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個發現 從“鉚釘區”變化看長三角探路

8月12日，上海江蘇浙江兩省一市交界處的太浦河。

35.8萬平方公裡、22.5萬平方公裡、2400平方公裡、660平方公裡……說起長三角一體化，這四個數字必須要知道。第一個數字是全域面積，包括三省一市（蘇浙皖滬）共計41個城市﹔第二個數字是中心區，隻有27個城市﹔第三個數字是長三角生態綠色一體化發展示范區，隻包括3個縣﹔第四個是現行啟動區，隻有5個鎮。從地圖上看，面積約2400平方公裡的示范區，隻佔長三角地區很小的一部分，但作用卻非常重要。因為毗鄰，它像一顆鉚釘，把蘇浙滬牢牢鎖定在一起。這也正是逐漸縮小的數字背后暗藏的邏輯：推動一體化發展，要大處著眼，小處著手。示范區不僅是整個長三角一體化發展的抓手，也是探路者。其現狀如何？有哪些經驗？

一體化發展　毗鄰地區有哪些空間

推進成渝地區雙城經濟圈建設，省委十一屆七次全會部署，要把深化川渝毗鄰地區合作作為重要抓手，支持打造一批合作先行區、示范區和協同區﹔協同重慶加快建設萬達開川渝統籌發展示范區，為推進成渝地區統籌發展探索新路、作出示范。

在中國三大經濟增長極中，長三角地區經濟融合發展程度高，一體化發展基礎好。其中的長三角生態綠色一體化發展示范區，作為一體化發展先手棋，正在著手闖出一條“不破行政隸屬，打破行政邊界”的新路。

川渝毗鄰地區合作，如何向長三角學習，一體化發展怎麼抓？政府和市場如何分工？跨省園區如何建？四川日報全媒體特別報道組深入蘇浙皖滬三省一市毗鄰地探尋——

一紙規劃引發的裂變：

三地交界處建“水鄉客廳”，河長不再隻管一段

8月12日，從嘉興市嘉善縣城一路向北，近半小時后，高樓廠房逐漸消失，代之以成片湖泊和碧綠稻田。50分鐘后，我們抵達西塘鎮鐘葫村，橫亙在眼前的是太湖流域最大的人工河道之一——太浦河。50公裡長的太浦河，西起太湖，一路流經蘇州吳江、嘉興嘉善與上海青浦等地，最終東入黃浦江。這裡的一塊界碑，連接三省市。界碑以西，是江蘇省黎裡鎮的偉明村﹔北邊則是上海市青浦區金澤鎮的新池村。由於遠離市中心，盡管蘇浙滬的制造業都非常發達，但這兒看不到一點城市和工業化的氣息。變化從去年開始。《長江三角洲區域一體化發展規劃綱要》正式印發，明確上海青浦、江蘇吳江、浙江嘉善為長三角生態綠色一體化發展示范區，原本無人問津的鐘葫村一躍為焦點。按照規劃，未來示范區還將在三地交界處建30-40平方公裡的“水鄉客廳”，面向全球征集方案，將其打造成為體現示范區生態綠色理念的功能樣板。看得見的變化已在悄然發生：嘉善公交卡可以坐上海地鐵，上海名醫定期跨區域來此坐診……去年12月，鐘葫村村民顧峰發現上海醫院能刷嘉興醫保卡了，“異地就能結算報銷，省時省力。”生態保護是另一個看得見的地方。去年10月30日，長三角生態綠色一體化發展示范區協同治水正式啟動，蘇浙滬創新設立聯合河長制度。聯合河長們的巡河范圍就不再隻局限於自己轄區，大家還不時交叉巡河，發現問題就在微信群拍照留言，互通有無。之前的老大難問題，現在一下解決了。

□點評

浙江省政府咨詢委員會委員、浙江大學求是講座教授胡堅：從“鐵路警察各管一段”到齊抓共管，一體化發展的轉折點和關鍵點首先是人心齊，也就是思想上有共識。這種共識的達成，既是經濟社會發展到一定階段的必然結果，也離不開黨委政府的倡導。所以，規劃先行，高層推動，對於一體化發展至關重要。

一條斷頭路引發的思考：

欲接“斷頭”，先得“碰頭”

