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网成都5月18日电 （郭莹）一线战“疫”96天。5月16日凌晨1点20分，“重症八仙”之一，四川大学华西医院重症医学科主任、四川省国际医学交流促进会重症医学专委会主任委员康焰从哈尔滨乘飞机返蓉。走下舷梯的那一刻，他有种如释重负的感觉。连续三个多月的一线奋战，神经持续高度紧张，此刻他将迎来彻底的放松。
武汉奋战60天，回蓉休整仅3天，康焰便接到国家急招，随即转战绥芬河、牡丹江。在黑龙江，康焰和国内其他几位重症专家一道，坚守至牡丹江医学院附属红旗医院最后4例境外输入新冠肺炎确诊病例治愈出院，实现初期定下的“输入病例零死亡，医护人员零感染”的目标。
回到成都，睡了一个整觉，次日上午，在都江堰的隔离酒店，康焰便开始着手推进科室常规工作。在他看来，隔离只是换一个地点，换一种方式工作，“华西医院的门诊、急诊病患接待早已恢复正常，所有科室都在按部就班开展工作，现在医院事情很多，停不下来。好在现在技术发达，很多事情可以借助远程平台来展开。”
休息间隙，人民网四川频道记者通过远程视频连线与康焰进行了短暂对话，还原了他战“疫”三个多月以来的点点滴滴。
从“遭遇战”到“阻击战”
胸有成竹再战绥芬河
当绥芬河输入性病例增加的消息不断传来，康焰就有所预感，自己有可能会被再次抽调。多年从事重症医学工作的人对于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突发自然灾害总是保持着警惕性，随时做好出征的各项准备，“实际上，我自己也想过去看看”。
时间紧迫，甚至来不及跟妻子详细说明，4月11日上午，康焰接到国家卫健委指令，下午便飞赴黑龙江。妻子王晓是华西医院的一名医生，对丈夫这样的“不辞而别”已经见怪不怪。“突发事件的医疗工作成效评估原则，是如何降低死亡率，提升救治率。所以这种时刻，我们一定会冲在最前面，对此我相信我爱人是理解的。”
在康焰看来，拥有了前期武汉战”疫“的经验和诊疗方案，面对绥芬河的疫情，整个医疗团队无论是从诊疗方案、医疗物资准备、救治经验等方面都比过去准备更充分，这对救治工作的科学有效起到了主导作用。
“绥芬河的情形和刚去武汉的时候很不一样，如果说在武汉初期，医护救援人员面临的是一场‘遭遇战’，那么在绥芬河、牡丹江，我们所遇到的就是一场‘阻击战’。”
康焰说，武汉抗疫初期，疫情的突发、短期内患者数量急剧增加、防护设备供应不足、当地医护救治团队显得有些措手不及甚至出现焦虑情绪。后来，在全国各地的医疗队抵达武汉之后，很快时间内，整个救治过程变得井然有序，一周之内，新冠肺炎患者死亡率大幅下降，救援方案也迅速形成。
到了支援绥芬河的时候，我们对当地的救援态势更是胸有成竹。“当地重症病例有多少，救治方案有几种，物资储备够不够，需要多少床位，需要多少医务人员参与救治……这些情况都能得到准确预估。”
康焰曾参与5.12汶川大地震”、“4.14玉树地震”等一系列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和突发重大安全事件应急医疗救治工作，具有丰富的应急救援经验。在他看来，近年来国家疾病预防控制体系的快速发展，针对重大应急事件的救治体系的显著进步，推进了整个战“疫”工作的有序进行。国家相关管理部门、行政部门在这方面理念一直在发生变化，我们可以看到，在突发事件中，政府的反应的速度越来越快，救治的范围越来越广，救治强度越来越高，救治效果也越来越好。”
