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什麼《人生》和《平凡的世界》常讀常新?

2020年01月13日08:55  來源:羊城晚報
 
原標題:為什麼《人生》和《平凡的世界》常讀常新?

現場

正值著名作家路遙七十歲誕辰之際,北京十月文藝出版社推出了典藏版《路遙全集》。2019年12月7日,由北京出版集團、清華大學文學創作與研究中心、新經典文化股份有限公司聯合主辦的路遙國際文學研討會在清華大學舉行。

在新書發布會和研討會上,著名批評家、中國作協副主席李敬澤,茅盾文學獎得主、清華大學教授、著名作家格非,文學批評家李陀,北京大學中文系教授陳曉明,中國人民大學文學院教授楊慶祥等嘉賓,分別闡釋了他們對路遙作品的理解。

李敬澤:寫出了巨變中的普通人

“有的作家很偉大,但和我們沒什麼關系,或者說我們得使勁去仰望他。路遙也是偉大的,同時他和我們是親的。他在小說中描寫的根本的人生處境、困難,其實都是我們大家的。多年后再看,路遙的價值和意義,實際上是這麼多中國人一個個從自己的生命和生活中,讀出了一個偉大的經典作家。”中國作協副主席李敬澤說。

“人們在大時代的涌動中往前走,渴望找到生命的意義和方向感。而路遙的作品激勵了無數人,他的《人生》《平凡的世界》,為許許多多人提供了關於生命意義的表達。”李敬澤認為,路遙寫出了中國社會巨大變革中每個普通人的故事,每個奮斗或迷惘的人都能在路遙的作品裡找到共鳴,並發現自我生命的意義感。

“雖然外在世界發生巨變,但好的文學作品對人的精神和命運提出的重大問題,對人的境遇提出的想象和描述,能夠穿透外界的變化依然保持活力和鋒芒。”李敬澤說:“無論是《人生》還是《平凡的世界》,都是這樣的作品,就好比司湯達在19世紀創作的《紅與黑》,跨越百萬公裡,穿越上百年,仍然對中國讀者產生著巨大影響。”

格非:“高加林的血流在我身上”

1982年,路遙的中篇小說《人生》正式發表,還在念大二的格非第一時間讀了,讀的時候哭得一塌糊涂。他說:“我印象很深,覺得自己的生活道路、人生命運和路遙的作品發生了某種共振,仿佛高加林的血流在我身上,那種感覺特別刺激。”

近日再重讀《人生》,已經成為著名作家的格非依舊為之震動。“我認為路遙把他對中國社會的思考,融入了他的作品中,他在思考一個小縣城和大自然,和中華文化三千年是怎樣的關系。路遙今天的讀者一點也沒少,我認為和他的寫作方式有關。他浸透了自己所有的情感,把自己作為觀察對象,完全納入到他的作品中去。他帶著巨大的誠意來思考社會變革,他的作品至今仍然跟社會有千絲萬縷的關聯,這些問題仍然值得我們思考,這是路遙不朽的魅力之一。”

有一次,格非還在讀高中的兒子很焦慮地問他,如果考不上大學怎麼辦?格非回答他,那就當一名普通工人。兒子仍然焦慮,如果自己連普通工作都做不好怎麼辦?當時格非正好看到窗外有一個施工地,於是把兒子叫到窗邊,問他會不會掃馬路,兒子說會。格非說:“你看看外面工地這些工人,他們辛苦造房子,隻賺一點可憐的錢,但造房子這件事非常需要他們,這也是有價值。如果你將來什麼都做不了,那就去掃馬路吧。自從這一次之后,兒子再也沒問過我類似的問題。”

格非說,今天的年輕人仍舊會面臨和高加林相似、甚至更艱難的困境,“但不管困難有多大,我們仍然要有能力對自己負責。隻有選擇才能帶來自由和希望”。

李陀:非常自覺的現實主義寫作

“我們今天所處的是和二十世紀截然不同的新世紀,世紀性的大斷裂給世界帶來諸多問題,也給文學帶來考驗和挑戰。面對這樣的大斷裂,文學還能因循守舊嗎?文學怎麼應對這個變化?可能性在哪裡?回答這個問題時,回顧路遙的寫作就非常重要,有特別的意義。”文學批評家李陀說。

