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墓“身影”佐証民間傳說

今年五一假期以來，河源市東源縣雙江鎮寨子村、寨下村“熱鬧”起來，該村萬綠湖畔因水位下降而“浮”出的兩座明代官宦古墓，引來眾多當地市民和珠三角游客好奇探看和考究。當地市民和珠三角游客為何如此感興趣？皆因這兩座古墓有“狀元地”的民間歷史傳說。

田野文物考察時無意發現

目前，萬綠湖水位線已下降至20多米，為新豐江水庫建庫后50多年來的歷史水位最低點，湖面下眾多的古建筑遺址以及各朝代的文物紛紛“浮”出了水面。

今年五一前夕，粵北文物考古工作站（河源站）考古隊員在粵贛古驛道東源縣雙江鎮寨子村水下路段附近進行田野文物考察時，又意外發現了兩座長年淹沒在水下的明代官宦古墓。中國當代文博專家、中國考古學會會員、河源市博物館原館長黃東稱，古墓葬被及時找到和發現，這對當地一直有“明代狀元黃士俊”的民間故事傳說卻無文物佐証，無疑又初步找到了一處人文歷史的實物依據。

河源市博物館館長杜衍禮告訴記者，隨著萬綠湖庫區水位的逐日下降，“浮”出湖面的文物“寶貝”也相繼被粵北文物考古工作站（河源站）的考古隊員發現和撿拾。杜衍禮稱，雙江鎮寨子村村民近日根據多本源自清代、民國和近年延續編修的《雙江黃氏族譜》記載，在一處名叫“黃蛇搶蛤”和“黃蛇聽蛤”的水下山頭上，先后發現了這兩座明代官宦古墓，並及時告知了粵北文物考古工作站（河源站）考古隊員前來田野文物考古調查。

當地村民黃歡榮告訴記者，兩座明代古墓僅為一山之隔，為兩父子墓地，黃歡榮稱，除西邊的一座古墓墓碑被湖水長年侵蝕或由於其他原因有殘缺而難以辨認完整字跡外，其中東邊的一座古墓的字跡依稀可辨，記者昨日在該墓碑看到，裡面刻有“明始祖誥封翰林院侍讀內閣學士”“同治十三年××月××吉日重修”等字樣，黃歡榮隨后對照清朝光緒三年編修的《黃氏家乘》、民國27年編修的《橋頭黃氏族譜》延續記載的內容，得知此墓地系雙江黃氏四世祖黃順和之墓，另一墓地則是黃氏五世祖、黃順和長子黃宗政之墓。根據該族譜記載，黃宗政生圭、總（匆）、旬三子，其子孫全部遷居順德縣“黃林鑒竹”，黃歡榮稱，由此可証實順德甘竹黃氏后人系從河源遷入。

民間有“明代狀元黃士俊”的傳說

黃東告訴記者，在東源縣雙江鎮以及龍川縣田心鎮等地均有多種版本有關“明代狀元黃士俊”的民間傳說及神話故事，其中在龍川縣還留有黃士俊題寫的“巫氏大宗祠”的筆跡。

在東源縣雙江鎮，民間流傳的“順德明代狀元黃士俊祖籍在河源”的故事傳說就有好幾個，其中被編入《河源民間故事集》（第一集）的《黃士俊的故事》講到，在古時的封建社會，要想參加科舉會試考取功名，祖上是否有狀元地是十分重要的標志，傳說考狀元而沒有狀元地(墳墓)還要擔當被殺頭的風險。黃士俊在知道自家祖上有狀元地的情況下，於明朝萬歷三十五年(1607年)赴京參加會試，會試后榜上有名，並在殿試時，他又獲得丁末科殿試第一甲第一名，被欽定為狀元候選人，黃士俊時年37歲。接著，京城派官來廣東考察黃士俊是否有狀元地，黃士俊的祖父黃廷璣對京城來考察的官員說:“我們家族的狀元地在河源，葬在河源南湖約小地名南木洞截坑”。考察人員隨后由當地向導引路實地查看后，對當年河源南湖的秀美山水、人杰地靈的風貌，以及當地淳朴的民風，認定狀元地在河源。此后，黃士俊經過會試、殿試和考察必要程序，才真正獲得狀元名號。其后，他入仕為官，直到入閣成了當朝宰輔，也是在廣東歷史上的狀元，最終能做官至極位的隻有他一人。

