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走在和平大堰火石坡大岩上，需要一定勇气。头顶岩石触手可及，脚下的路只有50厘米宽。一面是凹凸不平的山体，另一面是壁立千仞的深谷，途中偶遇会让，需相互紧贴身子。

顺着大堰走到孙家村，见到拿着镰刀、扛着锄头的看水人许光福。割去沟边的藤蔓、清掏渠里的杂物，这是他的日常工作，看似简单，但坚持40多年却并非易事。

如今，许光福仍会时常沿着和平大堰走走，清理维护大堰。燕伟民摄

大堰外侧，是成片的果林。5月里，枝头的油桃由绿变红，树叶间时隐时现的果实寄托着村民们丰收的希望……

曾经的孙家村并不是这个样子。50年前，当地流传着这样一首歌谣：孙家荆州山连山，看见河水喊口干。缸里没有三碗水，只用干粮来就餐。

为了解决用水难题，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赤水河畔孙家、斜口两个村的人在茫茫大山中修堰引水，为常年干涸的村庄带来了流淌的生机，浇灌出今天的万亩花海。

守着赤水河喊渴

“守着赤水河，坡上没水喝。媳妇讨不到，光棍一抹多……”这些顺口溜，是上世纪六十年代赤水河沿岸原荆州、土桥村村民生活的真实写照。

孙家村位于乌蒙山深处的四川省泸州市叙永县赤水镇，是由原来的陈家山、荆州堡、孙家山3个村合并而成，干热气候下的赤水河谷，高山沟壑纵横，年均降雨量少，山上饮水难。缺水、盼水、抢水，是老人们回忆时常挂嘴边的关键词。

“干旱季节，哪里发现水源，大家都会连夜去抢水。夜间守水发现有人来，就扔石头装神弄鬼吓唬他。别人又怕又没办法，嘴里嘀咕念叨着，还是硬着头皮去抢水。”斜口村村民王振吉回忆说，再怕，也阻挡不了村民对水的渴望。

斜口村老人文范辉今年已80岁高龄，对早年的生活还记忆犹新，“土桥坡上十年九旱，因为缺水，粮食亩产不到200斤，温饱都成问题”。

两条大堰隔山相望，共同为赤水镇的乡亲们送来源源不断的活水。燕伟民摄

当年参与修大堰、如今的看水人许光福已72岁，回忆起那些年干旱的场景唏嘘不已，“1965年的一场夏旱持续了40多天，抽穗含苞的秧苗全部枯死，夏粮绝收，唯一收成只有秋季栽下的红苕”。

常年干旱，赤水河畔的孙家、斜口两个村在50年前不只是庄稼欠收，连人畜饮水都困难。“有土地，就是没得水，种不出水稻，只能种包谷和红薯。”王振吉说，玉米耐旱，是当时的主要作物，晒干后碾成面，蒸熟后就成了主食——包谷饭。“包谷不够，红苕来凑。”当年，这种粗粮还是包谷饭里的“主角”。

“小时候，别指望吃顿白米饭，就想那包谷饭里的红苕少点，虽然勉强能吃饱，但不经饿。”提起过去的岁月，王振吉满脸苦涩。

筹备修大堰“解渴”

赤水镇斜口村，土桥大堰依然流淌不息。50厘米宽的沟渠，50厘米宽的路，弯弯绕绕穿过村里的良田。顺着沟一路往上走，越行越险，直至再无人烟，才发现已走到千仞绝壁之上。

时间回到1957年，国家提出“兴修水利是保证农业增产”的号召，贫困生活过了一代又一代，一年又一年的赤水河畔村民，开始酝酿兴修大堰的计划。

据说，当时上面派来几名技术员，勘测修渠地形条件后都说太险了修不成。后来又受诸多因素影响，准备启动的大堰建设计划最终搁浅。

难道就甘心这样穷下去吗？赤水河畔的高山上并非没有水源，但溪流都在高山峡谷里。要想引水入村，就要在一座座巍峨的大山里、一道道悬崖绝壁上开山修堰。

直到1966年初，一位叫郭崇廉的技术员来到赤水河，他坚定地告诉大家“这堰沟能修”，并带着几位胆大心细的“助手”，一头扎进了山里。

时隔半个多世纪，当年的修堰队员们如今已是耄耋老人。“怕不怕？怕！干不干？干！”提到当年坚定的初心，说起这句无畏的口号，许光福的眼里还闪着年轻时的神采。

经过前期充分筹备，在上级政府和郭崇廉的支持下，分布在赤水河支流——小河沟峡谷两边悬崖上的两条大堰正式动工。一条从叙永县摩尼镇安基屯水库到赤水镇孙家村，全长约37公里；一条从摩尼镇旗燕村境内小河沟大坝到赤水镇斜口村，全长约17公里。

工程即将启动，各种不同的声音传来。积极的村民立下雄心壮志，誓以“愚公移山”的精神修渠引水，在一穷二白的赤水河谷坡地上绘出最新最美的图景；消极的村民持怀疑态度，“打这么多岩，不知道要遇到多少困难”。

尽管有人态度消极，但多数人坚信：“大寨人能把七沟八梁一面坡改成良田，我们也能让小河沟里的水听使唤。”

“挂在”绝壁上修渠

1966年农历七月廿八，土桥大堰动工的炮声响彻山谷；同年农历八月初三，和平大堰开工誓师大会在摩尼镇安基囤举行。

“动工那天闹热得很，男男女女都来了，60多岁的老人，十四五岁的娃娃都主动报名上工地。”文范辉说，土桥大堰受益人口有四五千人，但劳动力仅400余人，真正上工地的只有百十个，其余的要保农业生产。

