廣東：一塊漢代金餅 一個黃金時代

廣州文博解碼

授課老師 易西兵

廣州市文物考古研究院副院長、研究館員

文物檔案

文物：廣東出土唯一漢代金餅

館藏：收藏於南漢二陵博物館

年代：西漢末年的新莽時期或東漢早期

發現意義：漢代墓葬中屢屢發現金餅，從一個側面反映了西漢“黃金時代”的興衰變遷。

2011年6月，廣州市文物考古研究所（現廣州市文物考古研究院）的考古隊員們在西灣路154號（即舊廣州鑄管廠所在地）發掘一座編號為M151的漢墓時，有了一個驚人的發現：M151號墓是一座夫妻合葬墓，出土隨葬器物100余件套，當中，有一塊金燦燦、明晃晃的金餅。

這是目前廣東地區唯一考古發現的漢代金餅。它的出現，背后有怎樣的隱秘故事？它與轟動世人的海昏侯墓中出土的巨量黃金可能會有關系嗎？

發現

水泥路下淺藏漢代古墓

廣州市文物考古研究院副院長、研究館員易西兵介紹，西灣路154號（舊廣州鑄管廠地塊）位於廣州古城區西北郊，東南距廣州古城中心（今北京路、中山四路一帶）直線距離約4.5公裡。地塊南與舊廣州水泥廠相鄰，東鄰京廣鐵路，西北距新市涌約400米，西鄰西灣路，再往西為增埗河。工地范圍原有大園崗、紅崗咀兩座並列小山崗，海拔高度15∼19.6米。自20世紀50年代以來，在該處及其周邊附近發掘各時期的古墓葬近百座，是廣州市西北部古墓葬重點埋藏地帶。

2010-2011年，配合該地塊內的建設工程，廣州市文物考古研究所（現廣州市文物考古研究院）對工地范圍進行了全面考古調查和勘探，共發掘西漢南越國至明代墓葬234座，出土了陶、瓷、銅、鐵、金、玻璃、瑪瑙等各類質地的文物2200余件套。這是近年廣州一次重要的考古發掘。

易西兵告訴記者，發現時，M151號墓被晚期人類活動嚴重擾動，“墓葬上部原為一條水泥路面，墓口距路面不到半米，而金餅離墓口隻有不到30厘米深度。如果當年修路時稍往深處挖一點，墓葬就很難保存，金餅也就沒機會被考古發現了。墓葬為長方形分室豎穴木槨墓。墓室分橫前堂和主室。主室后部有並列雙棺痕跡。墓坑底部沒見枕溝。墓內棺槨和人骨均朽爛不存。”

墓中的隨葬器物分布在橫前堂和主室，包括陶、銅、鐵、石、玉、金、瑪瑙、水晶等不同質量的器物。陶器以硬陶器為主，器型有瓮、四耳罐、囷、屋、井、灶、倉、壺、鼎、碗、盂、俑燈、魁、匏壺、盒等。銅器有矛、提梁壺、溫酒尊、戟、碗、洗、鳩杖首、鏡、熏爐、劍等，另有約三千枚“大泉五十”銅錢。鐵器數量不多，鏽蝕嚴重，器型不明。珠飾有綠色料珠、瑪瑙珠、水晶珠等。

“大泉五十”鑄行時間僅有13年，是王莽新朝通行的貨幣，但為廣州考古所罕見。它們的發現，印証了墓主生活的年代，應在西漢末年的新莽時期或東漢早期。至於銅鳩杖首，西漢中期以后規定，70歲以上老人才會授杖，據此推測此墓男主人屬高壽老人。隨葬的刀劍等兵器，反映出墓主人的身份顯赫，有可能是一位戎馬一生的武官。

墓中最重要的發現，就是這塊金餅。它出土於女墓主人的頭部位置，直徑6厘米，重250克。1999年發現的西安北郊譚家山漢代金餅窖藏，平均重量約為247.11克，與西漢前期（文帝至武帝時期）的一斤重量相當。《史記》曰: “一黃金一斤” 。《漢書·食貨志》雲: “黃金方寸，而重一斤”，說的其實就是黃金貨幣的標准規格。應該說，這些金餅是符合相關的鑄幣標准的。

