名將之死——紀念張自忠上將殉國80周年(上篇)

林治波

2020年05月16日15:22  來源:人民日報客戶端
 

1940年5月16日深夜,日軍漢口廣播電台中止正常廣播,插播一則驚人消息:

據前方戰報:大日本皇軍第三十九師團在本日“掃蕩”湖北宜城溝沿的作戰中,向敵三十三集團軍總部發動了決定性打擊而將其消滅。在遺尸中發現了支那大將張自忠總司令及其下屬幕僚、團長等多人,同時繳獲大量軍事文件和軍用地圖,收到極大戰果。

張自忠總司令,字藎忱,盧溝橋事件爆發時,是天津市長兼當地中國軍第三十八師師長,性格溫厚,威望極高。中國事變爆發以來,如此高級的指揮官戰死,這是第一個。張總司令以臨危不驚、泰然自若之態度與堂堂大將風度,從容而死,實在不愧為軍民共仰之偉丈夫。

我皇軍第三十九師團官兵在荒涼的戰場上,對壯烈戰死的絕代勇將,奉上了最虔誠的崇敬的默禱,並將遺骸庄重收殮入棺,擬用專機運送漢口。

重慶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獲此消息,極感震驚,連夜致電第五戰區查詢:現謠傳張總司令戰死,情況究竟如何?請速回電告知。

第五戰區復電答稱:自刪日(15日)以后即失去聯絡,情況不明,現正積極查詢。

18日,第五戰區司令長官李宗仁再電重慶軍事委員會委員長蔣介石,証實第三十三集團軍集團軍總司令張自忠確於16日戰死在宜城南瓜店溝沿一帶。

將星殞落,三軍折柱。蔣介石深為張自忠的忠勇所感,震驚、悲痛之余,急電前線,告諭官兵:

頃悉藎忱總司令親臨前線督戰,壯烈陣亡,噩耗傳來,痛悼萬分!顧藎忱忠貞英勇,犧牲成仁,本其素志,光榮一死,炳耀千秋!惟在此抗戰中途,將星忽殞,使國家遽失長城,損失過大,其何以堪?此中追念素所信賴愛護之袍澤,不禁悲痛無已者也!至藎忱盡瘁抗日,功在國家,所有表揚撫恤諸事,自當從詳擬訂,呈請國府明令施行。其所部,請代中善為撫慰,務繼藎忱總司令之遺志,益加儆奮,俾得復仇雪恥,完成抗戰最后之勝利,以慰其在天之靈,是所切望!聞耗倉猝,未能盡意。現藎忱遺體,已否尋得運回?其陣亡詳情,均盼詳報。

此電發出后,蔣介石即焦急等待第五戰區答復,19日一天卻未見五戰區復電。20日,蔣介石再電李宗仁,詢問張自忠遺體下落,電曰:

張藎忱同志遺體究有尋獲否?戰爭勝負,兵家之常,無足為慮﹔而忠烈遺骸, 如不覓得,實為我全軍上下終身之遺憾無窮,特望注意。

當日,李宗仁復電告知,已派軍將張總司令遺體搶回,並擬於近日運往重慶。蔣介石這才放下心來。抗戰以來,以上將銜集團軍總司令職親臨前線,戰死沙場,張自忠為第一人。

視死如歸

張自忠是一個沉默寡言的人,在他生前留下的並不多的言論中,出現最多的字眼,恐怕莫過於“死”了。

在給弟弟自明的信中,他說:“吾一日不死,必盡吾一日殺敵之責﹔敵一日不去,吾必以忠貞至死而已。”在對部下訓話時,他說:“我們軍人要做到‘鞠躬盡瘁死而后已’,才算完成軍人的責任。有機會,我一定帶著你們找一條死路去。”在與孫連仲談話時,也表示要“等待時機,舍身成仁,給全軍樹立一個榜樣。”談來說去,離不開一個“死”字。

的確,古往今來,生與死都一直是對軍人的最大考驗。如果沒有一個正確的生死觀,如果不把自己的生命與國家、民族的命運聯系起來,就不可能成為真正的軍人,更不可能成就轟轟烈烈的功業。在同部屬的談話中,張自忠曾就生與死的問題作了闡釋,他說:“人生平均年齡不過五十左右,事業之成就與否亦唯五十左右而定。故吾人應知努力之時機倏忽即逝,倘不急起直追,則必遺害終身,永成憾事。即令終老一生,但最后亦不免一死,與其庸碌而死,當不如轟轟烈烈建立一番事業。既有裨於國家,復獲顯貴之名譽,則雖死不死矣。”這是何等精辟的見解!