“国家针对新冠肺炎的诊治方案快速从第一版更新到第七版，新冠肺炎重症救治指南和专家共识也快速更新到第三版，这些变化都对控制武汉当地的疫情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而当绥芬河发生疫情的时候，这些经验和诊治方案也给我们很大的启示。”
避免医疗队“单打独斗”
实现治疗“一盘棋思维”
最高峰时期，支援武汉大学人民医院东院区的援鄂医疗队数量达到了21支。作为该院联合专家组组长，康焰有一个重要的工作就是整合各医疗队的优质资源，联合成立多个医疗救治小组。集合来自全国各地的医疗队伍的力量重点突击重症病患疑难问题。
“一方面，我们要实现所有患者接受规范化同质化的治疗，那么每一个团队都能得往同一救治理念、标准和目标靠拢，确保整体治疗质量的统一；另一方面，根据患者自身条件，比如年龄，合并症状复杂程度，我们需要挑选适合的医疗专家，制定针对患者本身情况的专属医疗方案，给他们精准化的治疗。”
康焰和团队离开成都时，带去了一套重症救治MDT远程会诊系统。此前，华西医院重症医学科已经在学科联盟内使用这套系统多年，通过MDT远程会诊平台，华西医院能实现与省内80多家医院多学科专家远程会诊、案例讨论。考虑到新冠肺炎的特殊性，在武汉东院区，康焰所在的四川第三批援鄂医疗队在不同院区不同病区之间架设了这套会诊平台，每天下午，东院救治队伍和华西医院之间都会展开远程多学科常态会诊。通过会诊，重症医师与多个专业的医生一起讨论，从不同角度来优化治疗方案，最终改善重症病人的治疗结局。
新冠肺炎重症患者往往伴随有基础疾病，且合并症严重，救治过程中除了密切的器官功能监测与精准、恰当的器官功能支持措施外，原发病与合并症的治疗也非常关键。鉴于这样的情况，四川第三批援鄂医疗队队员也偏向于“复合型”，医疗队队员全部来自四川大学华西医院，主要涵盖重症医学科、感染科、呼吸科等专业，同时还根据疫情和患者人群分布特点，特别配置了老年医学科、肾脏内科、心血管内科、呼吸治疗师、风湿免疫科、中西医结合科及心理、营养科等人员，甚至是制氧方面的专家。
重症医护团队对重症病人进行密切监测和支持，其他多学科专家从不同角度对治疗方案进行优化，集中大家的力量，使重症病人取得较好治疗效果。“最终实现物尽其才，人尽其用，形成了‘一盘棋’思维”。
关口前移、分层分级
最大程度缓解救治压力
康焰总结两次战“疫”过程中病患救治成功率提升的因素：一是分层分级救治，实现对疾病的早诊断，早隔离和早控制，防止它进一步扩散传播；二就是实现重症救治关口前移。
重症医学领域一直流行着一句话——“没有突然出现的病情变化,只有突然发现的病情变化”。在整个救治过程中，康焰及所属医疗团队成员始终将这句话作为救治一项原则。
“一个病人不会无来由地出现病情加重，此前一定会有相应的蛛丝马迹，这个时候，实施分层分级诊疗，将治疗关口前移就变得非常重要”，康焰说，在防控过程中，从普通型病例就开始介入，评估轻型、普通型患者转化成重型、危重型的可能性，提前运用重症治疗的手段给轻型、普通型患者进行氧疗和支持治疗，这样以来，就避免了病情转重，减轻了救治压力。”
在武汉，康焰和他带领的130多人的援鄂医疗队实施了‘分级-救治’救治策略，按照患者病情的严重程度，把病区细分为绿区、黄区和红区。根据不同区域的患者制订不同的医疗和护理方案。这样一来，整个医疗队完成了原本需要300人才能做到的工作，不仅对重症患者进行了及时有效的控制，也节约了人力物力资源的投入。
