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渝雙城攜手 讓更多人看見川渝石窟之美

　　巴中南窟全景。

　　安岳千佛寨第二十四窟造像。

　　安岳毗盧洞8號龕柳本尊十煉圖力士。

　　廣元千佛崖大佛窟菩薩造像（北魏）。圖片均由金沙遺址博物館供圖

　　從中唐至兩宋，川渝石窟漸成中國晚期石窟造像的代表。

　　目前，川渝兩地已知的古代石窟寺和摩崖造像有8000余處，是中國石窟分布最廣、數量最多的地區。

　　“千龕寶相列森羅，百尺金身擁堆壁。”在廣元城北古金牛道棧道旁的崖壁上，千佛崖石窟面向嘉陵江佇立，數萬尊佛像分布在上千個層層疊疊的造像龕中。即使見過眾多石窟的游客和學者，也很難不被眼前的景象震撼。

　　千佛崖便是川渝石窟裡一顆璀璨的明珠。川渝地區佛教摩崖造像可以追溯至漢代，在南北朝時期逐漸成熟，從中唐至兩宋，川渝石窟漸成中國晚期石窟造像的代表。目前，川渝兩地已知的古代石窟寺和摩崖造像有8000余處，是中國石窟分布最廣、數量最多的地區。它們如星點般洒落在與古道相連的山間河谷，源於印度的石窟藝術，最終在川渝地區完成了中國化進程，發展出極富地域特色和時代特征的造像題材和風格。

　　然而，除了大足石刻和樂山大佛等著名的石窟寺外，更多川渝地區的石窟長時間不為人知。今年4月，川渝兩地簽訂了《推動成渝地區雙城經濟圈文物保護利用戰略合作協議》，巴蜀考古和石窟文物保護展示也將聯動協作，將川渝石窟作為一個整體保護研究，讓巴蜀懸崖峭壁上的石刻煥發熠熠光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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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沿古道山河開鑿

　　嘉陵江流域數量最多

　　川北門戶廣元位於嘉陵江上游，地處連接中原北方和四川盆地的交通要道金牛道上，許多高僧大德、文人墨客、能工巧匠從長安、洛陽和甘肅隴東由此進入四川。這裡的千佛崖和皇澤寺摩崖造像，因此成為川渝地區開鑿最早、規模最大的佛教石窟造像群。

　　公元三世紀左右，作為傳播佛教的藝術使者，石窟藝術從古印度經過西域傳到中國。南北朝，佛教興盛，佛教造像也達到第一次高峰。南北朝晚期，隨著西魏北周軍事上對南朝蜀地的征服，佛教信仰進一步進入到四川地區。

　　南北朝以后，除了廣元所在的金牛道外，米倉道、河南道以及長江水道，皆是佛教入川的重要通道。這些古道與河流水系交錯相連，在水路和陸路交通交叉之處，成為石窟造像分布最集中的區域。佛教石窟寺及造像研究專家雷玉華梳理了川渝石窟分布規律，“嘉陵江、沱江、岷江三江流域幾乎包括了除重慶以東區域之外的所有漢傳佛教石窟寺和摩崖造像，這當中又以嘉陵江流域數量最多，分布最廣，其次是沱江流域、岷江流域。”按照古道和河系的分布，雷玉華將川渝石窟分作三個區域。川北地區以廣元和巴中為中心，石窟分布在北方入川的兩條主要通道兩旁，這一帶都屬於嘉陵江流域。“這裡佛帳形龕特別發達。”川西地區是金牛道上的綿陽及其南邊的四川西部區域，這片區域以成都為中心，屬於岷江流域和嘉陵江支流涪江流域。“它們是川渝地區的佛教文化中心。”川中及川東區域包括四川盆地以東的四川中部、東部及重慶，最遠輻射到川南的瀘州地區，分別屬於沱江流域和嘉陵江流域。“這個區域除了有大量唐代摩崖造像以外，也有中國宋代最集中的密教造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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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發展由北向南

　　以成都為中心

　　石窟藝術的風格隨時代變化，早期造像更接近於北方傳統，晚期發展出獨有的地域特色。北京大學考古文博學院教授孫華認為，川渝石窟發展的總體特點是“由北向南，以成都為中心”。

　　“現在大足石刻、安岳石刻比較有名，但它們是四川乃至中國最后石窟造像高潮的代表，川渝地區的早期石窟首先要看川北的廣元和巴中區域。”孫華說。

　　作為川渝石窟的發展源頭，川北是川渝石窟非常重要的區域。其中廣元石窟始鑿於北朝晚期，早期洞窟與中原北魏龕窟接近，呈現“褒衣博帶，秀骨清像”的“中原風格”。至唐之后，廣元石窟進入大規模開鑿階段，這以后的造像是典型的唐代造型，人物形象逼真生動，身材比例圓潤，衣飾線條流暢，代表了廣元造像藝術的最高水平。

　　巴中石窟是川北區域另一個中心區域。這裡絕大多數龕窟是當地官員或平民階層出資開鑿，目的是祈福消災、保佑太平。這些龕窟造像規模較小，沒有富麗堂皇的景象，更注重“寫實性”，世俗化的風格開始顯現。

　　不管是從金牛道還是米倉道入川，目標皆是蜀地中心成都。孫華說，川西區域石窟以成都平原為中心，呈扇形分布。尤其是安史之亂以后，中原凋敝，川渝地區成為全國石窟造像的中心，以成都為中心的石刻藝術也進入鼎盛時期，比如樂山及周邊地區的仁壽牛角寨、龍岩，夾江千佛岩，丹棱鄭山以及眉山、彭山等地，有兩萬多尊佛像都刻鑿於這一時期。