正是在這種生死觀的支配下,張自忠每戰必留遺囑,抱定必死之心,親臨前線,指揮作戰。大家既為他英勇無畏的英雄氣概所鼓舞,也為他的生命安危而擔憂。為此,他的蘇聯炮兵顧問勸他說:“高級統帥,不宜過分靠前。歐戰那樣激烈,總司令進至山炮射程以內,尚無所聞。”李宗仁也曾不止一次地勸告過他,但張自忠依然故我。一直跟隨張自忠的手槍營營長杜蘭哲再也按捺不住,毅然上書進諫說:設官分職,各有專責。一個指揮大軍的兵團總司令,應該運籌帷幄,掌握全盤,決不應該帶領少數人到第一線與敵人拼命。否則,對整個戰局和國家的安危都是十分不利的。

翌日,杜營長又找到張自忠,含淚哭諫,直講得涕泗橫流,泣不成聲。張自忠也被這至誠的情義感動得落下眼淚。他動情地對杜營長說:“你的建議是對的,但我有我的想法,日本人之所以敢如此猖狂,不是他們不怕死,而是我們中國人太怕死了。如果我們不怕死,他們怎麼敢為所欲為?所以,我想以自己的行動乃至頭顱和生命激勵人民戰勝日本。我死了,總司令有人當,怕什麼?不要哭了,也不要再說了,你的心意我很理解。”

1940年4月5日從四川傳來一個噩耗:張自忠的老上級、原二十九軍軍長、第一集團軍總司令、第一戰區副司令長官宋哲元在綿陽病逝。

張、宋二人患難多年。宋哲元的死,使張自忠失去一位長官和兄長。尤其宋是在郁郁不得志的困境中含恨而逝,更令張自忠思之愴然。

4月17日是為宋哲元出殯的日子。張自忠、馮治安率領三十三集團軍主要將領,專程由鄂北前線趕赴四川綿陽送殯。追悼儀式上,他與馮治安、劉汝明聯名為宋哲元敬獻挽聯:

率全軍哭我公雖死猶生敢繼執干戈衛社稷之志,

感知己報祖國此身尚在決不苟富貴惜生命而存。

這副挽聯准確地表達了張自忠此時此刻的心情。返防后,他又率領三十三集團軍全體官兵,為宋舉行了隆重的追悼大會。會后,他致信馮治安說:

佟(麟閣)、趙(登禹)死於南苑,宋又死於四川,隻余你我與劉(汝明)、石(友三)數人矣。我等不知幾時也要永別。我等應即下一決心,趁未死之先,決為國家、民族盡最大努力,不死不已!如此就是死后遇於冥途,亦必歡欣鼓舞,毫無愧怍。

這表明,宋哲元的去世,更進一步堅定了張自忠戰死沙場、為國捐軀的決心。

一個人,當他決心赴死之時,一切困難與艱險均不在話下,所有煩擾和憂慮也均可置之度外﹔惟獨有一樣割舍不下,就是對親人的思念。

自從1937年9月張自忠在天津與家人離別后,再也未能與他們相見。1939年春,張自忠的家人已由天津遷往上海。同年5月隨棗戰役期間,張自忠的結盟兄弟沈克由上海赴重慶途經湖北時,來到襄東前線看望他。兩人相見甚歡,傾談了三個晚上。臨別時,他特別囑咐沈克:“你回去后一定叫你的義女廉雲到前方來看看我,千萬記著叫她來看看我。”

