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為中國植物建檔案（自然之子）

　　圖①②：王文採研究的標本。

　　本報記者 張文豪攝

　　核心閱讀

　　走遍祖國大江南北採集標本，94歲依舊堅持每周兩次乘班車去上班，右眼失明的10多年間仍出版多本著作、完成幾十篇論文……中國科學院院士王文採傾注畢生心血，為中國植物建檔案。

　　70個春夏秋冬，走遍大江南北，哪怕是在最危險的境地、最困難的時候，他也從未放棄。

　　人物小傳

　　王文採，1926年生，山東掖縣人。1949年大學畢業，1950年調入中國科學院。

　　王文採一直從事植物分類學、植物系統學和植物地理學研究，曾參加《中國高等植物圖鑒》和《中國植物志》的編著，兩次榮獲國家自然科學獎一等獎，1993年當選中國科學院院士。

　　見到王文採院士（見圖，本報記者張文豪攝），是在他位於北京中關村的家中。盡管早已沒有了科研任務，但94歲高齡的他仍然堅持每周兩天去北京西郊的中科院植物研究所，研究他喜愛的植物標本。談及傾注自己畢生心血的植物分類學，老人神採奕奕。

　　“聽說你對植物分類學很有興趣，幫我編一本《中國植物圖鑒》怎麼樣？”

　　“那是1949年初冬，胡先生把我找了過去，說：‘聽說你對植物分類學很有興趣，幫我編一本《中國植物圖鑒》怎麼樣？’我聽后特別高興，一口答應下來。”與胡先骕第一次見面時的情景，王文採至今歷歷在目。

　　王文採結緣植物分類學，和兩個人有關：一個是林镕，另一個便是胡先骕。

　　大三時，王文採就讀的北平師范大學生物系開設了植物分類學課程，授課的是當時北平研究院植物研究所研究員林镕。

　　王文採清晰地記得：1948年5月初，林镕第一次帶全班學生到北京西郊的玉泉山採集標本，“林老師隨手採起植物，就能立即講出其所代表的科屬特性和花的構造。我當時好佩服他，什麼植物都認識”。此后，王文採常常在假期跑到郊外去採集植物標本，有時候和同學一起，有時候獨自前往。回來后，自己動手解剖花並繪圖。

　　如果說林镕把王文採領進了植物分類學的大門，那麼胡先骕則真正將他引向了植物分類學研究之路。王文採大學畢業后，留在了北平師范大學生物系，擔任動物分類學、生物技術和普通生物學三門課程的助教。1948年，靜生生物調查所所長胡先骕開始在北平師范大學生物系兼任教授。這便成了胡先骕找到年輕的王文採，尋求編輯《中國植物圖鑒》的由來。

　　在胡先骕極力推薦下，王文採從北平師范大學調到中國科學院，開始了植物分類學的研究生涯。

　　中國近代植物分類學研究，始於上世紀20年代。百年來，我國植物分類學家們取得了多項重要成果，歷經40多年、四代人共同完成的80卷巨著《中國植物志》，具有科普及研究價值的工具書《中國高等植物圖鑒》，都曾獲國家自然科學獎一等獎。而在這兩項工作中，王文採均作出了重要貢獻。

　　“從事植物分類和保護工作，讓人感受到更多的是收獲和快樂”

　　“搞分類，採集標本是第一步。”王文採說，從事植物分類學研究，離不開兩個基本條件——標本和文獻。

　　王文採介紹，我國植物種類豐富，18世紀末到19世紀初，外國人就開始到中國來採集標本，先后來了200多人，採集到了大量珍貴標本。可惜，那時我國的植物分類學研究還沒有起步。從事植物分類學研究后，王文採一直致力於野外考察工作，先后深入廣西、雲南、四川、湖南等地，到過許多人跡罕至的地方採集標本。

　　野外考察很多時候是非常危險的。1958年11月，在雲南勐臘熱帶雨林考察時，王文採得了惡性瘧疾，忍痛返回昆明，住進了醫院。到12月，他的病勢越發嚴重，連續多日高燒不退，吃藥也不見效。在這危急時刻，昆明植物所四名青年同志主動為王文採獻血1600毫升。

　　“血輸到我體內后，體溫才逐漸降下來，也把我從死亡邊緣拉了回來。”王文採說，“盡管採集標本會遇到各種危險，但從事植物分類和保護工作，讓人感受到更多的是收獲和快樂。”

　　從1950年春開始野外調查，王文採和同事們走遍祖國的大江南北，採集到了大量的植物標本，獲得了豐富的一手研究資料。“現在我們植物所的標本館是中國最大也是亞洲最大的，但標本數量與幾個世界著名植物標本館的差距還是很大，隻能研究中國的植物區系，世界的植物區系還是沒法研究。”這一直讓王文採覺得有些遺憾。

　　“趁著還能借助放大鏡工作，我得趕緊把中國翠雀植物的文稿寫完”

　　進入王文採的辦公室，很多人都會驚訝於它的簡陋：15平方米左右，一張辦公桌、一把椅子、一個書架，還有一張小沙發，此外再無任何擺設。60余年，春夏秋冬，王文採在這裡默默耕耘，即使在最困難的時候也沒有放棄。

　　1965年初，植物所抽出10個人，由王文採負責，脫產編寫《中國高等植物圖鑒》。一年后，第一卷和第二卷的一半多都編完了，可是由於一些歷史原因，后面幾卷的編寫工作被迫停止。

　　“那時候，出版社的工作人員都下放到湖南去了，隻能我自己做校對。出版社的工廠當時在北京通縣，我在那裡一待就是半年。”王文採回憶，那是自己最累的一段時間，校稿的工作量非常大，兩冊書共2000多頁，而且圖文要一一對應，不能出現偏差，特別費時費力費眼睛。在王文採的堅持和努力下，校對工作得以順利完成，他也終於等到了《中國高等植物圖鑒》恢復編寫的那一天。

　　“為什麼歐洲有那麼多志書？就是因為他們200多年來一版一版地修訂，一次比一次進步。而我們現在，只是萬裡長征走完了第一步，還有大量工作要深入去做。”如今，已過鮐背之年的王文採依然在堅持工作，最近剛剛完成毛茛科銀蓮花屬種類的補錄，“《中國植物志》裡是50多種，我現在補充到83種。”

　　多年伏案研究植物標本、畫圖，給王文採的視力帶來了很大損傷。去年元宵節過后，他一進辦公室就對助手說：“我啊，眼睛近期不太管用了，這可有點糟糕了。”助手一聽很著急，趕緊開車帶他去醫院檢查。那天，助手才得知，這次要看的是左眼，老人的右眼10年前就已經失明了。助手淚流滿面，他隻知道：這10年間，老師在實驗室裡看顯微鏡做研究，出版了多本著作、完成了幾十篇論文、多次為他人作品寫序，卻不知道，他是用一隻眼睛完成的。

　　回去的路上，助手一語不發，默默開車。王文採在后面坐著念叨：“趁著還能借助放大鏡工作，我得趕緊把中國翠雀植物的文稿寫完，后面的事情，就得麻煩你們了。”

　　雖已著作等身，王文採仍然很謙遜，並時刻自省。“我國植物分類學研究起步較晚，還有很多欠缺。”王文採說，希望年輕人能持續接力，為國家的植物分類事業做出更大的貢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