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脈同根 共同擦亮巴蜀歷史文化名片

　　安岳石刻。 四川日報記者吳曉鈴攝

　　今年2月，成都金沙遺址博物館和重慶大足石刻研究院坐在了一起。雙方敲定今年9月在金沙舉行“藝術涅槃——大足石刻特展”，向四川觀眾全面展示世界文化遺產大足石刻的魅力。

　　四川重慶自古並稱巴蜀，巴蜀文化從來血脈相融。從30多年前的四川文博人對重慶大足石刻的搶救性保護、為世界文化遺產申報打下堅實基礎，到兩地在去年展開川陝片區革命文物保護利用合作﹔從共同展開川渝石窟石刻的研究保護和人才培養，到建川博物館將分館開到重慶，成渝兩地在文博領域的合作從未停止。

　　當成渝地區雙城經濟圈建設按下啟動鍵，可以預見，兩地在文博圈的合作將愈發緊密，巴蜀歷史文化的名片也將擦拭得更加閃亮。

　　大足石刻

　　川渝石窟保護的典范

　　“川渝石窟的保護，不管是過去還是現在，兩地文物人都一直在密切交流與合作。”重慶大足石刻研究院副院長劉賢高表示。其中，大足石刻堪稱凝結了兩地文物人的心血。

　　對大足石刻的保護，始於上世紀80年代。

　　在此之前的很長一段時間裡，大足石刻養在深山人未識。直到上世紀三四十年代，以梁思成為代表的學者，開始關注到大足石刻。新中國成立以后，大足北山、寶頂山摩崖造像，順利地被評為第一批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然而此時的大足石刻，風化和水害均十分嚴重。

　　1981年起，中央及四川省開始對大足石刻進行搶救性保護，曾經擔任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所長的馬家郁，在此開始了長達數年的水害治理工作。

　　為了給滲水嚴重的大足石刻北山136窟研制一種合適的材料灌漿固化。馬家郁和同事們到處找資料、反復做實驗，花了幾年時間才配比出比較理想的固化劑，讓造像秀美、雕刻精細的北山136窟從此結束水害。在那幾年，四川石窟保護工作中，最重要的除了樂山大佛，另一個就是大足石刻。

　　在從事佛教石窟寺及造像研究的西南民族大學教授雷玉華印象中，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的專家們在重慶直轄以前，經常和她在大足相遇，“最難得的應該是他們和當時的大足縣文物部門一起工作，為后來的大足石刻研究院帶出了第一批文物保護人才。1999年，大足石刻成為中國繼敦煌石窟以后第二個入選世界文化遺產的中國石窟，前期四川和大足文物人在保護方面的基礎工作功不可沒。”

　　最近幾年，大足石刻的風化、水害治理仍在繼續進行，在國際石窟保護界很有話語權的馬家郁，一直是大足石刻研究院請教咨詢的專家之一。劉賢高說，大足石刻臥佛是世界最大石雕半身臥佛，在幾年前的水害治理中，還繼續邀請了其他來自四川的專家把脈。

　　大足石刻只是川渝合作石質文物保護的一個縮影。“這十幾年來，重慶和四川輪流舉辦過石質文物保護培訓班，兩地文保人都來學。”讓雷玉華印象尤其深刻的是四川省文物局和北京大學曾舉辦過一次石窟研究培訓，“居然把重慶學員的學費全免了。”這種優待，皆因四川省文物局把重慶文保人當成了自家人，“我們在廣元、大邑和安岳有三個實習點，在大足石刻已經申遺成功的背景下，四川也希望重慶能推動安岳石刻的保護和研究。”

　　“大足長期都在和安岳進行各方面的合作。”劉賢高說，大足石刻每次組織學術研討會，都會把安岳石刻作為重要考察內容。“大足石刻研究院研究的范圍不只是重慶石刻，而是以川渝石窟為依托，有人就選擇了安岳石刻的課題。”國家文物局啟動石窟及石刻保護專項試點，西南片區也直接以“川渝地區石窟及石刻”之名，把四川和重慶的石窟納入其中。