1940年初,他給廉雲、廉瑜寫了一封親筆信。此信原件已佚失,但廉瑜至今仍能記起信中最后的幾句話:“大時代的女孩子,應求知識,求經濟獨立,不要像你們哥哥那樣,做衣裳架子。”這是張自忠生前留給兩位女孩的最后幾句話,被她們視為寶貴的遺囑。

4月1日,張自忠又致信自明說:“近來雖困苦點,但精神上卻十二分快慰,身體也好,一切一切均好。惟近來思家之心極切,尤其是萬分想念吾母。每想及此,不覺就非常難過。”

4月15日,張自明通過三十三集團軍駐上海秘密辦事處電台與張自忠聯系,准備帶廉雲和廉瑜赴湖北前線看望他。正待動身之際,忽接張自忠復電:“刪電悉。待一個月后與瑜、雲一同來可也。”

張自明明白,前線又要打大仗了,隻好推遲行期。豈料,這一推,使他們永遠失去了與張自忠相見的機會!

又一場惡戰

1940年日本的主要戰略目標是迅速解決“中國事變”。為此,他們採取了雙管齊下的方針,在實行政治誘降的同時,輔之以軍事壓力。

旨在控制長江交通、切斷通往重慶運輸線的“宜昌作戰”(中方稱棗宜會戰)就是在此背景下發動的。促使日軍發動該役的還有另外兩個原因:

其一,1940年希特勒以閃電戰襲擊北歐,一舉成功。此舉使日本軍閥深受刺激,也為之鼓舞,頗欲在中國戰場也有一番作為。

其二,中國軍隊的冬季攻勢予日軍以沉重打擊,尤其是第五戰區,攻勢猛烈,對華中日軍大本營武漢威脅極大,因此日軍急欲實施報復作戰。

為紀念日本天皇生日(即4月29日天長節),日軍將戰役安排在4月下旬至5月初發起。投入的兵力為4個師團、1個混成旅團、6個支隊、4個大隊、1個飛行集團和若干特種部隊,共15萬人,由第11軍司令官園部和一郎統一指揮。戰役計劃是先將襄河東岸五戰區部隊包圍殲滅於棗陽地區﹔爾后推進至襄河西岸,將五戰區主力部隊殲滅於宜昌附近。

盡管日軍的集結十分隱秘,但五戰區對敵之企圖已基本掌握,並制訂了相應的應敵方略:

以一部取廣正面分路挺進敵后方,擾襲敵主力,相機先發制敵於棗陽以東或荊門、當陽以南地區,與敵決戰。

其中張自忠右翼兵團的任務是擔任襄河河防及大洪山之守備。其中,以一部兵力固守襄河西岸陣地,鞏固大洪山南側各隘路﹔將主力配置於襄河東岸長壽店以北地區,迎擊敵人進攻。

至4月中下旬,中日兩軍均已布置就緒,比隨棗會戰規模更大的又一場惡戰即將展開。

兩封絕命書

5月1日,日軍兵分三路向襄河東岸五戰區部隊發動大規模進攻,棗宜會戰正式開始。

右翼兵團當面之敵系冬季攻勢中的老對手——日軍第十三師團,師團長是畢業於日本陸軍士官學校二十期的田中靜一中將。1日下午,該師團在20多輛坦克和40多架飛機的配合下,由鐘祥北進,向襄河東岸我右翼兵團長壽店陣地發起猛攻﹔日軍第三師團同時從信陽南下,企圖對我軍形成夾擊。

針對日軍企圖,張自忠一面下令襄河東岸部隊分頭迎敵,一面指示西岸部隊做好出擊准備。

同日,張自忠親筆寫信告諭五十九軍各師、團主官,勉勵他們奮勇殺敵,盡忠報國:

看最近之情況,敵人或要再來碰一下釘子。隻要敵來犯,兄即到河東與弟等共同去犧牲。國家到了如此地步,除我等為其死,毫無其他辦法。更相信,隻要我等能本此決心,我們的國家及我五千年歷史之民族,決不致亡於區區三島倭奴之手。為國家民族死之決心,海不清,石不爛,決不半點改變!願與諸弟共勉之。

