開放包容：成都綿延3000年的城市氣度

四五千年前，在兩河流域、尼羅河流域、恆河流域、黃河流域和長江流域，人類的祖先因生存而聚集，相繼興起了若干早期城市。廣袤大地上，人類的呼吸留下文明的先聲。當繁華的城市紛紛嘆息著沉入黑土，卻有一處特別的存在，摧而不頹，毀而不滅，不斷再生，成為歷史少有的“遺漏”。

它3000多年來城址未移，2000多年來城名不改。它歷經災難、戰火，卻始終有著強大的生命力，秉持開放創新和樂觀包容，不斷向上生長。

它一年成聚，二年成邑，三年成都。

古蜀的文化交流

造就了天府文化的樂觀包容

3月20日，三星堆遺址再驚天下，出土重要文物500余件，多件文物在全國都能發現“同款”。其中首次出土的青銅方尊長約65厘米，是三星堆這次發現中規模最大的一件青銅器。這座方尊主體腹部紋飾名叫饕餮紋，對稱鳥的裝飾是長江流域的特點，最早見於長江中下游地區的良渚文化陶器和玉器上，也見於中原殷墟遺址的青銅器上。另據成都寶墩文化考古發現，良渚文化的玉琮在距今五千年左右就已經出現在四川。

這場穿越數千年的“買家秀”和“賣家秀”，足以証明，古蜀時期，成都平原的先人們就和外界保持著頻繁的交流。不僅如此，根據文獻記載，古蜀三代蜀王均是遷徙而來。這些古蜀先王不僅改變了成都平原的面貌，還帶來了諸如民族融合、生產技術等方面的改變和發展。

金沙遺址博物館館長朱章義說，金沙遺址發掘出土的文物有中原地區、長江中下游地區以及本土文化的元素，可以証明那時的金沙已經非常開放，和如今天府文化中“創新創造 樂觀包容”的特質一脈相承。

“成都雖然身在四川這個相對封閉的盆地，但作為中華文明的一部分，它的文化包容吸納外部文化影響的同時，也保持了自有的文化特質。”北京大學考古文博學院教授孫華認為，在新石器時代有馬家窯文化的南下，夏時期有二裡頭文化的進入，商時期有來自長江中游文明的進入，但是這些都沒有改變成都文化自身發展體系。

“這個體系是一脈相承的，從寶墩文化以后就環環緊扣。往往在上一個文化的晚期，就會出現下一個文化的因素，下一個文化之中也會長期保留前一個文化的因素。”孫華告訴記者，正是由於這個原因，成都各個時期的文化連續性特別強，這也是成都擁有強大城市生命基因的重要原因。

幾千年過去，當初的外來者早已化為成都歷史的一部分。彼時不同，此時共同。

秦漢時的文化大融合

迎來城市發展高峰

公元前316年，秦滅蜀之后，成都平原納入秦帝國的范圍，迎來又一次文化開放融合和城市發展高峰。秦國人李冰出任蜀郡太守，這是歷史等待的契機。

古蜀人雖有天馬行空的創造力，卻一直未能將洪水馴服。李冰同樣有著偉大的創新精神，他在成都這塊土地上找到了自己的舞台。他獨創寶瓶口、魚嘴、飛沙堰，巧妙配合，科學解決了自動分流、自動排沙、控制進水流量等亙古難題，至此，成都水旱從人，不知飢饉，取代關中、漢中成為“天府之國”。沃野千裡的成都也迎來商業和手工業的繁榮發展，西漢時期，成都的織錦業已十分發達，設有“錦官”，故有“錦官城”之稱。織錦這種當時的高新技術帶給成都巨大的經濟輻射力，使成都成為南絲路的起點城市。

在教育方面，秦漢時期的成都也開先河。漢代安徽人文翁任蜀太守，在成都創辦了中國最早的地方官辦學校，直接推動了蜀學的勃興與飛躍，出現了蜀地學術與儒家發源地山東學術並駕齊驅的局面。

從20世紀50年代中期開始，在成都多地陸續出土了多尊東漢俳優俑，這些粗獷稚拙的人俑，有著熱情奔放、潑辣詼諧的形象。即使在2000年之后，人們也能讀到時空之外的那分快樂和自信。俳優俑最早出現在中原地區，受中原文化的影響，西漢中期俳優俑在成都及其周邊開始流行。到了東漢，成都的俳優俑也衍生出了許多新的特點，不僅形體變大，表情更夸張傳神，做工也變得更為精細。藝術史家們認為，中國古代雕塑的寫意之風，在漢代達到了鼎盛。成都出土的東漢俳優俑無疑是其杰出的代表。

