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蜀符號。
三星堆眾多謎團未解,一個重要的原因是,截至目前,尚未發現任何文字。
與三星堆相對應的中原歷史時期,已經有了金文、甲骨文等文字,以及較為明確的歷史文獻記載。然而三星堆遺址發掘至今,雖出土了大量青銅器、玉器等實物,但除了部分刻畫符號,並未出現文字痕跡,這也為其增添了幾分神秘。
實際上,在古蜀文明研究中,“古蜀文字何處尋”一直是熱門話題。其中,以自20世紀40年代以來的“巴蜀符號”研究最具代表性。
三星堆符號是什麼?
專家一直試圖破譯
三星堆目前並未發現類似金文、甲骨文等成系統的文字,不過,在其出土的陶器、金器等文物上,卻有不少不規則的符號,如三星堆金杖上就有7個奇怪的魚、箭頭等符號。它們究竟代表什麼?文字、族徽、圖畫,還是宗教符號?
上述問題目前尚無令人信服的解釋。由於這些符號形似甲骨文,所以“文字說”一派的專家一直試圖破譯。已故著名歷史學家、古文字學家李學勤曾撰文表示,三星堆陶器上的刻畫符號不是偶然的刻畫痕跡,尤其是同一種符號出現在不同的器物上,說明這些符號及其含義已經固定化,約定俗成,代表著較早期的古文字。
作為三星堆遺址的主要發掘者之一,陳顯丹的態度則相對謹慎,他並沒有直接用“文字”來描述、總結這些符號。在他看來,三星堆出土的高柄豆圈足上刻畫的“眼”紋、陶盉上的“貝”紋以及其他器物上的刻畫符號等,可以視為用不同的圖案組成一組組的“記事”,由此構成記載古代巴蜀相關“史事”的“文獻”。
以三星堆出土文物為例,陳顯丹分析,金杖上的人物頭戴五齒高冠,與青銅大立人所戴相同,因此身份位高權重﹔上面又有魚、鳥等圖案,極可能表現的是古蜀王中的“魚鳧王”,金杖的主人也可能是他。2號坑出土的一件玉璋上所刻的大山、人物、牙璋、手、象牙等圖案,應是記載了當時古代蜀人有關祭祀的“文獻”。
不過,也有專家考証后認為,這些單個存在的圖案符號可能只是一種圖畫,並沒有文字的功能和研究價值,與甲骨文、金文是不同的。
巴蜀符號研究現狀如何?
已整理出272種符號
古蜀文明究竟有無文字,受此困擾的不僅是三星堆。
早在20世紀40年代,考古學家就發現一些巴蜀銅器上鑄有多種不同符號,它們與平常所見的紋飾有異,又與漢字不同。2017年,成都蒲江發現戰國晚期高等級大型船棺墓葬群,其中出土11枚刻有神秘圖案符號的“巴蜀印章”。
70多年來,學界已經積累了很多巴蜀符號資料。2019年,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員嚴志斌、中國國家博物館考古院研究館員洪梅合作編纂、出版《巴蜀符號集成》一書,全面搜集整理了迄今公開刊布的鑄刻有巴蜀符號的器物,及收藏機構展出的一些鑄刻有巴蜀符號的器物,總數達835件。
兩位學者從中整理出272種符號,包括人形符號12種、動物形符號26種、植物形符號33種、器物形符號31種、建筑形符號20種、幾何形符號150種。一些符號形制雖有差別,但通過組合可以推斷它們可能是同一種符號的異構。
一些觀點認為,這些考古資料否定了古蜀沒有文字的說法。四川省社科院研究員、中國先秦史學會副會長段渝進一步研究指出,巴蜀文字不但有兩類,而且兩類文字均可在商代找到其起源濫觴的痕跡,並指出巴蜀文字最初起源於蜀,后來傳播到川東,成為巴蜀地區通行的文字。
不過,也有學者並不主張“文字說”,認為巴蜀符號是借以表意的“巴蜀圖語”,或者宗教、巫術、圖騰的標記,其作用類似商周時期青銅器銘文中的圖形族徽。也有人認為這些物件、符號、圖畫本身隻起備忘作用,不能完整記錄語言。
如何進行系統研究?
應首先開展基礎性工作
當然,即使“巴蜀符號”不屬於文字,也不能斷定古蜀沒有文字。
為何幾十年來,一代代學者執著於尋找巴蜀文字、研究巴蜀符號?一些考古學者表示,我們對古蜀文明了解極其有限,若能破譯這些符號,也就獲知了巴蜀歷史的許多寶貴信息,其中一定也蘊含有不少早期古蜀文明的秘密。
嚴志斌說,對古文字特別是死文字的解讀,是學術界的重大課題。巴蜀符號是尚未明確其性質與含義的符號系統,這限制了這一地區此時期考古學研究的進一步深化、細化。對巴蜀符號的研究,將有助於巴蜀古文化的重建與理解。他認為,李學勤將對它們的解讀列為青銅器研究的十個前沿性課題之一,極具學術前瞻性。
不過嚴志斌也坦言,現階段,巴蜀符號研究還屬於“學術探險”階段,由於辨認困難、摹本有誤以及部分資料未公開等原因,推進困難重重。“巴蜀符號的含義,估計一段時間內尚不能破解,這大概是目前少有研究者的原因。”
因此,在他看來,對巴蜀符號進行系統研究,應首先開展若干基礎性工作,如厘清每一種每一類巴蜀符號的特征、變化、組合、地域、年代,才能考慮進一步的研究與解讀。“我們會繼續收集、更新資料,適時進行增訂。接下來,重點對具體的巴蜀符號進行個案研究,對同一墓地內的巴蜀符號進行整體研究等,並積極尋求跨學科合作。”(四川日報全媒體記者 余如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