短短的幾句話,道出了張自忠殺敵報國的赤膽忠心,可謂發自肺腑,字字千鈞。

在日軍強大火力攻擊下,我軍長壽店陣地於5月3日被敵突破。日軍第十三師團繼續北上。4日,北路日軍第三師團攻佔泌陽。第三十九師團和池田支隊則從隨縣開始發動正面攻擊,戰事更趨激烈。

4日上午,張自忠下令調整部署,命河東各部隊竭力追擊、截擊北上之敵,並相機恢復長壽店以南陣地。

5日至6日,河東烽火連天,槍炮轟鳴。

6日晚,張自忠在快活鋪總部召集會議,研究河東戰況。適值江防軍之七十五軍、九十四軍劃歸張自忠指揮,周岩、李及蘭兩軍長前來晉見,也列席了會議。

會議結束之際,張自忠表示:“我明天過河去督戰!”

眾將領一聽,紛紛勸阻:“總司令應該坐鎮,不要去!可請馮副總司令去。”當時,大家就催請參謀長李文田即時與正在普門沖七十七軍軍部的馮治安通話,馮在電話中說:“情況隨時變化,我離不開身。張總司令也不要去了,應顧全面,以免有失。”

既然如此,張自忠決計親率右翼兵團預備隊第七十四師(馬貫一代理師長)過河督戰。大家再三勸阻,但張自忠執意親征,不容更議。他對周岩、李及蘭說:“你們趕緊回去,按我今晚布置的辦。”又轉身對副參謀長劉家鸞說:“我明早過河,所有總部之事,均由你負責辦理。”劉答:“如有重大事情,我隨時向總司令請示。”張自忠說:“不必,萬一有特別重大的事情,就同仰之(馮治安字)商量吧!”

會后,參謀長李文田、高參張敬、參謀處長吳光遼、顧問徐惟烈、參軍李致遠和兩名蘇聯顧問自報奮勇,要求隨張自忠前往襄河東岸。

在總部住閑的洪進田上校也要求跟隨參戰。張自忠說:“你的意見很好,但眼下你沒帶兵,到前方能起什麼作用?”洪進田態度堅決地說:“抗戰是所有中國人的義務,人多固然好,人少也要干!再說總司令親自到前方和敵人拼命,我能安安穩穩住在后方無動於衷嗎?不行,我非去不可!”張自忠見他這樣踴躍,高興地說:“好,好,咱們一同去。”

當晚,張自忠給副手馮治安(字仰之)寫了一封信,派人連夜送給了他。信中說:

仰之我弟如晤:

因為戰區全面戰事之關系及本身之責任,均須過河與敵一拼。現已決定於今晚往襄河東岸進發。到河東后,如能與38D、179D取得聯絡,即率該兩部與馬師不顧一切向北進之敵死拼﹔設若與179D、38D取不上聯絡,即帶馬之三個團,奔著我們最終之目標(死)往北邁進。無論作好作壞,一定求良心得到安慰。以后公私,均得請我弟負責。由現在起,以后或暫別或永離,不得而知。專此布達。 小兄張自忠手啟 五月六日於快活鋪

這是一份語重千鈞的絕命書,其忠義之志、壯烈之氣躍然紙上,大有“風蕭蕭兮易水寒,壯士一去兮不復還”的氣概。寥寥數語,盡以殺敵報國相許,而無一言留與家小。這正如古語所雲:“受命之日忘其家,臨陣之時忘身,軍人之武德,於斯盡矣。”

“良心”二字,在張自忠的手令及談話中時常出現。這兩個字在山東話中乃表明心跡、分量很重的用語。“求良心得到安慰”,就是要為國家、民族盡職盡責盡忠,不辜負國家、人民對自己的培養和期望。這正是張自忠作為一名愛國軍人,在國家危難、民族憂患之際,不惜以生命為代價所追求的一種悲壯而崇高的境界。這種境界,比起日本軍國主義者所宣揚的所謂“大和魂”、“祈戰死”,不知要高出多少倍!