“雙江鎮是河源市有名的西瓜之鄉”，東源縣雙江鎮黨委書記陳飛燕告訴記者，在雙江鎮還有一個有關黃士俊的民間故事，相傳明朝萬歷年間，黃士俊當年從順德沿著粵贛古驛道上京趕考，途經東源雙江時因脫水中暑暈倒在路邊，當地鄉民見狀將其救起，並拿出田裡採摘的西瓜讓黃士俊解渴，使其轉危為安。后來，黃士俊高中狀元后，當地鄉民遂將雙江西瓜改名為“狀元瓜”。

順德黃氏后裔赴河源尋親

連日來，東源縣雙江鎮寨子村萬綠湖畔“浮”出兩座明代官宦古墓的消息不脛而走，接連引來了不少的外地游客和各地黃氏后裔前來察看和考究。

今年五一前夕，佛山市江夏文化研究會、順德江夏文化研究分會常務副會長黃河超率順德甘竹黃氏后裔一行5人，專程抵赴東源縣實地考究順德明代狀元黃士俊先祖的存屬關系。黃河超經過考察后告訴記者，黃士俊是明朝萬歷三十五年（1607年）狀元，距今414年，天啟七年（1621年）雙壽祝賀，距今400年，從雙江鎮萬綠湖畔發現的古墓碑文碑刻來看，載明該明始祖翰林侍讀內閣學士，應與黃士俊是同僚關系，或與廣東老鄉有關，目前隻能証實是明代官宦古墓。至於是否與黃士俊祖墓有關，必須要有充足的史料証據和出土文物佐証才行。黃河超查閱了清代的地圖，發現《雙江黃氏族譜》記載有關“黃宗政的子孫全部遷居順德縣‘黃林鑒竹’”，其中順德“黃林鑒竹”應該是客家語諧音，黃河超猜測其后裔應遷至順德“黃連甘竹”，但這個地方的黃氏先民與黃士俊暫無關連。

河源市博物館館長杜衍禮稱，民間傳說只是群眾的一個口頭故事，歷史的考証必須要有史料記載和真實的實物或文物憑証才能佐証故事的真實性，文物考古工作需要經得起歷史的檢驗，對於雙江鎮這兩座明代官宦古墓，尚待考古學家今后作出進一步考究。

黃東告訴記者，從碑刻採用的紅砂材質和“祥雲”圖案來看，這兩座“浮”出萬綠湖水面的古墓，與雙江鎮歷代《黃氏族譜》記載有“狀元地”的說法有一定的關聯，且碑刻有“誥封”一詞，印証古時隻有朝廷或皇帝准許方可碑刻，另外朝廷“誥封”的對象，可以是宦官本人也可以是宦官的祖上，而根據當地《黃氏族譜》記載，古墓主人中的黃順和及黃宗政父子倆均未在朝廷任過職，黃東猜測應是黃順和及黃宗政的后裔在朝廷任官，才會有此古墓的“誥封”。黃東告訴記者，根據順德與東源雙江兩地黃氏后裔的考察和有關族譜對接，發現順德明代狀元黃士俊祖上的第八代先祖名字與東源雙江的《黃氏族譜》記載的名字相吻合，黃東稱，雙江鎮這些考古實物的出現，對今后佐証和豐富河源的人文歷史具有重要的文物考古價值和意義。但至於歷代編撰的《雙江黃氏族譜》為何沒有出現順德明代狀元“黃士俊”名字？黃東為此猜測當年編修族譜的先民是否帶著未捐款修譜的私心而忽略編著或與當年的交通不便難與遷居順德的先民溝通有關，值得各級文物考古專家今后作出進一步考究和探討。（文、圖/廣州日報全媒體記者曾煥陽 通訊員黃志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