　　在藝術家眼裡，川渝石窟更具有相同的魅力，缺一不可。2006年，西南民族大學教授李耘燕開始將畫筆對准石窟藝術，她去的第一站就是重慶大足石刻，因為在她眼裡，大足和安岳或者廣元的石刻不分彼此，“它們都同屬於巴山蜀水的藝術瑰寶。”2017年，李耘燕專門申請了國家藝術基金資助的《巴蜀石窟造像繪畫創新人才培養》項目，不僅培養新時代創新型繪畫人才，更希望將巴蜀石窟燦爛的文化藝術對外傳播。同年，李耘燕畫作赴台灣等地舉行展覽，每到一處無不引起轟動。業內人士贊道，“李耘燕的繪畫及人才培養，成功引起了社會各界對川渝石窟的關注。”

　　合作博物館

　　建川博物館開到重慶

　　成渝雙城經濟圈建設的大背景下，成渝兩地的博物館人迅速敲定了“藝術涅槃——大足石刻特展”。“我們希望借此推動兩地博物館領域更深入的交流合作。”成都金沙遺址博物館副館長王方表示。回首重慶直轄后的20多年來，這種交流包括了合作辦展，甚至包括了異地建立博物館。

　　“巴蜀文化地緣相近、文化相親，雖然各有特點，但幾千年來一直有著難以割舍的聯系。”四川博物院副院長謝志成說，正是這種骨肉兄弟的情感，讓兩地博物館也一直緊密合作，僅四川博物院和重慶第一大館——重慶中國三峽博物館（以下簡稱“三峽博物館”）合作舉辦的展覽就多達十余個。

　　四川內江走出的大家張大千，少年時曾在重慶求學，抗戰時也曾在重慶辦展，為當時重慶美術的繁榮做出了貢獻。2009年，三峽博物館專門借出四川博物院館藏的大量張大千書畫舉辦展覽，在山城引起轟動。2019年大千誕辰120周年之際，三峽博物館再度借出川博和吉林博物院的大千書畫，共同舉辦了“抗戰時期繪畫大師作品系列展”，再次讓山城觀眾領略到大師風採。不僅如此，不少成都觀眾也乘坐高鐵專程前往觀展。

　　謝志成說，重慶直轄以前，重慶地區的很多考古工作都由當時的四川省博物館擔綱，因此不少精品文物都收藏在了四川博物院。同樣，三峽博物館成立以后，也收藏了大量巴蜀文化相關的文物，雙方的館際交流便一直在進行。2017年，重慶三峽博物館舉行“走進長江文明之大溪文化主題展”，直接邀請川博作為聯合舉辦方之一，川博則精挑細選了78件館藏的大溪文化精品文物參展。同年，川博舉辦《蜀山之上四川現代四大名家畫展》，也向對方借來了陳子庄、蔣兆和、石魯等大家的不少作品。

　　除了相互借展，雙方還共同策劃主題展，讓巴蜀文化為更多人熟悉。2018年在三峽博物館開展的“盛筵——見証《史記》中的大西南”堪稱代表作。展覽集合四川、重慶、雲南、貴州、廣西等五省區市的8家博物館的文物在各地巡展，是西南地區青銅重器首次集結。僅四川就有四川博物院、成都博物館、三星堆和金沙博物館參加。展覽中，川博的鎮館之寶戰國水陸攻戰紋銅壺、三星堆的戴金面罩青銅人頭像等文物，給各地觀眾留下深刻印象。而在重慶站的展覽，還獲得當年的“全國博物館十大陳列展覽精品獎”。

　　成渝文博合作的提速，在近年當屬建川博物館到重慶開辦分館。

　　2016年，重慶九龍坡區政府向建川博物館館長樊建川發出邀請，希望他能在當地的抗戰兵器工業舊址修建博物館，九龍坡提供場地和部分資金補助，樊建川隻需要提供藏品和出資裝修。

　　“當時我在重慶的戰友直接勸我三思而后行。”樊建川回憶，博物館雖然場地免費，但建設和裝修要投資，以后還要運營，如果賣票，有沒有人去看？

　　那段時間，樊建川逢人便問如果重慶建川博物館收50元一張的門票“你們會來看嗎？”他還在微博上征集網友意見，想看看重慶人願意花50元吃火鍋還是看博物館。糾結一年之后，他最終還是和九龍坡區簽了合同，前前后后投入了一億多元親自操刀打造博物館裝修設計，並拉了4萬多件藏品過去。