在李陀看來,《平凡的世界》切入的正是世紀大斷裂最尖銳的斷口,“路遙的創作是非常自覺的現實主義寫作,而且是一次不平凡的現實主義寫作,為現實主義寫作提供了新的可能性、新的經驗和新的方向。”

“路遙也寫人物,但寫的是多達百人的群像。在這個群像裡,他具體細致地描繪了鄉土社會的瓦解,同時解析出一層又一層復雜的關系。《平凡的世界》就像導演精心制作的慢鏡頭,在這個慢鏡頭裡幾乎能看到中國鄉土社會這棵大樹倒下來的每個階段和細節。”李陀說:“一組組的農民群像,恰恰在瓦解的過程中擔任著維護者和破壞者的雙重角色。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這兩種歷史過程,重疊在鄉土社會的瓦解過程中。”

李陀認為,九十年代以來,農村題材的小說創作進入繁盛階段,“但能通過文學作品對這段重要歷史階段做近距離的細致思考和觀察,《平凡的世界》可能是唯一的。它給我們展開了廣闊的當代農村政治生活圖景,站在世界斷裂的重要斷口上,路遙構建了觀察和分析鄉土社會及其變革的總體性畫面。”

陳曉明:對鄉村個體自由精神的肯定

“如果給《平凡的世界》下一個簡要評價,我認為歸根到底,《平凡的世界》以肯定性的高昂態度,寫出了八十年代改革開放進程中,鄉村青年個體意識的覺醒,頑強地尋找改變命運的人生道路的精神。”北京大學中文系教授陳曉明說:“路遙的《人生》最早抓住了八十年代鄉村青年改變命運的覺醒狀態,高加林雖敗猶榮﹔《平凡的世界》則是在社會變革的更長進程中,表現鄉村青年孫少安、孫少平堅忍不拔試圖抓住歷史機遇,用個人選擇來改變命運。”

陳曉明說,對大時代中崛起的鄉村個體自由精神的肯定,是《平凡的世界》了不起的地方。他指出,現代中國的鄉村敘事長期以“壓迫—反抗”的邏輯展開,而路遙在八十年代率先寫出了對鄉村的肯定性。

在他看來,路遙作品中的苦難書寫,延續或者說改寫了新時期的“傷痕文學”,后者所未能觸及的農民苦難,在路遙的作品中得到了充分的表達。“路遙的困苦主題是鄉村精神的現代覺醒,內含著個體要成長為自由人的精神意志,甚至可以說是英雄意志。”

楊慶祥:再過二三十年還會覺得它很好看

“為什麼《人生》和《平凡的世界》能常讀常新?說明它不是簡單的勵志小說。所有成功學的小說都是一次性消費,而在路遙的作品中,你可以讀出復雜、多維的面向,也就是說對《人生》的閱讀,或者說對路遙的閱讀,不是簡單的生理性閱讀,而是精神性活動。”中國人民大學教授楊慶祥說。

楊慶祥認為,《人生》超越了故事情節層面,上升到了人物美學和敘事美學的層面。一方面,高加林這一人物具有高度的復雜性,他身上融合著保爾·柯察金式的奮斗和奉獻、於連式的對等級的不滿和欲望、少年維特式的對自然和女性的愛,以及弗蘭肯斯坦式的對真理的追求。另一方面,《人生》也是一部本土化的“道德勸誡小說”。楊慶祥說,路遙的作品在80年代受到了一些批評,當時的文學批評界過於關注到路遙作品中“高音部”的勸誡者角色,實際上他的作品中還有用講故事的方式來勸誡的“低音部”。這種低音部有兩種模式,一個是讓高高在上的人“跪下去”,一是讓低低在下的人“站起來”,這兩種美學敘事范式,其實一直回響在中國古代戲曲文學的文本中,“正是這種低音部,讓讀者得到精神的寬慰和人性的釋放。”

楊慶祥說:“就算再過二三十年,我們再讀路遙的《人生》或者《平凡的世界》,還是會覺得它很好看,它還是能解決我們的愛欲和痛苦。它借鑒了浪漫主義、現實主義、批判現實主義的種種,最后將其內在化,無限忠實於本土或說根部,是高度內在於我們心理模式的作品。”□羊城晚報記者 何晶

(責編:袁菡苓、章華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