秦漢時期，成都城市治理、工商業和文化發展都迎來高峰，一躍成為全國僅次於長安的五大中心城市之一，史稱“列備五都”。

揚一益二的背后

是世界級城市的開放與管理

公元759年12月1日，隴西同谷通往成都的古棧道上，西風獵獵，一匹瘦馬馱著一位鬢發早白、面容清瘦的河南男人踟躕而行。他和沿途那些逃亡蜀中的窮苦北方農人並無二致，但他的名字注定要照亮中國幾千年詩歌史。他叫杜甫。

淒風苦雨，險象環生的南行路盡頭是“喧然名都會，吹簫間笙簧”的成都。成都接納了杜甫，帶給了他近四年的溫暖和慰藉。他在風景秀麗的浣花溪畔修了一所自己的房子——草堂，並在此寫下了大量燦爛而偉大的詩篇。

詩人馮至感嘆：“人們提到杜甫時盡可以忘了杜甫的生地和死地，卻總忘不了成都的草堂。”因為這座包容的城市，給了詩人尊嚴和綿延至今的榮光。

成都的高顏值和繁榮，吸引了大量杜甫這樣的“蓉漂”，讓唐代成都的人口持續增加。唐貞觀13年，成都有近12萬戶、74萬余人，僅次於長安，是全國人口第二多的都會。人口的增長，成都城市面積進一步擴大，反過來促進了成都城市建設管理的創新。

唐代在全國推行裡坊制，這種安排並不利於商業活動的開展。富有商業精神的成都人逐步沖破了裡坊制的桎梏。成都人突破“日中為市”的傳統，夜市勃然興起。陸游對著大慈寺外燈火輝煌、人流如織的夜市發出感慨：“寶帘風定燈相射，綺陌塵香馬不嘶”。宋代成都商業更趨繁榮，夜市和各種專門市場比唐朝更加興盛，並逐步形成了成都歷史上著名的十二月市。成都進一步轉型為了商業城市和市民社會。

與中國唐宋同時期的歐洲，當時正深受城市排污之苦，人口眾多的巴黎是其中的典型。在東方的成都，卻已經科學地解決了城市排污難題。2007年10月，成都意外發現了江南館街的唐宋街坊遺址，是目前全國發現的唯一保存完好的磚鋪古街之一，媒體冠以“天府第一街”美譽。

成都市城守東大街遺址，與鄰近之正科甲巷遺址、大科甲巷遺址、江南館街遺址相鄰，文化面貌十分相似。

江南館街遺址中發現與街道房子相配套的大小排水道共21條，地面和地下是兩個獨立又相互關聯的系統，成棋盤格局。這一城市下水道系統最早始建於唐末時期，期間多次維修，延用至南宋。地下網絡之發達令人驚嘆，它折射出的正是這個城市的繁盛和建設管理的智慧，成都也成為當時世界上規劃最好的城市之一。

擁有高超水平的城市管理，成都發展到了鼎盛時期。到了晚唐，成都與揚州齊名，“揚一益二”聞名天下，成為當時無可爭議的世界城市。

新時代的成都

有海納百川的格局與氣度

歲月滄桑，歷史變遷，就像書本一頁頁翻過。過去不曾消逝，而只是被悄悄掩埋，時隱時現，以某種獨特的方式傳遞密碼。

歷史告訴我們，城市因人聚集而生，因人駐留而興。城市的本質在於為人提供有價值、有意義、有夢想的生活方式。在城市中自在生活的人們，又能產生豐富的社會生態和無窮的創造力，反過來促進城市發展。

幾千年來，成都孕育和會集過大批政治家、軍事家、科學家、企業家、文學家、教育家以及各類歷史名人。今天的成都，擁有更加國際化的大開放格局。

128條國際（地區）航線通達全球。隨著天府國際機場建成投運，成都成為繼北京、上海之后，國內第三個擁有雙機場的城市，年客運能力將達1.5億人次。以成都為起點的中歐班列，連接境內外50余個城市，成為促進產業協同發展、深化區域合作的陸海新通道。成都已與全球200余個國家和地區建立經貿關系，與104個城市建立了友城和友好合作城市關系。

“十三五”期間，全國23個萬億GDP城市中，深圳以近200萬常住人口的增量高居榜首，成都增長192.33萬人居第二。《2020中國海歸就業創業調查報告》顯示，成都位居海歸創業最愛城市第三位，僅次於北京、上海。

《2020中國城市商業魅力排行榜》顯示，成都以四項指標均為滿分的成績，高居中國15座“新一線”城市榜首﹔《環球時報》評選的中國最佳營商環境城市中，成都位居榜首。

泰山之高不拒微壤，大海之廣不拒細流。成都人熱愛學習、善於學習擷取眾家之優長，為我所用，結出如川菜、川酒、川劇等獨具魅力的文化碩果。成都在數千年的發展變遷中歷經多次大移民和多元文化大碰撞、大融合的洗禮，在開放中聚集創新創造的動力和樂觀包容的氣度。

成都，因開放而自信滿滿，因包容而熱氣騰騰。（成都日報記者 蒲薇 王嘉 段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