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秘歷史“局中局” 四問三星堆考古新發現

　　三星堆遺址考古現場。四川日報全媒體記者向宇攝

　　3號祭祀坑的青銅器。新華社記者 王曦 攝

　　3號祭祀坑擁有精美紋飾的青銅器。新華社記者 劉夢琪 攝

　　三星堆出土的青銅扭頭跪坐人像。新華社記者沈伯韓攝

　　如果三星堆的青銅器冶煉技術借鑒了中原地區，那它是整體“移植”，還是局部借用？

　　如果迄今發現的青銅器的原料都來自一個礦場，那這個礦場在哪裡？

　　如果三星堆的禮樂系統來自商王朝，二者之間的關系會是怎樣？

　　把黃金打制成薄片用於裝飾，三星堆金器文化從哪裡來？

　　在三星堆新一輪考古發掘中，隨著新類型、新形制、新材料的文物被陸續提取，三星堆文化起源的探究既有了突破，更引發一連串的新問題。它就像一個連環計，把人們帶入歷史和考古的“局中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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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裝飾而非佩戴

　　三星堆金器文化從哪裡來？

　　1986年，三星堆金杖、戴金人面像、金面具等文物出土時，坊間一度認為三星堆使用黃金的文化，極可能是受到兩河流域文明影響，直至今天，三星堆文化“西來說”甚囂塵上。那麼，真實情況究竟是什麼樣的？三星堆金器有哪些特點，又和哪些文化遺址共享這一特點？

　　近日，北京大學考古文博學院從事冶金考古的陳建立教授接受媒體採訪，他表示，三星堆的黃金使用，並沒有脫離中原文化系統。把黃金鍛打成薄片做成器物表面的裝飾，是以商王朝為中心以及受到商王朝影響地區的主要特征。

　　從去年開始，北京大學考古文博學院深度參與了三星堆祭祀區新一輪考古發掘工作，除了派出考古力量支援8號坑發掘，也參與了三星堆祭祀坑測年、文物保護甚至學術研究的公眾推廣。在三星堆出土金器的制作工藝上，陳建立發現，無論是國寶級文物金杖，戴金面具或是今年新公布的金面具等文物，都有一個共同的特點：它們打制成薄片包裹在器物的表面，其作用更多是作為裝飾。“目前來看，三星堆還沒發現北方草原地區耳環、鼻環這種直接用於人體的黃金飾物。”

　　這種把黃金打制成薄片用於裝飾，僅僅是三星堆獨有的現象嗎？

　　陳建立介紹，三星堆用金的特點，其實在鄭州商城、湖北盤龍城和安陽殷墟等遺址的出土文物中都有發現。“三星堆金器的使用，與三星堆銅器的鑄造一樣，本質上沒有脫離中原文化系統。這些金器的造型呈現出神秘的本土特色，應是基於三星堆神權國家自己的信仰及審美。”

　　據了解，作為商代著名的考古遺址，鄭州商城、安陽殷墟等遺址在近幾十年的考古中，曾經發現過金箔、金片等金器。它們往往附著在漆木器、青銅器表面進行裝飾。盤龍城出土的黃金，和綠鬆石一起做成綠鬆石金眼獸面，精美異常。當三星堆黃金使用也呈現出與中原文化同一系統的特點，再度說明三星堆的開放包容，與中原文明以及長江中下游文明聯系緊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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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喇叭狀青銅器

　　會是迄今最早的青銅鼓嗎？

　　5月30日，在三星堆發掘現場，8號坑有一件上面寬、中間逐漸收窄，形似喇叭的青銅器露出半截。它中間位置有朱砂填涂的裝飾，邊緣有兩個明顯的穿孔。“如果真的是鼓，那很有可能是最早的青銅鼓。”中國考古學會理事長王巍認為。

　　然而，祭祀坑為什麼會有一個鼓？它又是做什麼用的？

　　西周時期形成了“鐘鳴鼎食”這樣的整套禮樂器，是中國青銅文明的重要特點。王巍推測，三星堆吸收了中原文化系統中的音樂，它很可能是在宮廷尤其是在祭祀中應用，進一步豐富了祭祀活動內容。

　　其實，早在1986年的發掘中，樂器便在三星堆大量發現，那時是以銅鈴為主。2006年，在金沙遺址中發掘出兩塊石磬。令人振奮的是，本次三星堆新一輪發掘中，也發掘出石磬。考古人員在8號坑的西北角提取了幾塊碎石板，以為是建筑材料，后來發現它們可拼在一起，呈圓角的長方形，100厘米長、52厘米寬、4厘米厚，表面加工平整，並且在正中心位置有穿孔，推測是能夠懸挂起來敲擊的石磬。

　　金沙遺址的一大一小兩塊石磬，均呈不規則的半月形狀，至今仍可敲擊發音。相比之下，三星堆這塊石磬的形狀更加規整。據成都金沙遺址博物館館長朱章義介紹，磬是中國最古老的打擊樂器之一，多是石頭打制而成，此外也有玉制或銅制的。到了商代，石磬的形制變得多樣，有的雕刻有各種動物紋飾。磬在后世主要用於統治者宗廟祭祀、宴享等禮儀活動，磬和鐘作為樂器和禮器，是統治者權力和身份地位的象征。

　　銅鈴的發掘和研究就更豐富了。考古發掘隊隊員、上海大學文學院歷史系講師徐斐宏介紹，目前8號坑已出土8件銅鈴，之前的2號坑曾經出土有40多件銅鈴，呈合瓦式，既與殷墟銅鈴相似，也有自己的特點。

