藝術與疾病

昨天深夜在網易雲上聽完華晨宇的《你要相信這不是最后一天》，突然心血來潮想從藝術史的角度寫一篇關於病毒的文章。

藝術和病毒是兩個不經常被一起提及的詞，但它們卻常有關聯。它們都是時代的注腳，一個如婚禮蛋糕頂上點綴的花朵，另一個如蛋糕旁不請自來的蒼蠅。它們往往是那個時代最令人印象深刻的事件。

如果我提問“北宋的風俗制度是怎樣的”，可能讀者會有些撓頭，但要是提起“清明上河圖”，我會得到一個了然的笑容。同理，如提問2003年重大事件，相信“非典”會出現在你的腦海。提起災難性的疾病，容我再用中世紀舉個例子。中世紀出名不僅僅因為人類歷史上最偉大的發現之一——咖啡——是在此時被推廣的，還因為那場在歐洲殺死了5000萬人的黑死病。

很多學者覺得中世紀是一個沒有靈魂的時代，尤其是它的藝術——太多聖經故事的復制粘貼使藝術家的想象力無處棲身。但喬爾喬·瓦薩裡（1511-1574），一個意大利畫家和建筑家的作品形成了一個完美的反例。瓦薩裡在1537年接受威尼斯的聖羅科教堂（Church of San Rocco in Venice）的委托去完成一組為祭壇裝飾的板畫。最終的成品包括一塊主板和九塊附板。

喬爾喬·瓦薩裡，“先知加德為大衛提供了三種神聖的懲罰選擇”，1537，阿雷佐，意大利，Museo Diocesano

那九塊附板其中之一叫做“先知加德為大衛提供了三種神聖的懲罰選擇（The Prophet Gad Offers David a Choice of Three Divine Punishments ）”。它講述了國王大衛承認自己的罪過后，他的先知為他提供了三種懲罰的選擇：戰爭、飢荒或瘟疫。大衛最終痛苦地選擇了瘟疫。他站在原地，看著瘟疫（右上角左一）的象征離他的人民越來越近。

瓦薩裡是最早用畫面記錄黑死病的畫家之一。因為他的父親早時患病去世，他反復的描繪，試圖理解疾病。在這個附板中，瓦薩裡為戰爭、飢荒和瘟疫創造了獨特的圖示象征。在他的眼中，這三種災難是三個騎著毒蛇的女人，帶著烏黑厚重的雲朵來剝奪人間的光。值得一提的是，在很多文化中，水和健康都有關聯，比如說，盡管被深度污染但依然被視為神河的恆河。

瘟疫是三個寓言人物中離大衛最近的那個。她雙手緊握兩把弓箭，雙目怒視著大地。弓箭經常作為疾病的象征在西方的畫中出現。下圖是在法國 Saint-André-de-Lavaudieu 中的一副壁畫。

前聖安德烈修道院的一副壁畫，14世紀，法國

快速傳播的瘟疫，就像脫弦的弓箭一樣，敏捷而又無情地攻擊它的受害者。大衛眼中的絕望代表了當時人們對黑死病的認知和妥協——它是一個強大卻邪惡的神，它到來那日是不可避免的審判日。

喬爾喬·瓦薩裡, “先知加德為大衛提供了三種神聖的懲罰選擇”，1537，阿雷佐，意大利，Museo Diocesano

但是，不是所有生活在疾病中的人們都是妥協與形如槁木的現狀。那些對擬人化的神明祈禱，盼望著救贖和寬恕的人，組成了人性的另一半面。

16世紀晚期到17世紀早期，天花入侵了“舊世界”——一個代指在接觸歐洲之前的亞洲和非洲的術語。東方對瘟疫的態度與西方形成了鮮明的對比：給予了這些疾病更多的敬畏。

天花，在天上的花朵，是一個浪漫的名字，得名於“因其症之變化有若天上花之多”。印度的天花女神什塔拉的名字在印地語中的意思是“她很酷（she who is cool）”。