　　“重慶有著豐富的抗戰文化，需要這樣一個博物館。”樊建川說。2018年6月，建川博物館重慶分館正式開放，如今，這片在幾十個山洞裡打造的博物館已有10個主題館，並被評為國家4A景區。

　　深入探索

　　共同擦亮巴蜀文化名片

　　對成渝兩地的有識之士而言，未來在文博領域的合作，存在巨大空間。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院長唐飛表示，“兩地宋元（蒙）古城堡的聯合申遺、革命文物保護、巴文化的研究等諸多方面，都可以深入展開合作。”

　　兩地文化遺產的打包申遺及整體出擊文旅市場，是諸多業內人士的共識。

　　“大足石刻已是世界文化遺產，我們的安岳石刻恰與其毗鄰。不僅同樣精美，還有著不可分割的親緣關系，都是西南石窟造像藝術的杰作。”唐飛說，“安岳石刻完全可以在未來申請作為大足石刻世界文化遺產的延展項目。”

　　常年在安岳及大足進行石窟石刻調查的雷玉華，則認為雙方可以探索將兩地一起打造為石窟藝術的旅游目的地，互為補充，將此前大多隻針對本地市場的蛋糕做大。對此劉賢高也頗為贊同，“大足已經和安岳簽了文旅合作方面的協議，希望能實現旅游資源的整合，互聯互銷。”未來，在各自景區搭建對方的宣傳平台，甚至通過兩地旅行社打造大足和安岳石刻兩地游的線路，都可以探索。與此同時，大足石刻還一直希望和四川大學歷史文化學院建立合作，發揮川大在宗教和考古學研究方面的學科優勢，拓展大足學的研究領域。

　　在唐飛看來，川渝兩地不僅可在石窟石刻保護利用上共同發力，川渝兩地的宋元（蒙）古城也根植在宋朝抗擊蒙古大軍的大背景下，“未來完全可以打包申遺。”2014年，唐飛曾帶隊調查了四川境內所有的宋元（蒙）古城遺址，“目前還有跡可尋的有30座。它們在南宋時期依山就勢修筑山城，構建起山城戰略防御體系，對蒙古大軍進行了長達近半世紀的阻擊。”然而，相比重慶合川釣魚城已在2012年進入國家文物局“中國世界文化遺產預備名單”，四川的宋元（蒙）古城還鮮為人知。近年來，釣魚城遺址持續的考古發掘不斷斬獲新成果，釣魚城申遺的相關工作也在持續推進。“未來在成渝雙城經濟圈的大背景下，成渝兩地的宋元（蒙）古城遺址打包申遺，會更符合世界文化遺產完整性的要求，也會增加成功勝算。”而在巴文化的研究方面，省考古院已經和四川大學、重慶文化遺產研究院一起，開始了《考古中國——川渝文明進程研究》的學術課題。未來，雙方將以嘉陵江流域為中心，共同展開與巴文化有關的考古調查、發掘保護和研究，讓巴文化的歷史脈絡和文化面貌更加清晰。

　　2019年11月，陝西、重慶和四川3省市文物局共同簽署《川陝片區革命文物保護利用合作協議》，宣布共同推進川陝片區革命文物集中連片保護，開展川陝片區紅軍文化公園建設。這不僅在於重慶城口縣也曾是川陝蘇區的范圍之內，李先念、徐向前等革命前輩曾在這裡戰斗過，更在於三地的文物主管部門看到，這片區域內既有延安革命聖地、紅岩精神革命文物以及四川巴中的大量川陝蘇區文化遺產，也有秦始皇陵兵馬俑、三星堆、重慶大足石刻等享譽海內外的歷史文化遺產，完全可以融合銜接，實現片區資源利用，力爭將紅軍文化公園打造成國家級文化公園。

　　當中央今年1月給川渝兩地送來政策“大禮包”，博物館“狂人”樊建川也更有干勁了。4月10日，建川博物館新中國瓷器館開展當天，他興致勃勃地對媒體宣布，“我們還要在重慶再開 10個分館！”他計劃在3年內完成新館建設，“以后坐高鐵40分鐘就跑攏重慶了，過去方便得很，重慶館歡迎大家來耍。”（四川日報記者 吳曉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