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3月，國家“十四五”哲學社會科學重大學術和文化工程“《漢語大字典》修訂”在成都宣布正式啟動。未來，四川大學作為項目責任單位，將聯合全國最前沿的學術力量，耗10年之功完成《漢語大字典》修訂。

　　《漢語大字典》，世界上規模最大、形音義最完備的大型漢語字典。從上世紀70年代開始到90年代，300多位專家學者耗時15年編纂完成，收錄單字達56000多個，成為繼《康熙字典》《中華大字典》之后我國漢語言文字發展史上一座新的裡程碑。這項浩大的工程，當年由四川和湖北兩省承擔。“正是多年來培養了大批國內語言文字研究和辭書編纂方面的領軍人才，具有漢語言文字研究的雄厚學術實力，此次《漢語大字典》的全面修訂，再次選擇了四川。”在《漢語大字典》修訂啟動暨高端學術咨詢會上，中國語言學會會長、中國社科院語言研究所所長張伯江如此表示。

　　40多年前，中國為何決定開啟《漢語大字典》編纂工程？一代學人又付出了怎樣艱苦卓絕的努力？

　　四川首批156人加入編纂 / 川大教授徐中舒任主編

　　1972年，周恩來總理在接見歐洲國家聖馬力諾共和國使者時，客人贈送了一套三卷的聖馬力諾大詞典，周恩來總理回贈了一本《新華字典》。中國素有辭書編纂傳統，清代的《康熙字典》和民國時期的《中華大字典》，都曾是影響深遠的辭書。隨著時代發展，新中國如何改變“大國小字典”的現狀？

　　1975年5月，“中外語文詞典編寫出版規劃座談會”在廣州召開，會上確定了160種辭書的編纂規劃，其中便包括了《漢語大字典》。由此開始，《漢語大字典》的編纂工作正式列入國家文化建設重點科研項目之一。

　　一部字典的編纂為何受到如此重視？四川大學教授、著名語言學家趙振鐸是《漢語大字典》常務副主編，他曾如此闡釋漢語字典的重要性——在使用拼音文字的國家，不需要編字典專門解釋字母的來龍去脈，去說明這些字母的讀音和意義。但是漢字形成的幾千年來，從殷周古文到小篆、隸書、行書、草書、楷書，字體多次變化，形體日趨復雜，形成了一個龐大的文字體系。幾千年裡，字的讀音也有了不同的變革，從上古音、中古音到近代音、現代音。讀音上的分歧，不是專家學者是難以弄清楚的。至於字的意義，更是紛繁復雜。正因如此，漢字研究成為我國社會科學中一門重要的學問，記錄漢字形音義的字典，也因此具有無比重要的作用。

　　字典編纂工程浩大。為盡快推進該項工程，國務院決定由四川和湖北兩省共同完成這項任務。

　　《漢語大字典》修訂工程執行負責人、四川大學文學與新聞學院教授雷漢卿曾專門了解過當年的這段歷史。據他介紹，在工程確定之后，四川很快就安排了當年的四川大學、四川師范學院、西南師范學院、重慶師范專科學校、南充師范學院承編，並要求將這一任務列為各自的重點科研項目。

　　字典編寫人從哪裡來？首批156人中，大部分就是從這些高校抽調的老師。此外，還包括了1975年的高校應屆畢業生，以及從其他大中小學借調的老師，甚至還有從工廠、部隊借調的相關人員。然而這個組合團隊開始運轉不久便發現了問題。有的人員在學校還兼有教學任務，精力不易集中。與此同時，在晉升定級、評定職稱、生活福利等方面不能與在校內人員一視同仁，因此編寫隊伍的穩定性受到很大沖擊。為了充實字典編寫骨干力量，穩定編寫班子，省上有關部門還專門強調要保障編寫人員的職稱、晉級、考核等問題。1976年，鑒於字典編纂工作量巨大，四川有關部門再度批准借調了50多人補充進入編纂團隊。