在黑龙江，整个救治策略则体现了‘筛查-分级-救治’这一过程：绥芬河市人民医院主要收治新冠肺炎无症状感染者，大部分新冠肺炎确诊病例则集中转移到牡丹江市救治。其中，重型、危重型患者被转至牡丹江医学院附属红旗医院，轻型、普通型患者则由牡丹江康安医院收治。康焰和中山大学附属第一医院重症医学科主任管向东、武汉同济医院呼吸科主任赵建平并肩坐镇红旗医院，和后续赶到的国家专家组成员马晓春、杨毅等教授一起，共同救治这些重型、危重型患者。这样以来，避免了病人病情加重后才被送入ICU抢救，真正实现了重症治疗的“关口前移”。通过医务人员的共同努力，当地许多重症、危重症患者病情很快就得到了稳定。
重症医学发展向好
医院应建立“平战结合”的救治体系
近年来，我国重症医学学科发展健康、迅速。在康焰看来，经历此次疫情后，未来该学科发展也会迎来更多的助力。
“发展重症医学专业，首先是重视重症救治力量的扩展，其次是注重重症救治队伍整体素质提升，综合起来，就是要注重对重症医疗队伍的培养。”康焰说，国家目前已经把重症医学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纳入了国家培训计划中，这代表我们国家对这一领域的高度重视。“我们希望从医学生一走进临床开始，就给他们一个选择重症医学的机会，给他们开通渠道，相信未来会有更多的优秀医生加入到我们团队中来。”
在采访中，康焰提到了公立医院实现“平战结合”这一发展模式，他认为重大传染疾病的的防治必须是“防治结合，以防为主”。但在日常就必须重视重症救治力量的积累和预案建立，当应对突发事件时，才能实现更好的救治。
在重症医学领域专注数十年，康焰对这个职业怀有很深的感情。“网上对我们有很多赞美，其中一个就是“最美逆行者”，在我看来，这样并不是逆行，像消防队员，发生严重火灾的时候，他们也是义无反顾地向前走。当突发医疗卫生事件发生的时候，我们奔赴前方，也只是朝着目标进发而已。
人民网：目前，国内面临着境外输入患者急剧增加，有部分地区也出现了聚集性疫情。老百在工作和生活方面现在如何做好防护？您在这方面有没有比较好的建议？
康焰：从整体来看，现在我们国家可以说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虽然还有一些部分的地区还有一些病例的出现，而且从基本上全国的也都是降到了低风险，各地逐步开始复工复学 。
总体来讲，我觉得公众没有必要对新冠疫情还存有恐惧心理。但是基本的预防原则还是需要坚持展开。比如勤洗手、保持一定的社交距离、在公共场合或人群聚集的地方要佩戴口罩。
当然，我们还要从自身考虑，一定要注意休息，保持愉快的心情。病毒是一个自限性的疾病，它之所以会自限，是因为病毒侵入了人体以后，最终会被我们人体自身的免疫系统清除出去。所以，人类的情绪会影响免疫功能，大家要注意休息，少熬夜，规律作息，有助于恢复免疫系统的健康稳定，对预防疾病有很好的帮助。
人民网：四川第三批援鄂医疗队在解除隔离当天拍了一张合照，因为当时您已经去了绥芬河，您的同事就专门为您留出了空位，您当时知道这件事情后有什么感受？
康焰：回成都只呆了三天我就去了黑龙江，而我们团队的成员是在完成14天的隔离后才拍下这张照片的。他们为我预留位置的事情我也是从新闻报道上得知的，第一感觉就是好温暖，所以我在第一时间就给领导和同事发了感谢的信息。
华西这个团队，可以用一家人来形容。从武汉回来，家里谁都没有缺，最后一个都不少的完好无损地回来了，对这样的结果我感到很骄傲。对这个团队最大的感受就是大家价值观是一致的，虽然去到黑龙江只有我一个人，但是我真的觉得自己不是一个人在战斗。我们团队的同事，得知我要过去之后，纷纷请战说自己可以再战黑龙江。那个时候，我真的觉得我们整个医疗团队和国家是紧密联系的，一想到背后有这些队员的支持，我就觉得有力量。
