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月16日,橫跨冬春夏的“映世菩提”特展落下帷幕。這次展覽以12家文博單位的102件/套展品,從全新角度及視野重新審視成都南朝造像,解讀其在中國佛教史上的重要地位。自今年1月在成都博物館開放,雖然受到疫情影響,展覽觀眾仍達到30萬人次,受到專家和學者廣泛好評,登上中國博物館熱搜榜。
在展覽落幕之際,成都博物館舉行了“映世菩提”特展配套的學術研討會。阿育王像是本次“映世菩提”特展的明星展品,成都出土阿育王像的淵源和傳播路線一直是學界討論的焦點。北京大學考古文博學院教授李崇峰結合相關歷史文獻,論証了阿育王像的粉本或模型,應從天竺(古印度)中轉建康(今南京)后傳入益州(今成都)的觀點。
成都多處出土石刻阿育王像
阿育王像並非是古印度孔雀王朝阿育王本人的肖像,而是阿育王所造的釋迦牟尼佛像的簡稱。作為佛教史上的重要人物,阿育王是印度孔雀王朝的皇帝。公元前303年至前232年,阿育王被許多人視為印度最偉大的皇帝。在結束統一戰爭后,阿育王開始專注於佛教,他廣修寺廟,召集僧人編撰整理佛經,使佛教成為國教。
公元六世紀初,中國佛教發展迎來高峰時期。南朝梁武帝效仿阿育王,他積極推行與佛教有關的政策,親身弘揚佛法,主持筆譯《阿育王經》。同時,梁武帝十分重視對益州的管理。當時,益州刺史多為皇室貴族,且都信仰佛教,他們還帶僧人隨行入蜀,使得益州佛教非常興盛。
我國現存的石刻阿育王像的考古資料主要集中在成都,從萬佛寺、西安路、下同仁路等遺址出土的造像中,可見當時阿育王供奉的流行。成都地區目前出土的阿育王像,與后來逐漸漢化的釋迦牟尼像風格不同。這些佛像通肩袈裟,袈裟衣紋呈U字形,碩大的束發狀肉髻,明顯的八字形胡須,杏仁狀睜開的雙眼,保留了較多西域特色。
“映世菩提”展覽展出5件出土於成都的阿育王像,其中最為重要的是南梁太清五年(公元551年)的柱僧逸造阿育王像。這是目前全國發現的唯一一尊南朝阿育王全身像。
1995年,這尊佛像在成都市西安路一處窖藏坑出土。這尊阿育王像頭部有高肉髻,面部有突出的顴骨和粗壯的八字胡﹔佛衣上有帶折角的“海軍領”,從左臂下方至兩腿中間有一組平行的裝飾紋樣,袈裟長度隻到小腿處。佛像雙腳背后的長方形石板上刻有發願文,制作年代、文物名稱等信息一目了然。
由梁武帝愛子帶到益州
這種有濃厚印度風格的佛像到底從哪裡來?
從文獻記載看,唐初仍有阿育王像的雕刻,這些像普遍通肩袈裟,或手執袈裟一角,或手斂於胸前。張彥遠《歷代名畫記》中記載的阿育王像也是形制古朴,皆作螺發﹔《南海寄歸內法傳》也提到阿育王像,“以角搭肩,衣便繞頸,雙手下出,一角向前,阿育王像,正當其式。”這些特征都與成都出土的阿育王非常接近。
通過圖像學比較,有學者認為,這種特征可以追溯到犍陀羅地區創始期的佛像。這些佛像經過中亞、西域,傳入中原地區,后來傳至江東,並沿長江水路傳入成都。李崇峰認為,益州和建康關系密切,很可能是從建康中轉傳入益州。
南梁太清五年,武陵王、益州刺史蕭紀是武帝最寵愛的第八子,他對四川的發展做了很大貢獻,在他任期內益州地區的發展達到空前的高度。成都地區出土的阿育王像,也被認為與蕭紀來川作益州刺史有關。
當時武帝重視建康長干寺阿育王塔像,使得阿育王像的信仰在南朝逐步擴大。蕭紀很有可能攜帶長干寺像的摹本來到益州,也將“阿育王崇拜”帶到益州,並由官方普及到民間。而且,印度及西域地區以及當時的北朝並不存在阿育王像的信仰,因而成都的阿育王像並不來自這些地方,應是來源於南朝阿育王像信仰盛行的建康。(記者 薛維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