天花女神什塔拉

天花女神亦正亦邪。在大多圖片記載中，她左手拿著一罐涼水，右手拿著短掃帚。罐中的水可以治愈病患，而揮動短掃帚會傳播天花。根據印度流行文化，紅色象征著火焰、恐懼與純潔。什塔拉衣著中，大量的紅色象征著她帶給人們的希望——盡管現狀很艱難，但在接受什塔拉的審判之后，就可以重歸聖潔，獲得重生。

在現代，更多的是非宗教的對疾病的理解，人們的問題變成了：如果我們把疾病看做是一個可以解決的難題，我們需要採取什麼措施？

舉個具體的例子，在二十世紀的南非，770萬人患有艾滋病，但農村地區的低受教育率使政府的疾病干預變得十分艱難。1998年，政府推出了Siyazama計劃，在農村地區傳播關於性傳播疾病的知識。這個計劃借用了南非本身織物工業，南非主要經濟收入來源之一。相信去過南非旅游的讀者一定見過那些路邊專門為游客准備的五顏六色的珠子手鐲。

顏色鮮艷的珠飾手鐲，南非

這些手鐲一般由南非女人們在車間中批量生產。而這些在車間裡長期重復穿線的女人們，通常用八卦消耗索然無味的時間。但是，hlonipha，一個南非的傳統，禁止婦女討論任何關於性的內容——包括性傳播疾病。任何來自女人的對性的評論會讓她在附近的村庄裡臭名遠揚。因此，南非政府面臨著一個令人頭疼的問題：在把性和羞恥劃等號的文化中，應該怎樣教育群眾，尤其是婦女，關於這些疾病的知識？作為回應，Siyazama計劃把傳統編織工業變成了表達的工具，幫南非女人“說出”她們無法用嘴表達的句子和詞語。於是，通過制作並展覽帶有描繪社會現狀的珠子娃娃，政府為農村地區的婦女提供了一個了解性傳播疾病的機會。

同樣，塞拉尼·恩喬耶薩（Celani Njoyeza）創作的“棺材的故事”描述了一個女人坐在她那因艾滋病而去世的丈夫的棺材旁邊，不確定她是否也受到感染。她雙手微微前伸的姿勢，顯示了她的困惑與絕望。加比·加比·恩扎瑪（Gabi Gabi Nzama）創作的“強奸案”則揭露了南非一個尋常的街頭社會現象。當恩扎瑪創造這個娃娃的時候，她希望借此推翻當地一種荒謬的信仰，並由此保護更多無辜的女孩。哭泣的寡婦、失落的孤兒和悲痛的家庭等故事中的人物，是提醒人們預防疾病的有力響鐘。

這些串珠玩偶被証明是最有效的疾病干預措施。因為南非沒有統一的語言（有11種官方語言），而隻有很少的人可以讀或說英文，所以像詩歌閱讀或小傳單這種需要識字能力的疾病干預都失敗了。串珠玩偶已然是南非婦女文化的一部分，而且它還很含蓄地傳達了關於性傳播疾病的知識。人們隻需要通過藝術家做出的選擇（珠子的顏色或顏色組合），來解密他們想傳達的信息。在“棺材的故事”中，哀悼中的女人穿著黑白衣服。黑色的珠子通常象征著悲傷、死亡和絕望，白色的珠子象征著幸福，但當它們被放在一起，則象征著希望。那是人們對健康的渴望，希望擁有一個更美好的明天。

在我們的歷史中，我們曾把疾病看成過神邸，痛恨著又跪拜著。在我為寫作這篇文章進行研究的過程中，傾聽著歷史驚人的反復旋律，使我稍稍安心了一些。這些以前都確確實實發生過，而且疾病最終都會被治愈。學習歷史，給予我對明天的希望。我希望在讀完這篇文章后，你也能這麼覺得。（文/圖 袁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