　　因為地處平原，成都石窟多分布在平原周邊的山區。不過，在成都的考古，發現了不少珍貴的寺院遺址和佛像，如萬佛寺、西安路、同仁路、商業街、實業街等。其中萬佛寺出土的南朝宋元嘉二年（公元425年）淨土變石刻及宋、梁時期佛造像，是四川地區最早的佛教造像之一。

　　不同於川北早期石窟的風格，這些造像繼承並發揚了南朝成都佛教的特色，而且內容體裁更加廣泛，比如夾江千佛岩摩崖造像，在青衣江北邊的石壁上，綿延600余米，內容豐富，匯集各種形象，民間還有“嘉州造佛求其大，夾江造像求其多”的說法。嘉州是指今天的樂山地區。石窟造像往南發展，開始出現大型的大佛和臥佛，身高71米的樂山大佛就位於這個區域。這些地方是當時川渝經濟比較發達的地區，有條件創作一些規模宏大的佛像。

　　石窟藝術繼續南行，發展到川中和川東區域，開始出現成規模體系的石窟造像。“這在四川石窟乃至全國石窟都算是一個突出的特點。”孫華說，在四川安岳和重慶大足、合川等地，石窟開鑿都可見由某一個人主持規劃，統一雕鑿的具有系統性的石窟寺。

　　由於唐武宗滅佛，中原佛教開始沒落，北方幾乎停止了開鑿造像。與此同時，川渝地區的摩崖寺和石窟造像繼續發展。孫華說，由於很多教派在四川得以保留，晚期川渝造像題材豐富，形成獨特的藝術風格。尤其南部的摩崖寺和石窟造像，不僅具有世俗化和生活化的特點，還出現“儒釋道”三教合一的情況，這在其他地方很少見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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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何川渝石窟少關注？

　　皇室背景和民間力量懸殊

　　盡管川渝石窟分布廣泛、數量最多，是全國石窟造像藝術晚期發展的典范，但除了樂山大佛和大足石刻，其他地區的石窟很少被人關注。

　　為何川渝地區的石窟藝術長期未被重視？孫華認為，這是由歷史背景和客觀條件所致。佛教和石窟藝術在中國發展階段，四川遠離中國古代的政治中心，石窟大多由地方官員和當地宗教團體開鑿，規模相對較小，較少鴻篇巨制的巨作，反映的也是民間和地方的特色。

　　我國的著名大型石窟，通常位於當時的行政中心，往往具有皇室背景。比如山西大同雲岡石窟，位於北魏首都平城附近，由北魏皇室資助修建。后來北魏首都遷至洛陽，以北魏皇室為首的統治集團又繼續開鑿了龍門石窟。

　　川渝地區石窟地勢偏僻，很多藏在山林之中，留下的記載不多。如今聞名世界的大足石刻，在1945年楊家駱組團考察之前，就長期湮沒在深山之中，不為人知。而位於重慶合川淶灘的二佛寺，是中國罕見的佛教禪宗造像，著名石刻專家段文杰稱之為“宋代石刻藝術的精華”。“然而，這處石窟在地方志上都沒有記載，很多考古工作還未進行。”孫華說，“發現晚，認知少，材料不全，這是川渝地區很多石窟沒被重視的原因。”

　　另外，孫華認為，從藝術角度來看，很多學者看慣了早期石窟造像風格，不容易接受川渝石窟世俗化、寫實性強的特點。如梁思成就不是太喜歡大足石刻，認為顯得俗氣，但一般老百姓反而更喜歡看這樣“接地氣”的作品。“藝術喜好雖因人而異，但從某種程度上而言，知名度與學界認同挂鉤。許多知識分子傾向於年代價值早、表現風格異域的石窟造像，自然對川渝地區的石窟關注較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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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川渝石窟不可分割

　　合力保護任重道遠

　　川渝石窟研究寄望於當代發力。今年4月，川渝兩地簽訂了《推動成渝地區雙城經濟圈文物保護利用戰略合作協議》，將協同打造巴蜀文化旅游走廊，在革命文物保護利用、巴蜀考古、石窟文物保護展示等11個方面聯動協作。重慶大足石刻藝術博物館首任館長郭相穎此前接受採訪表示，川渝共同開展石窟文物保護展示大有好處，希望川渝加強合作，讓川渝石窟作為一個整體蜚聲中外。

　　“無論從哪個方面來看，川渝石窟都是不可分割的。”孫華說，從行政區劃來看，古代四川的行政區劃，川北包括陝西的漢中，元代才改屬陝西﹔川南涵蓋了遵義，清初才從四川劃給貴州﹔而重慶成立直轄市，更是晚至1997年的事。從地理環境和歷史發展而言，四川石窟以成都平原為中心，石窟造像向周圍山區呈圈狀展開﹔川渝石窟是一個有機的整體，由北向南漸次發展。“將川渝石窟分開來看，石窟藝術發展的頭尾就不清晰。”

　　另外，川渝石窟位於盆中丘陵的地理自然環境中，這裡的石質為四川常見的紅砂石，易於雕刻，容易風化，且都數量眾多，比較分散，面臨同樣的文物維護修繕問題，將川渝石窟作為整體，更有利於石窟的保護和管理。

　　孫華說，大足石刻是石窟藝術最后的集大成者，比較早開展了石窟寺考古、研究和保護，已經出版了11冊19卷的《大足石刻全集》，記錄了大足石刻的研究、保護和申遺之路。相對而言，川渝早中期石窟的考古報告還缺少完整系統的刊布，兩地應該繼續加強合作，進一步梳理川渝石窟發展脈絡和風格特點，發布研究論文和專著，並形成系統的考古報道。“盡管川渝石窟的保護研究任重道遠，但作為中國石窟造像藝術晚期發展的典范，未來川渝石窟的研究成果值得期待。”（四川日報全媒體記者 薛維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