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枚“番禺縣尉司”銅印 透露北宋基層治理的細節

電視劇《清平樂》熱播，讓人們對宋代的熱情持續高漲。劇中展現出來的精致優美的生活美學，令人對千年之前的國人日常感到好奇。廣州博物館的專家在布置最近的“字字珠璣”館藏有銘銅器展期間，從龐大的館藏中選出了一方宋“番禺縣尉司”銅印，並第一次對之進行了系統研究。“這個好，特推薦！”廣博研究館員陳鴻鈞告訴記者，“宋代‘番禺縣公安局長’的官印，十分難得！”

956年前 這枚“番禺縣尉司”銅印誕生了

北宋有慘痛的靖康之變，但在社會經濟、文化生活、科學技術方面達到的高度卻是事實。這些方面的較高水平發展，反映出當時的社會管理能力。作為重要的王朝南部邊疆，包括今廣州在內的廣東地區，在北宋以前的數百年間不斷地吸納著嶺北南下的人口、智力、技術資源，當中更包括吳初、東晉和梁末三次“越嶺南遷”的高潮。據一些學者的統計，六朝時期前后遷居嶺南者高達250萬左右，嶺南地區的人口增長了約3倍。新的郡縣不斷地被分置出來，北方的先進生產技術，如鐵器、牛耕也隨之在廣東的土地上廣泛使用。廣東經濟大發展后，對江左政權的意義不斷提升，號稱“江左不可無蜀，亦不可無嶺南”。

到了唐代，廣州始設市舶使，同時大庾嶺道得到開鑿，一方面完善了海上貿易網絡，形成了從廣州到巴士拉港，長達14000多公裡的世界最長海上航線，一方面進一步密切了嶺南嶺北之間的交通。唐末南漢國自立，歷四主五十五年。經由今天廣州市區范圍內大規模的考古遺址，如南漢國宮殿遺址、康陵、德陵遺址等，我們可以推想當時的經濟規模和技術水平。明末清初著名學者屈大均說，廣東之地“秦漢以前為蠻裔，自唐宋以后為神州”，把唐宋時期看作嶺南文明史進展的轉折點。

宋開寶四年（971）初，大將潘美，也就是民間評書《楊家將》等作品中大反派“潘仁美”的原型，率大軍在今廣州城西的馬逕與南漢軍決戰，大勝﹔翌日迫逼廣州城下。二月五日，南漢主劉鋹出城投降，南漢亡，嶺南地區盡歸宋版圖。

宋統一嶺南后，經太祖、太宗、真宗朝，到了仁宗朝。這位《清平樂》裡的主角，在位長達41年。接著他的過子(濮安懿王允讓十三子)趙曙即位，也就是英宗，但僅執政短短四年。廣博的這枚“番禺縣尉司”銅印，就鑄成於英宗即位的第二年，也是他“治平”年號的元年，1064年。

宋太祖還曾親自選人做“縣尉”

在“字字珠璣”大展的展櫃中我們可以看到，銅印杙鈕，通高4.5厘米，邊寬4.1厘米，印文“廣州番禺縣尉司朱記”，書體近似九疊篆﹔印背楷體刻寫“治平元年少府監鑄”。陳鴻鈞介紹，其規格、印文均符合宋代官印制度，“宋代官印的一個顯著特點是多數印的印背有刻文，或刻年款，或刻年款及鑄印機構名。”

“縣尉”是個什麼官？陳鴻鈞解釋說，中國古代各朝縣令（長）及屬官設置情況，自兩漢以至明清，變動不大，“在縣的諸佐屬官吏中，以縣丞、主簿、縣尉三者最為重要，也最為常設，乃縣內高級佐屬，又統稱縣佐。其下仍有若干低級官吏，分理縣務，並經縣丞、主簿、縣尉而總於縣令。縣尉，職掌一縣捕盜治安事務，秩九品上或下，相當於現今的縣公安局長﹔縣尉司，即縣尉辦公治事之署，或簡稱尉司，相當於現今的縣公安局。”

宋太祖初年還頒布了一道設置縣尉的詔令。但之前五代之季武臣擅州縣之權，縣尉一職一度撤銷，到此時官吏大多不想做這個官。宋太祖為了選縣尉，曾親自到講武殿選人，“令有樂為縣尉者，東面立。選人多不願東面立，皆面西立。太祖曰：‘迂儒如此。’令驅之出。”有了皇帝這樣堅定的態度，樂於擔任縣尉者才漸多。

番禺縣“紫坭時期”的罕見見証

所謂朱記，是印章之別稱。陳鴻鈞介紹，宋代官印制度，將官印分為寶、印、記三種：帝、后及太子印稱“寶”，各級行政、軍事機構稱“印”，其佐官屬吏稱“記”或“朱記”。“通常所說的官印，其實應分為職官印與官司印兩種基本形式。職官印是指以官職名稱為印章文字的印，一官一印，頒發給每個官員使用。官司印是指以官署名稱為印章文字的印，官司印不授予官員個人，但由官員保管使用，一任官員離任后，下一任官員繼續使用。此‘番禺縣尉司朱記’確切地說屬於官司印”，陳鴻鈞說。用現在的話說，這枚印，相當於今天公安局的公章。另外，從“番禺縣尉司朱記”這樣一枚區區縣尉官印都要中央制造和頒發，可見宋代吏治之敬慎嚴格。

陳鴻鈞說，學界認為宋太祖開寶五年（972年）番禺縣曾被省並，宋仁宗皇祐三年（1051年）為了加強珠江三角洲的沙田開發與管理，復置番禺縣，具體治所是在今廣州市番禺區市橋西南的紫坭，至宋神宗熙寧二年（1069年）出於廣州軍事防衛的考慮，又將番禺縣治北遷至廣州舊城東的赤泥巷，即今廣州倉邊路一帶，“從宋仁宗皇祐三年（1051）至宋神宗熙寧二年（1069年），設置於紫坭（泥）的番禺縣治實際上隻存在了不到20年時間，為時相當短暫，以致北宋時期番禺縣的這段歷史被湮沒無聞。該‘番禺縣尉司朱記’銅印鑄於北宋英宗治平元年（1064），正值番禺縣治設在紫坭時期，成為番禺縣沿革史上的一例物証。”

宋治平年間，廣州“海舶歲入象犀、珠寶、香藥之類”超過六十萬貫，外貿總體穩步上升。作為身在海貿一線的“番禺縣尉”，想必見多了商來賈往的時代風雲。雖然他們姓甚名誰我們無從知曉，但曾經他們之手一次次蓋在那些文書上的銅印，又傳遞到我們手中時，還是不免讓人心中升騰起一股浩渺的時光感。

文/廣州日報全媒體記者 卜鬆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