示范區執委會的辦公地點位於上海市青浦區朱家角鎮。從此往西驅車半小時，就來到江蘇上海之間的界河元蕩河邊。河西是江蘇省蘇州市吳江區，東岸是上海青浦區。元蕩河寬不過兩百米，隻要有座橋，步行過橋隻需幾分鐘。河兩岸，東邊的上海修了一條東航路，西邊的江蘇有條康力路。然而，兩條大道，都在距離元蕩河岸邊幾百米的地方戛然而止。而兩岸村庄，數萬人要走動，得繞行20多公裡。“一眼看得見，走路要半天。”把“斷頭”的兩條路合二為一，人們不是沒有想過，甚至不需要多少錢。但問題是，“項目雖小，難度很大。”執委會負責基礎設施的一位同志介紹，不要小看一條斷頭路，就因為涉及跨省，難度就大了。首先是根本坐不到一起，沒有這個溝通協調的機制﹔其次，各自的標准也不統一，一方原來是兩車道，一方是四車道，一方有綠化帶，一方沒有﹔再次，錢怎麼出，標怎麼招？一大堆問題擋住了這條路，也阻隔了兩邊的數萬居民。示范區獲批成立后，情況發生了變化。由上海、浙江和江蘇三省市聯合派員成立理事會，下設執行機構執委會，執委會下設綜合協調組、政策法規組、生態和規劃建設組、營商和產業發展組、公共服務和社會發展組。其中，生態和規劃建設組的一大職能就是基礎設施的規劃建設，經過前期的摸排調查，包括東航路等幾條斷頭路被“拎”了出來，列入第一年的建設規劃。今年初，東航路和康力大道連接工程項目正式動工，9月就將正式竣工通車。“溝通協商的過程很艱苦。”據參與前期溝通的同志介紹，尤其是在路的標准問題上，一開始雙方分歧比較大。“第一次肯定艱難，但今后就對了，照著這個模式干。”

□點評

長三角區域合作辦公室社會發展組副組長呂軍燾：實現長三角地區的一體化發展，要充分發揮區域協調機制的作用。其中包括探索建立跨區域產業轉移、重大基礎設施建設、園區合作的成本分擔和利益共享機制等。機制的本質是共同的行為規范，做什麼，誰來做，怎麼做，大家一起商量，謀定后動。先有機制，后有項目，而不能相反。

一道“門縫”折射的策略：

一體化發展，要循序漸進

8月6日上午，示范區執委會所在地，一場規模不大的通氣會竟吸引了幾十家媒體到場。原因在於，會議的主題涉及一個關注度極高的話題：教育資源共享。通氣會通報了《長三角生態綠色一體化發展示范區職業教育一體化發展平台建設方案》（以下簡稱《方案》）有關情況。“這是全國跨省域職業教育一體化的嘗試。”長三角生態綠色一體化發展示范區執委會副主任陳建忠介紹，今年示范區兩區一縣（上海市青浦區、江蘇省蘇州市吳江區、浙江省嘉興市嘉善縣）將實現招生、教學、學籍三統一。但客觀來講，無論是從涵蓋的區域，還是領域的分布，都是非常小的。先說區域，僅限於示范區內三個縣區，上海青浦、浙江嘉善和江蘇吳江﹔其次再說領域，這次共享的教育領域僅限於職業教育的3+2，也就是職業中專加大專，不包括本科，就更談不上普通高校和義務教育。形象地說，只是在教育資源共享方面開了一個很小“門縫”。更遠的目標已經有了。陳建忠表示，2022年6月前，示范區計劃建立示范區內中等職業學校專業設置、職業教育教師信息服務、職業院校學生升學就業的統一平台，探索跨省職業教育“中高貫通”人才培養模式改革。“遠期目標是在未來3至5年內，示范區計劃打破兩區一縣資源壁壘，建立示范區內產教融合統一平台。上海市、江蘇省和浙江省各指定一所應用型本科高校與示范區開展合作辦學。”

□點評

長三角區域合作辦公室社會發展組副組長呂軍燾：長三角一體化發展是國家戰略，涉及面廣，任務多，實際推進過程中，要小切口進入，循序漸進，從易到難，由點到面，這是一種策略。

對話操盤手

上海市發展改革研究院副院長魏陸：

一體化發展 頂層設計最重要

從《長三角地區一體化發展三年行動計劃(2018-2020年)》到《長江三角洲區域一體化發展規劃綱要》，再到示范區國土空間總體規劃，上海市發展改革研究院都是起草單位之一。長三角一體化如何抓？抓什麼？記者採訪了上海市發展改革研究院副院長魏陸。

□四川日報全媒體記者徐莉莎寧寧

談基礎

是市場、政府、公眾需求共同作用的結果

記者：長三角地區一體化發展的使命是什麼？

魏陸：都是國家戰略，京津冀講究協同發展﹔粵港澳大灣區，強調建立互利共贏的區域合作關系﹔而長三角所承擔的使命是一體化，這是最高水平。

記者：為什麼長三角要一體化？

魏陸：核心是有基礎、有可能。因為這個區域市場化程度高、合作基礎好。而政府層面，2008年起長三角就實行了決策、協調、執行三級合作機制。可以說，這是“有形之手”“無形之手”、公眾需求共同作用的結果。其次是有需要，長三角地區發展到這個階段，有些層面，特別是因為行政區劃的原因，為經濟層面，尤其是產業層面的一體化發展形成了掣肘。要繼續往前走，就必須沖破這些藩籬。