這塊金餅刻有“朱”“山”等字樣。這些字，究竟是與墓主人的名姓有關，還是與鑄造者的情況有關？實際上，在譚家山金餅表面，也發現有“黃、張、馬、吉、貝”等戳記以及“V”字符號。字體為小篆，個別留有隸書的特點。據推測，金餅上的文字應該就是和鑄造金餅有關的人員，也即“物勒工名”的制度體現。而“V”字符號，應該是檢驗物品是否合格的戳記。此外，其中一部分字也許和黃金的具體用途有關，如租稅、祭祀等。但具體到廣州發現的這塊金餅，易西兵說，缺少可以對比的材料，“不好說”。

溯源

兩廣地區隻發現四塊金餅

M151號墓出土金餅是迄今為止廣東地區的“唯一發現”，那麼，如果我們將目光放到“嶺南”地區，會否有更多的發現呢？

成都武侯祠博物館專家樊博琛在《淺析漢代兩廣地區貨幣的流通》一文中統計，“據考古發掘報告，兩廣地區共發現有四塊金餅和兩塊鎏金金餅，數量較少，且時代性也較為特殊。”四塊金餅一塊出土於貴縣（今廣西貴港市）羅泊灣二號西漢早期墓葬。第二、三塊出土於廣西北海合浦縣望牛嶺一號西漢墓。第四塊出土於廣州鑄管廠151號東漢早期墓葬。重要的是，“這四塊金餅都出土於大型漢代木槨墓，隨葬品皆十分豐富，顯示出墓主人生前要麼是位高權重，要麼是商賈大亨。”具體來說，他推測“第一塊金餅的主人可能是南越國派駐到廣西地區的王侯一級官吏的配偶。第二、三塊金餅的主人，可能是合浦地區的郡縣官吏或者合浦地方豪強。第四塊金餅的主人也應是當時廣州地區達官顯貴。”

兩塊鎏金金餅，一塊出土於貴港市東漢墓，另一塊出土於廣東德慶大遼山二號東漢墓。兩塊鎏金金餅皆為銅質，通體鎏金，形狀為圓餅形。

1954年，在廣州市海珠區南石頭紙廠工地的一座西漢晚期豎穴木槨墓（M3030）也出土了一塊鎏金銅餅，直徑6.9厘米，應當是仿金餅的明器。

作為2015年全國十大考古大發現之一的南昌海昏侯墓出土了數量驚人的金器，包括金餅285枚，馬蹄金48枚，麟趾金25枚，金板20塊。引起了人們的廣泛興趣，相關展覽每到一地，總是人流涌動。從地理距離上來說，雖隔南嶺，南昌與嶺南地區並非遙不可及，為什麼在相近時期內，兩廣地區發現的金餅這麼少呢？樊博琛推測，它們應當不是通過南越國政權賞賜的方式獲得，而是通過貿易而來，因為在等級更高的南越王墓中並沒有發現金餅。同時，幾塊金餅的發現地都是歷史上重要的商貿地點或航運碼頭。

樊博琛指出，在海昏侯墓大量金餅發現之前，出土的漢代黃金大體上分為兩類：“一類是以西安譚家鄉出土219枚金餅為代表的窖藏黃金，一類是以滿城中山靖王陵等為代表的隨葬黃金。除海昏侯墓發現的金餅外，隨葬黃金集中發現於未經盜掘保存完好的三座西漢諸侯王墓中：河北滿城中山靖王劉勝夫妻墓出土69枚﹔河北定縣中山懷王劉修墓出土47枚﹔山東長清縣濟北王劉胡墓出土20枚。以上金餅的年代皆為西漢時期，東漢時期的金餅則很少發現。”