　　在《漢語大字典》工程確定以后，趙振鐸主動請纓參加。字典編寫動輒十年以上，需要年富力強的專家抓業務工作，趙振鐸不僅很快進入字典編纂團隊，還被確認為字典常務副主編。

　　雷漢卿介紹，當年《漢語大字典》計劃收單字6萬左右（實際成書收錄單字56000多個），比《康熙字典》等所有字典收字都多，是我國古今單字的大匯編，要求盡可能歷史地、正確地反映漢字字形、字音、字義的發展歷程。為了保証《漢語大字典》的編寫工作能夠順利進行，力爭在1985年前出版，經上級部門批准在四川成立《漢語大字典》編纂處，作為川鄂兩省編寫領導小組和大字典編委會的執行機構，而德高望重的四川大學教授、著名古文字學家、歷史學家徐中舒則在1979年被任命為主編。

　　川鄂兩省大師雲集 / 對字典編纂投入巨大熱情

　　這是一個大家輩出的團隊。《漢語大字典》主編徐中舒，早年受業於王國維、梁啟超等國學大師。早在清華國學研究院學習時，他便將大部分時間都用在跟從王國維先生學習古文字，抄寫甲骨文、金文，並採用王國維先生提出的“二重証據法”，將古文字材料與古代的文獻典籍相互印証，互相補充，運用於中國古代史的探索。徐中舒主持編寫的《甲骨文字典》，堪稱甲骨學劃時代的巨著。

　　《漢語大字典》的常務副主編李格非和趙振鐸，同樣是國內知名的語言文字學家。

　　趙振鐸的祖父趙少咸是我國著名語言文字學家，曾任四川大學中文系主任﹔父親趙幼文在新中國成立以前也曾在四川大學中文系任教。從小時候開始，趙振鐸便在祖父影響下和漢字結下不解之緣。他每天的家庭作業是讀《說文解字注》裡的5個字，然后接受祖父檢查。后來考上四川大學中文系，開始了音韻學、文字學、訓詁學的系統學習，為此后參與編纂字典打下了堅實基礎。

　　對於辭書編纂在國家社會生活中的重要作用，趙振鐸一直有著清醒的認識：“辭書在社會生活中不可缺少，社會需要辭書。”“一個民族，在它的發生和發展過程中都需要國民教育，語文教育是國民教育的重要組成部分。而辭書則是學習語文的重要工具。辭書還為讀者提供必要的科學文化知識。”

　　15年裡，趙振鐸對字典的編纂投入了巨大熱情。深入編纂一線查找資料、核對文獻、擬定提綱、撰寫凡例……此外，他還總注意到一般辭書編纂者不太注意的方面。日復一日、年復一年的枯燥近乎機械的勞作，他卻從不懈怠。趙振鐸指出，辭書編纂中，書籍出錯的原因主要有“無心之失”和“有心之誤”兩種。無心之失，如校書抄書之人水平不高、抄寫不慎，刻工疏忽等﹔有心之誤，指書籍整理者因為某種原因竄改原書，這些問題必須要時刻注意，以免影響字典質量。

　　李格非，武漢大學“五老八中”之一。在《漢語大字典》籌備階段，他被任命為籌備領導小組副組長，制訂編纂方案、物色編纂人員、協調編纂分工、起草編纂手冊等，他都事必躬親。《漢語大字典》的編寫歷史上一直流傳著一個李格非行事舉重若輕的例子——湖北和四川兩省的編纂任務如何分配？大家一直議而不決。此時，李格非拿出一本《康熙字典》，說就按《康熙字典》的頁碼來分，湖北五分之三，四川五分之二，以分界那頁的部首為准，該部以前的歸湖北，以后的歸四川。結果分界的部首是“羊”，那麼“一”部到“網”部由湖北負責，“羊”部到“龠”部由四川承擔，問題立刻迎刃而解。

　　從1975至1990年，300多人耗時15年的艱難躬耕，最終匯成8卷《漢語大字典》的成果。字典的學術顧問、著名語言學家呂叔湘在字典出版時欣然題詞，稱這是一項“廣搜博採 窮源溯流”的偉大工程。