談規劃

頂層設計最重要，特別注重市場主體的意見

記者：長三角一體化，已經形成了哪些可供借鑒的經驗？

魏陸：城市群發展是一個漫長的過程，成渝地區雙城經濟圈和長三角地區間的城市格局、經濟基礎、協作程度雖不同，但也有可復制的經驗可循。我認為最重要的就是頂層設計。特別是涉及跨省協同發展，沒有清晰的思路和規劃，后面無法壓茬推進。

記者：規劃過程有什麼特別之處？

魏陸：政府層面，要征集三省一市多方多級的訴求和意見，這個工作量是翻倍的。征求意見，我們就做了兩次，收到的268條反饋意見絕大部分被採納。除了省級層面，我們還積極對接地市政府，畢竟規劃落實要落到他們頭上。一體化涉及方方面面，很多工作各方無法立即達成共識。規劃過程中，有的事要超前謀劃，比如5G先行先試、城際市域鐵路網規劃﹔但是有的事情也不能一蹴而就。《行動計劃》包括32項重點合作事項，300多個具體任務，有的四方並不能完全達成共識。對於這些問題，我們堅持一個原則，有共識的事情就具體寫，尚需協調的，比如太浦河后續工程，就寫清原則，在探索中推動落實。在規劃的編制上，我們特別注重市場主體的意見。因為規劃這事兒還不能光政府說了算，我們進行各種制度設計，最終也是為市場要素流通打通堵點。讓企業在長三角一體化問題上充分發聲，表達各自的利益，以保証一體化的思路和方案從最初設計開始就符合市場規律。

談落實

從小處著手，先闖出一條路

記者：一體化最大的難度在於不破行政隸屬、但要打破行政邊界，怎麼啃硬骨頭？

魏陸：反觀長三角探索一體化的進程，會發現是大處著眼、小處著手、分步實施的。我們在面上做好頂層設計，也有專題組，實踐中又從小處著手。與其把一個個問題想清楚，不如先闖出一條條路。一方面，小才有著手點，小才有突破口。《規劃綱要》正式實施以來，我們打通了不少斷頭路，打通沿海、沿江等交通大通道，實現異地門診費用直接結算，建了一批合作產業園區……目前能突破的都在緊鑼密鼓推進﹔財稅分享、生態管理、深度的公共服務政策，也在逐步探索。啃硬骨頭不能一蹴而就。在解決小問題的過程中，不斷磨合，交流創新，相信對硬骨頭的解決也有促進作用。

小切口看長三角

安徽的“克隆版”蘇州工業園是如何跨省復制的

“你們有沒有留意，我們園區的產業大道上，幾乎沒有企業大門。”8月18日，記者一行來到位於安徽省滁州市主城區東南的中新蘇滁高新技術產業開發區，園區管委會副主任周仁君特意提醒記者，“這是從蘇州工業園區學習的經驗，這樣可以快速通行、不堵車。”

□四川日報全媒體記者徐莉莎寧寧

這個產業園區由蘇州中新集團和滁州市政府合作共建，也是大名鼎鼎的蘇州工業園走出江蘇的首個省外合作共建項目。2012年4月開建，園區36平方公裡，借鑒了蘇州工業園區的規劃理念，相當於蘇州工業園的“克隆版”。近年來，這裡迅速發展成為滁州市東部產城一體的現代化新城。2019年成為省級高新區。跨省共建園區飛速發展，有哪些經驗可循？

蘇滁跨省“牽手”

2010年底，滁州招商團隊獲悉，蘇州工業園區開發主體——中新集團有意走出蘇州，尋找新的區域以更高的水准建設工業園區。蘇滁兩地的高鐵互通優勢和當地的優惠政策、產業基礎，讓滁州在競爭中脫穎而出，成為中新集團走出江蘇的第一個合作者。牽手的第一步，“首先是軟件的承接轉移。開放創新發展、營商服務環境、園區建設管理的理念，是蘇州工業園區最寶貴的軟件”，周仁君深有感觸。自高新區成立以來，中新集團分期、分批組織滁州市的一線干部，赴新加坡、蘇州學習培訓。大到政策方針解讀、經濟形勢研判，小到紅綠燈設置、行道樹栽種，“全是蘇州工業園區的創建元老給我們上課。”這樣的培訓，也被周仁君稱為“思想的洗禮”。

在園區規劃館，兩張餅狀圖清晰展示了“雙主體”管理運行機制。管理主體為園區管委會，作為市政府的派出機構﹔中新集團持股56%、滁州城投持股44%的開發公司，作為開發主體。管理主體和開發主體時常對接溝通，雙方著手建立了“一會兩委”工作機制，即定期召開管委會、開發公司聯席會議，成立招商引資委員會和國土規劃委員會，重大事項堅持共同協商、共同決策。