其实在黑龙江的时候，我有时间就会看看援鄂医疗队微信群里大家的状态，看到大家在隔离期间已经逐步回归日常生活，在隔离酒店参与各项兴趣活动，甚至看到他们热烈讨论医护人员在哪些地方可以得到专属优惠，哪些地方吃火锅可以免单，当他们开心讨论这些的时候，你也会不自觉地跟着高兴。
其实我个人感觉在整个救治过程中，我们华西援鄂医疗队的整个运作都是十分顺畅的。因为我们来自同一个医院各个科室，平时已经形成了默契的合作模式，工作习惯和工作规范也已经形成统一。因此在救治工作的推进过程中，很少遇到问题。即便有时候有些人员有一定的工作调整，也能很快适应。
有时候，我觉得自己真正被感动的不仅是同事们专业上的付出，而是我们的团队精神。举个例子，准备离开武汉之前，每一个援鄂医疗队都要在武汉东院种一棵代表医疗队的小树。我们医疗队种下的小树叫做“蜀你最美”，这棵树种下的头天晚上，武汉风雨交加，第二天我们起来看到很多医疗队的树都倒下了，只有我们队的树比较坚挺。后来我才知道，前一天晚上，华西队凌晨下班的几个小姑娘，看到树倒下了，凭她们的一己之力，在风雨中将这颗树重新扶起来。那时候他们刚下班已经精疲力尽，还能做出这样的事情，我觉得这就是一种团队精神。
人民网：在武汉，有没有令你印象深刻的事情？
康焰：其实在整个这次救治过程中，很多值得牢记在心的事情。我是做重症医学的，每天和生死打交道，时间久了，也不是很容易被感动。但是在武汉，我真实体会到了什么叫做“全民战疫”。
华西援鄂医疗队在武汉东院有130多个人，他们的衣食住行等后勤保障工作非常繁重。当地社区、酒店尽力给我们做好保障，免去我们的后顾之忧。印象比较深刻的就是当时医护人员上下班，因为当时武汉没有任何公共交通，政府专门为我们准备了两辆公交汽车。来自当地公交集团的驾驶员自愿接送我们，经常一等就等到凌晨两点、三点。
最开始当地的公交系统给我们排的接送班次都是固定的，有十几趟。到最后，考虑到我们的实际需求，这个排班完全被打乱了，武汉的公交师傅几乎是有求必应，哪怕只有一个医务人员需要下班接送，只要一个电话，师傅半夜起来接送我们，就是为了让我们的队员能够早一点回酒店休息。 这些虽然是普普通通的事件，但是你会感觉到，整个战疫最后能取得这样好的结果，其实源于这些点点滴滴的积累。
人民网：您在一线工作了三个多月，中途只回了成都3天，在这件事上，家人的态度是怎样的？他们给了你支持吗？
康焰：我和太太都是都是华西医院的医生，可能也是因为职业相同，又在同一家医院，面对这样公共卫生应急突发事件的抽调，都比较能够理解对方，我们都认为这是工作的一部分。不管当时是她被抽调出去，还是我被抽调出去，我们都会觉得很自然，就像我们每天需要上班下班一样，我记得当时我们没有专门下来为这个事情做沟通，也就是电话通知了她。
第二次去绥芬河，当天早上十点接到的国家卫健委的通知。我自己当然没问题，但我以为是第二天走，那还有时间给家里人说一下，还能准备一下过去的东西。没想到上午通知，下午就要出发，所以最后也没来得及跟我妻子讲得太详细。
比如我的女儿，她从小就习惯父母这样的外出，不管是去医院救治患者还是应对突发应急，所以她其实还是比较习惯和理解这样的事情。在一线的时候，我女儿会给我发微信，关心一下我的生活，比如她知道我常常熬夜，就会晚上专门打电话过来看看我究竟睡了没。剩下的事情她会自己解决，她的独立性很强，也能理解我和她妈妈，所以不会给我们压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