踏上不歸路

5月7日拂曉前,張自忠乘一葉扁舟,在星月無光的夜色中,帶領手槍營和七十四師,從宜城窯灣渡口渡過寬闊浩蕩的襄河,奔赴河東戰場。

這是繼1939年“四月攻勢”、隨棗會戰、冬季攻勢之后,張自忠第四次過河督戰。不過,此次河東局勢較前幾次更為嚴峻:一七九師師長何基灃正在重慶接受政治審查,該師暫由副師長吳振聲指揮,因威望不夠,指揮困難﹔三十八師過河后立足未穩,即遭日軍包圍,陷於孤軍苦戰﹔奉命馳援三十八師之二十九集團軍一二二師,在田家集與敵接戰一晝夜就敗下陣來﹔原屬韓復榘部的七十四師戰斗力本來就不強,加之整編未竣,內部矛盾尚未解決。……

由於上述種種情況,許多人都為張自忠捏一把汗:渡河后能否與主力部隊取得聯絡?能否有效控制戰局?是否有孤軍被圍、遭敵反噬之危險?都難以預料。這是大家力勸張自忠不要過河的理由,而這也恰恰是張自忠堅持渡河的原因所在。很明顯,在河東部隊各自為戰、失去聯絡的危急關頭,張自忠考慮的是自己過河后將會起到鼓舞士氣、統一指揮的作用,有利於扭轉戰局﹔再者,以張自忠的個性,是絕不忍心讓部眾在前線拼命,而自己安坐后方的。

渡河后,天降大雨,張自忠揮師北向,一路疾進。

5月8日,南北兩路日軍第十三師團和第三師團在唐白河吳家店會合,第三十九師團則以棗陽為中心,四處“掃蕩”我河東部隊。

9日黎明,張自忠率七十四師繼續北進,在二郎廟與敵遭遇,將敵擊退。上午,黃維綱師長率三十八師前來會合。爾后,張自忠指揮該兩師馬不停蹄,繼續向北攻擊前進。途中,在新街、白廟、方家集等地與日軍發生激戰,斃敵甚眾。

經過兩三天的努力,張自忠與河東各師陸續取得聯絡,逐步控制了局勢。河東將士聞知張總司令親臨前線,士氣極為振奮,戰斗行動更加有力,幾乎將日軍后路完全截斷。

右翼兵團的積極作戰行動,引起日軍的嚴重不安。5月11日,日軍第十三師團和第三十九師團掉頭南下,集中力量攻擊張自忠部。經過多次的較量,日軍再也不敢小視張自忠和他的三十三集團軍,以致把四個師團中的兩個專門用於對付張自忠,可謂竭盡全力,以求一逞。

當日軍以重兵南下之際,我之統帥部本應命令右翼兵團暫向大洪山區規避,使南下之敵扑空﹔然后集中左翼兵團與機動兵團主力圍殲北路孤立之第三師團﹔最后集中左右翼兵團與機動兵團夾擊南下之敵。但蔣介石誤信日軍假情報,對戰局判斷過於樂觀,故於5月11日、13日勒令五戰區將南北兩路日軍同時圍殲。

張自忠直接指揮的右翼兵團河東部隊雖有5個師,但兵力相加隻有2萬余人,僅相當於日軍1個師團,裝備則遠遜之。以如此薄弱之兵對兩個師團之敵,猶如“策疲乏之兵當新羈之馬”,力難勝任。然而張自忠對於執行命令從來都是不折不扣的,奉命后他立即調整部署,掉頭向南截擊敵軍。

峪山、黃龍當、琚家灣、曹家大灣、梅家高廟,一路激戰,一路斬殺。梅家高廟一戰斃敵第十三師團1400多人。在耿家集又與敵軍遭遇,張自忠在散兵線上來回督戰,怒吼著:“弟兄們,要消滅這股敵人,不要讓它跑了!”

