦煌畫展的影響。

　　1992年，史葦湘夫婦退休時，史葦湘回憶張大千對他說過的話，“要成為一個中國畫家，一定要到敦煌去。”正是這句話，影響了他一生。

　　1941年至1943年，此時已大有所成的張大千在敦煌臨摹壁畫200多幅。1944年，張大千在重慶舉辦敦煌壁畫展，轟動全國。

　　正是在這場震驚全國的畫展影響下，一部分“近水樓台”的四川學者和畫師們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啟迪，開啟了一場千裡之外的浪漫旅程。

　　在趙曉星看來，四川工匠到訪敦煌，不僅是現當代的事，回溯至千年前的宋朝、西夏時期，四川人在莫高窟壁畫上就已經留下了印記。“在莫高窟的壁畫上，我們的確發現過在千年之前，大約是宋、西夏時期，一位來自四川的工匠或游人曾在壁畫上留下題記，由此可知當時四川和敦煌之間一定是密切往來的。”趙曉星說。

　　同時，趙曉星也認為，敦煌和四川的緊密聯系也和地理位置、歷史有關，“敦煌和四川的聯系有可能是在吐蕃時期得到了加強，西南、西北的一些民俗習慣，常常能在某些文獻中查找到相通性，我們認為這也是很重要的原因。”

　　婁婕說，一大批來自四川的老先生奔赴敦煌，也與四川美院的建立有關，“當年那一批老先生，幾乎都是從四川藝專畢業的，也就是現在的四川美院。作為中國的八大美術學院之一，四川美院是響當當的，滋養了很多優秀的畫家。”

　　如今，幾乎每一年，敦煌壁畫藝術展都要在四川各地舉行。夕陽余暉下，大漠的黃沙難掩前輩先賢的孤勇事跡。（華西都市報-封面新聞記者 徐語楊 李雨心 實習生 王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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