不得以任何理由隨意改規劃

有一張圖，是中新蘇滁高新區給客人們重點介紹的對象。這是高新區委托新加坡城邦規劃院等單位編制的規劃，投入3000萬元，歷時8個多月，九易其稿，形成各類規劃共計30項。“棕色是工業用地，黃色是居住用地，其余為公建配套。”周仁君手指規劃圖介紹。記者細看圖紙，棕、黃和其他色塊的面積剛好各三分之一，“三個1/3”產城融合理念，就是產城共興的精髓。周仁君說，現在看蘇州工業園的地圖，和1994年規劃設計的圖紙幾乎一模一樣。中新蘇滁高新區也確定了一次性規劃、分期建設、滾動開發的理念。這套規劃具有強制性，意味著任何人不得因為任何項目、任何理由隨便改動，堅決維護規劃的嚴肅性、權威性。“蘇州經驗的另一個亮點是規劃的超前性。”周仁君說。他以中新蘇滁高新區鄰裡中心舉例，傳統的社區居民生活服務設施是“天女散花”式的。鄰裡中心則是為半徑3公裡的居民提供一站式服務，把商業配套和社會服務設施，包括農貿市場、郵政所、門診所、電影院等都集中在一起。同時，長三角地區的優質公共配套項目紛紛入駐，先后引進蘇州國際外語學校、上海蘭衛高端醫療機構、南京琅琊路小學等項目，提升了功能配套，集聚了規模人氣。近年來園區“借船出海”，利用中新集團全球招商網絡和資源，積極招引優質企業。8年來，高新區已形成新能源新材料、高端裝備制造、電子信息、營養健康等主導產業，累計簽約引進項目270余個，總投資超700億元，持續獲得長三角經濟社會發展的“溢出”紅利。中新蘇滁高新區的建設發展，也為滁州經濟社會發展提供了新的增長點。滁州市經濟總量從2012年的970.7億元，躍升到2019年的2909.1億元，GDP從安徽第5躍居第3，進入全國百強。

【故事】

“星期天工程師”的回憶

□四川日報全媒體記者寧寧梁現瑞

作為長三角地區首批“星期天工程師”中的一員，劉忠雲至今記憶猶新。

劉忠雲1943年出生於江蘇常州，1964年從上海電機制造學校畢業后，進入當時全國最大的開關廠——上海華通開關廠擔任技術員。

“星期天工程師”誕生於改革開放初期，是指利用業余時間為長三角地區鄉鎮企業提供各種無償或有償服務的國有企業技術人員。他們的出現，打破了科技人員跨體制流動的藩籬，是我國科技體制改革最顯著的“符號”之一。8月8日，在上海閘北區芷江中路一個老小區，77歲的劉忠雲向記者講述了自己當“星期天工程師”的歷程——1978年春，幾個操著常州口音的人直接到廠裡找到劉忠雲。“他們是從我舅舅家常州橫林來的。”劉忠雲回憶，“一見面就直奔主題：我們出20萬元買你這個人，再給你一個廠和一套房。”劉忠雲被這個“天價”震驚了，當時他月工資才50元。面對“天價”邀約，劉忠雲拒絕了，“擔心會影響在國企的本職工作。”但他同時承諾，隻要碰到技術上的難處，可以幫忙解決。於是，劉忠雲開始利用星期天休息時間，為長三角地區的鄉鎮企業提供技術指導。而此時，“星期天工程師”逐漸在社會上興起。

為規避風險，劉忠雲想了個對策：每次外出掙的錢，全部上交給單位。而單位將所得收入的70%上繳工會，剩下的30%再四六分成。劉忠雲回憶，那時每逢星期天，隻要穿戴整齊、拎包往郊區和長三角跑的幾乎都是“星期天工程師”，隨著1988年初《國家科委關於科技人員業余兼職若干問題的意見》的印發，“大家開始理直氣壯、正大光明地利用周日兼職工作。”在鼎盛時期，上海有四五萬名“星期天工程師”，從最開始的按件付費，到按月或按年支付費用，再到參與項目、技術轉讓獲取報酬，“星期天工程師”提供服務的方式也從單一走向多元。

翻閱一本本相冊，老照片記錄著那些年作為“星期天工程師”的劉忠雲走遍長三角的工作畫面。重拾話題，懷念的價值在於，“星期天工程師”作為一種特殊的力量，在改革開放初期，實現了國有和民營、上海與周邊兩種資源的共享，為推動長三角區域協同發展，促進民營經濟的發展，發揮了重要作用。（四川日報全媒體記者梁現瑞 寧寧 徐莉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