　　與《漢語大字典》結緣 / 他們的人生也因此改變

　　《漢語大字典》的出版改變了新中國“大國小字典”的現狀﹔而當年參與編寫的多位老師和年輕人，他們的人生也因此更多地和漢語言文字研究結合在一起。

　　項楚，四川大學杰出教授。1962年，項楚從南開大學中文系畢業以后考取了四川大學研究生，專攻六朝唐宋文學，后來在一所中學當老師。1976年，項楚被借調到了《漢語大字典》編寫組，任務是從《敦煌變文集》中摘取編寫字典所需要的例句。撫今追昔，項楚感嘆《漢語大字典》為他開啟了一扇通向學術研究的門，從此改變了他的人生軌跡。

　　正是在參與編纂《漢語大字典》的十幾年裡，項楚得以接觸到20世紀初在敦煌藏經洞發現的大量唐五代通俗文學作品。他興奮地發現，就在唐代偉大作家把詩歌和古文推向前所未有的高峰時，民間也有無數不知名的作者，正在創造著全新的通俗文學樣式，如各種體裁的講唱文學、歌辭、白話詩等。“它們所代表的文學新趨勢，最終成為中國文學史后半期的主流。”項楚的學術興趣，因而逐漸從六朝唐宋文學，轉向敦煌俗文學領域。

　　雷漢卿介紹，時至今日，項楚早已是蜚聲海內外的敦煌學家、語言學家、文獻學家、文學史家和佛教學家。業內人士認為，項楚構建了古今會通、學科會通和雅俗會通——可稱之為“新蜀學”的學術范式，開創了包含俗語言、俗文學和俗信仰在內的中國俗文化研究甚至是中國文化研究的新局面。

　　因字典改變事業軌跡的不止項楚。汪春明，在被抽調進《漢語大字典》編寫組之前，是四川師范學院（今四川師范大學）中文系寫作老師，結果從編寫《漢語大字典》到退休，一直進行辭書編纂工作。

　　“我記得當時分在詞義組，任務就是把每個漢字都做成一張資料卡片，上面有字形、注音、詞義和例句等信息，再按偏旁部首進行排序。”因為例句繁多，需要不斷篩選，最后還要和古代典籍核對，確保內容的准確性。為了彌補專業上的不足，他們白天工作，晚上就自己去補習古音韻方面的知識。再加上當時電腦尚未普及，他們的資料查詢和記錄都隻能手工操作，任務相當繁瑣。“一本字典編下來，等於再讀了幾個大學。”在《漢語大字典》之后，汪春明又和同組的成員一道，花了將近10年時間編寫了《漢語異體字大字典》。兩部字典的編寫工作伴隨了汪春明工作生涯的后半段。

　　四川辭書出版社原總編輯冷玉龍同樣因編寫字典一生和辭書結緣。1975年，他還是四川師范學院的應屆畢業生，還未走出校門就進了字典編寫組。工作的枯燥和要求的嚴苛，冷玉龍也曾一度打退堂鼓，但1983年到人民大學詞典進修班學習時，商務印書館總編輯陳原上課時的一句話讓他意識到字典編寫的重要：“編字典、審字典這活兒是聖人干的！有的人一干就是幾十年甚至一生。沒有一點聖人精神做不到。”或許正是受此鼓舞，冷玉龍在結束字典編纂之后，留在了在原大字典編纂處基礎上成立的四川辭書出版社工作，從普通的辭書編寫人員成長為辭書編審。在《漢語大字典》首次修訂時，還成了業務負責人之一。

　　在字典問世30多年以后，又一批學者將投入到字典修訂這一浩大工程之中。未來，他們將通過對《漢語大字典》的字頭、古文字字形及其解說、注音、釋義、引例等的全面修訂，讓它在新時代煥發新的學術光彩和生命力。（郭詩瑤 四川日報全媒體記者 吳曉鈴 成博）

分享讓更多人看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