兩廣地區的六塊金餅和鎏金金餅，屬於西漢時期的有三塊金餅，屬於東漢時期的有一塊金餅和兩塊鎏金金餅。這是不是說明西漢時期還能使用足量的黃金來制作金餅，但是到了東漢時期基本上隻能制造銅質鎏金的偽“金餅”呢？除了社會黃金數量的不足之外，是不是也與銅錢在貿易和流通中的便利性有關？

黃金盛世動輒賞賜萬斤

漢代是一個“多金”的朝代，尤以西漢為甚。在《史記》、《漢書》中帝王賞賜動輒萬斤，少的也有數百、數十斤，賞賜次數之多難以准確統計。如漢武帝就曾賞賜衛青、霍去病黃金數萬斤，可見當時的賞金之風。中國的黃金鑄幣始於春秋戰國之際，到西漢時其名謂除“黃金”外，還有“金版”“餅金”“金餅”，及漢武帝易名的“麟趾”“馬蹄”等。王莽繼承了漢武帝以后昭、宣、元、成、哀、平帝六代西漢帝國的積蓄，曾下令禁止“列侯以下不得挾黃金”，實行黃金國有政策。王莽被殺時，國庫中庫存的黃金高達70萬斤，這是我國古代黃金積蓄的最高峰，這個數字相當於羅馬全國黃金的總數。西漢末年王莽被殺，國庫中的黃金大量散失民間，長安及三輔地區曾出現“黃金一斤，易豆五升”的行情，黃金超級貶值現象說明民間的黃金貨幣存量驟然增多。

但之后黃金數量就迅速下降。據學者彭信威統計，西漢賞賜黃金為899530斤，東漢賞賜黃金則僅21740斤，是西漢的2%左右。這種文獻記載的情況在考古發掘中的反映就是金質貨幣的數量和質量，如純金金餅和鎏金金餅的區別。魏晉以降, 黃金逐漸退出流通領域。

西漢至東漢黃金貨幣大量“消失”的情況是一些歷史學者關注與爭論的難解謎題。比較常見的說法包括佛寺消耗說、外貿流失說、漢代黃金實為黃銅說，等等。但也有學者指出，從生產、消費、交換等環節來看，都不足以導致西漢的巨量黃金消失。比較可能的原因，是這批黃金充分發揮了儲藏職能，以金幣和金器等財富形態隨葬或窖藏於王公貴族、富商大賈的故地。從目前情況來看，海昏侯墓和譚家鄉窖藏黃金的發現，或許能部分說明此種情況的存在，但數量畢竟有限，與史籍中所載的漢代黃金存量相去甚遠。要証明此說，還需要更多的考古發現來証明。

陝西文物局文物鑒定組在《記西安北郊譚家鄉出土的漢代金餅》中指出，黃金的貨幣歷程從一個側面反映了中國古代社會的發展, 尤其是國家經濟制度的變遷。隨著西漢王朝的強大和鼎盛, 黃金的貨幣地位也攀上巔峰，“可以說，漢武帝打通河西走廊，開辟絲綢之路,拓展帝國疆域, 都是以黃金為鋪墊的。”《史記》《漢書》中記載的衛青“受賜黃金二十余萬斤”，霍去病被“賞賜五十萬金”，均屬於中央政府支付的戰爭費用(不排除部分錢物與黃金的比價折算, 如“萬錢值一金”)。西漢后期相當一段時期內, 國家再無力氣打一場大的戰爭, 這可能與中央政府黃金儲量巨幅下降有關。

當然，僅憑一塊金餅，我們不能隨意揣測墓主人時代黃金在廣州地區社會、經濟生活中的具體情況。但它的隨葬反映的是當時社會上對黃金的崇慕之風。

易西兵表示，有關該墓的更多信息還有待於對考古資料的全面整理和深入研究，目前對包括金餅在內的許多文物的深刻內涵，尚不能給出精確答案。但金餅的發現，還是讓我們遐想，歷史上那曾經存在過的張揚、華麗、富足的“黃金時代”。

廣州日報全媒體記者卜鬆竹 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