　　“最早的銅鈴在山西陶寺遺址出土，它內外范合鑄的技術是青銅器的先驅。”王巍說。后來洛陽二裡頭遺址和殷墟婦好墓均出土有銅鈴，尤其后者數量很多。殷墟時期的銅鈴演變為銅鐸，也就是從懸挂樣式變為站立式，能夠3件、5件構成不同音階，進而和鼓、磬等成為組編樂器。

　　學者幸曉峰、王其書曾對三星堆1號、2號坑的銅鈴進行聲學性能探究，發現這些銅鈴與商周青銅樂器已具有的音樂性能基本相同，不僅有音高概念，還可能進行過調音，使得單件銅鈴具有清晰、穩定的不同音高，也為制作成編的樂器積累了經驗。

　　王巍認為，這些樂器的發現和逐步豐富，改寫了古蜀“未有禮樂”的原有認知，將三星堆文化的先進程度，以及與中原文化的關聯又推向新的認識深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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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西南、中原、秦嶺

　　礦料到底來自哪裡？

　　古代的資源根據分布面積和儲量多少，大致可以分為常見資源和珍稀資源：燒陶器的土以及煉鐵的鐵礦，這些在地球上儲量很大，是常見資源﹔相對應的則是珍稀資源，玉、黃金、銅都屬此類。由於產地有限，就必然存在遠距離運輸，三星堆青銅器的礦源由此也成為業內關注的問題。

　　“礦料來源爭議很多。對此，應該按照產業鏈的排布，把關注的視野往上游去推，先找到鑄造地在哪裡，然后再去找冶煉的地方，最后是找礦石從哪裡來，由此形成環環相扣的証據鏈條，這樣才有可能最終解決技術和礦料來源問題。”近日，在三星堆遺址考古多學科綜合研究集中簽約儀式上，簽約方之一北京科技大學的科技史與文化遺產研究院教授陳坤龍介紹，這一“証據鏈”也是北京科技大學與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將要合作的重點內容。

　　“青銅器的原料實則包含銅、錫、鉛三種，目前錫的研究最少，甚至可以說基本沒有任何線索，銅和鉛則做過一些工作，有一定的積累。”陳坤龍介紹，目前很多學者都認為，三星堆的青銅礦料和同時期的中原、長江中下游青銅文化的銅器礦料，非常有可能是來自於同一個地方。“這是因為，通過鉛同位素檢測，發現上述礦料均包含一種在地質上非常特殊的鉛礦料，叫作‘高放射性成因鉛’。中國科技大學金正耀先生早在上世紀80年代研究殷墟婦好墓的時候就發現了。”

　　這些東西既然非常少見，又在一個特定時期內被大量使用，唯一合理的推論就是它們來自於同一個地方。

　　那麼，它們來自於哪裡呢？在來源問題上，已有很多學者做了相關研究，結論卻不盡相同。

　　金正耀最早提出礦源應該是在雲貴川交界的地方，這就是非常有名的“西南說”。金正耀由此探討了銅料運輸路線，順著長江至中游地區，或是經過秦嶺和漢水流域，與中原地區相溝通。

　　當然，也有一些學者認為可能是有多處礦源，各個地方就近取材。還有學者提出“中原說”“秦嶺說”，也不能排除很多更遠的礦源。而金正耀近期又提出，南陽盆地的北緣這個區域也可能有符合條件的礦料資源。

　　雖然有非常多的假設，但遺憾的是，目前沒有發現與青銅器在同一時期的採礦和冶煉遺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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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青銅冶煉技術

　　整體“移植”還是局部借鑒？

　　歷史研究除了要關注歷時性變化，還要重視區域聯絡的機制和模式。假設三星堆是吸納中原地區的青銅冶煉技術，那麼到底是整體的技術“移植”，還是說受到技術影響？

　　現在可以確定的是，三星堆的青銅器雖然器型很特殊，但它是一個很開放的體系，和中原地區，江西、湖南等地的青銅技術有著千絲萬縷的聯系，屬於同一個技術網絡的組成部分，可以把它解讀為中華文明多元一體發展過程中一個很有特點的具體案例。

　　那麼，如何去理解它的特殊性？陳坤龍認為，三星堆青銅器本土化的特征蘊藏了古代先民的技術根系。例如，復雜的鑄件，雖然在中原的青銅器上也有發現，但三星堆的匠人將其發揮到了極致。

　　這樣的技術在金沙遺址中有一定的延續，它在四川盆地或者周鄰地區的發展和去向，也值得思考。“就我個人理解，三星堆是用了中原或者長江中游青銅鑄造的一些技術，然后再融入了自己的某些文化元素，最后才形成了現在我們看到的青銅器。”陳坤龍說道。

　　“雖然三星堆新一輪考古發掘成果豐富，但古蜀先民對這幾個祭祀坑的處理屬於一次事件，它是一個短期行為。如果想通過一次短期行為去觀察一個長時間的發展過程，實際上是有一定困難的，想要通過現有材料判定技術路線還不夠。”陳坤龍解釋道。

　　另一方面，研究材料是否足夠“豐富”是相對於現有研究技術條件和能力水平。研究人員需要時間去消化理解這些材料，當研究技術和操作方式達到更加精細化水准時，就可能找到材料中間的規律。當然，技術的突破也是需要時間的積累。目前，一方面要等待更多的資料來提供証據，另一方面也要不斷創新科研技術和基礎理論支撐。（四川日報全媒體記者吳平 吳曉鈴 吳夢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