13日晚,一七九師和一八○師先后來電告知,兩師師部分別被敵阻於田家集、老河口。這樣一來,南北兩個師均須接應。

與此同時,張自忠之當面也出現了新的敵情:日軍第三十九師團主力5000余人在師團長村上啟作指揮下,已由峪山東側南下。

為截擊該敵,並接應上述兩師,張自忠決定把部隊分為左右兩縱隊:黃維綱師長指揮三十八師為左縱隊,向田家集方向推進,接應一七九師﹔七十四師為右縱隊,由他親自指揮,先接應一八○師到方家集集中,然后向南追擊。

但不幸的是,張自忠總部所用無線電密碼已被日軍第十一軍通信部隊破譯,張自忠上述部署均為日軍洞悉。於是,日軍第十三師團和三十九師團分路向方家集奔襲而來,合力夾擊張自忠部。為增加攻擊力量,園部和一郎還急調第四十師團師團長天谷直次郎帶領4個大隊馳援棗陽。張自忠處境危殆。

14日清晨,張自忠率部到達方家集,但日軍三十九師團已先行到達。雙方隨即展開遭遇戰。張自忠登上方家集東北高地,指揮我軍沖鋒,並令工兵連爆破日軍火力點,旋即攻佔方家集。接著又開始與日軍爭奪方家集外圍高地。雙方肉搏血戰,傷亡均在千人以上。張自忠令手槍營也加入戰斗,戰至黃昏,終將敵擊潰。

當天深夜,張自忠率部繼續向南開進,15日拂曉時分到達罐子口騎兵第九師師部。在騎九師師部,張自忠召集幕僚和蘇聯顧問研究敵我態勢和今后行動方案。大家一致認為,在日軍主力不斷向南推進的情況下,襄河河防問題日益突出。特別是宜城境內的120裡河防,隻有七十四師幾百人留守,河防十分空虛。

對於如何鞏固河防,有兩種意見:一種意見認為一八○師沒能趕到方家集,接應計劃落空,我兵力單薄,應及時帶領七十四師和騎九師回到西岸,沿河把守﹔另一種意見認為,應留在河東,堅持外線積極防御。理由是:河東戰事正烈,我三個主力師尚在與敵鏖戰,此時總部撤回河西,將會產生怎樣的影響?此其一。其二,若回師西岸,沿河消極防守,兵力還是不夠。其三,留在河東與敵周旋就是最好的防守,隻要我們堅持河東,敵軍就不敢輕易渡河﹔倘若渡河,我可趁機截其后路,反對我有利。

張自忠權衡利弊,毅然決定留在河東,與敵周旋。

發往重慶的電報

15日下午4時許,張自忠率部到達南瓜店以北的小山村溝沿裡。隨總部行動的潘潔 茲先生回憶說:“在山坡上看到四面起火,知道已陷入重圍。但有總司令在,大家仍很安心。……在炮彈射程之外,我們看到有隊伍在移動,但分不出是自己人,還是敵人。大家坐在山石上,心變得沉重而陰郁,正如這夕陽將要沉落的黃昏天色。”

到達溝沿裡,張自忠命馬貫一率七十四師四四三團、四四四團在南瓜店以東佔領陣地,向東及東南警戒,並以一部佔領兩乳山東西一線,維護南瓜店至宜城間交通﹔四四○團佔領毛家灣左右一線,對西北警戒。部署完畢,張自忠即給蔣介石發電,這是他生前發往重慶的最后一封電報:

即到。渝。委員長蔣:影密。報告:一、職昨率七十四師、騎九師及總部特務營與南竄之敵約五千余名血戰竟日,創敵甚重,晚間敵我相互夜襲,復激戰終夜,……我各部繼續六七次之血戰,犧牲均亟重大,但士氣仍頗旺盛,現仍在方家集附近激戰中。二、我三十八師、一七九師昨已將新街敵數百名擊潰,當將新街克復,現仍繼續向南追擊中。三、據報,殘敵一部約千余人因被我各處截擊,現企圖沿襄河東岸南竄,已飭三十八師、一七九師努力截擊中。謹聞。職張自忠叩。刪申。

 

未完,請看下篇

名將之死——紀念張自忠上將殉國80周年(下篇)

(責編:李強強、高紅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