两条总长50余公里的大堰有50%的工程都在绝壁悬崖上，在物资极度匮乏、设备极其简陋的年代，没有“洋办法”，没有“新技术”，更没有先进设备，只有钢条、二锤、雷管和炸药等物资。绝壁凿“飞堰”，全靠“一窍不通”的“泥腿子”在技术员的指导下，边学边干，其难度可想而知。

和平大堰看水人许光福是当年修大堰常年队的“排长”，说起当年的壮举，老人精神十足。“誓师大会后，30多公里长的和平大堰分两个工区动工，每个工区100余人。我们一工区离家远，常年住在工地上，白天修堰，晚上住附近山洞，坚持了4年多。”

两条大堰有三分之一是“挂”在悬崖上的，最高的悬崖有四五百米。“笔直的岩上没有路，测高程定点是在腰上挂绳子，从山顶吊下来做标记；施工更是技术活，要先在岩边打一个挂踩杆炮眼，楔入钢条，系上麻绳，然后拴着下面用杉木棒做成的踩杆并固定。工人再系好安全绳，坐在踩杆上打炮眼，打一个炮眼，挪一段踩杆。放炮时，再将踩杆升上去，以免被炸坏。”描述着当年劈山修堰的“动作要领”，许光福连细节都记得清清楚楚。

艰苦环境下的“飞堰”壮歌，并非只有男人们独奏。土桥大堰100余人的修堰队员里，也有十几名是女同志。如今已73岁的王泽芳是当年最小的修渠队员之一，回忆起往事，老人的记忆还很清晰：“吃住在山里，和男人们换班赶工，我们女工干得一点不比他们少。”

引来“活水”惠乡亲

1957年开始谋划，1966年正式动工，1971年4月土桥大堰通水，1976年和平大堰建成投用，前后耗时十余年。

在斜口村村支部书记路会言的记忆里，土桥大堰通水那天，村里有位叫夏全兴的老人拄着拐棍来到大堰上激动地说：“土桥人祖祖辈辈盼望河水上山的愿望终于实现了。”

穿过崇山峻岭，两条“玉带”时而在绝壁上静静流淌，时而没入山体从隧洞中穿过。每隔一段距离，都能看到一个小水闸，便于沿线群众灌溉田土。

悬崖绝壁开天路，引来活水惠乡亲。燕伟民摄

“大堰引来活水，干涸的土桥坡上焕发生机。那段时间，全村男女老少都来参加荒山、旱地改水田劳动。”孙家村支部书记吴运科说，开山造田那些岁月，早上出门天不亮，晚上回家月亮上，仅用两年功夫，就让沉睡千年的坡地变成了层层梯田，光秃秃的荒山披上了绿装。

缺水的斜口村种不好庄稼，大堰水进村后，灌溉出千亩良田。“先是包谷饭里的红苕少了，后来可以掺白米饭，再后来全是米饭了，还有剩余的拿去卖。赤水河街上出售的大米，孙家、斜口的最受欢迎。”大堰带来的变化，让斜口村民吕德明深感自豪。

赤水河畔的高山有了两条大堰的灌溉，除了优质稻米，还有漫山遍野的桃李林，每年春天，流淌在赤水河谷的乌蒙花海已成为网红打卡地。

和平大堰的水从山上缓缓流下，灌溉着长势喜人的李子。孙家村五组的叶世林正在林间疏果，脸上挂着笑容：“山上的凤凰李进入盛果期，每亩年产量可达3000多斤，卖个万把块钱不成问题。”

孙家村一组，76岁的葛华明身体还算硬朗，提及他家这些年生活上的变化，老人有些兴奋：“变化太大了，以前包谷饭都吃不饱，现在连家里养的小狗都是吃白米饭。”

不能忘记“修堰人”

初夏时节，赤水河畔山清水秀，放眼望去，穿梭在群山里的水泥路边是崭新的农家新房；成片的果园里，枝叶间点缀着翠绿的李子、桃子，偶尔间插几株枇杷、杏树，金黄色的果子挂满枝头；海拔700米以下的山坡上、梯田里，成片的柑橘、甜橙树随风摇曳……犹如顺着赤水河谷铺开的一幅山水画，处处生机盎然。

村民们为大堰修建了纪念碑。燕伟民摄

“惠及沿线3万余人的两条大堰，是乌蒙花海的‘生命之渠’。”赤水镇镇长杨田伟如此形容。近年来，赤水镇赤水、孙家、斜口、双山、黄坪5个村（社区），利用两条大堰提供的充足水源和赤水河谷干热气候优势，因地制宜调整农业产业结构，大力发展立体生态农业。目前已种植凤凰李、甜橙、桃子等经济作物达5.3万余亩，年产值已超千万元。

“两条大堰灌溉的不止万亩乌蒙花海，大堰水流经之地，通过缓慢渗透，还在一定程度上保持着赤水镇近十万亩土地的水生态平衡。”杨田伟介绍，从2017年以来，叙永县水务局及地方政府先后投入1000余万元对大堰进行维修、加固，接下来还将继续加大维护力度，完善安全设施，为后续开发利用奠定基础。

今年，泸州市提出“一体两翼”特色发展战略，地处南翼最南端的赤水镇，将充分利用生态本底、气候优势，大力发展农业特色产业。而两条大堰，正是赤水河谷持续发展的“命脉”。

“人民群众的辉煌不能被遮掩，振奋感人的事迹不能再沉睡。”在2022年四川省两会上，省人大代表李修会曾建议将土桥大堰作为省级文物保护单位，配套相关硬件设备及标识，规划建设绝壁大堰文物风景旅游区和省级研学旅综合实践教育基地。

“不能忘记”，是赤水人的共识。两条大堰流出来的是水，留下的是精神。赤水镇组宣委员张霖说，上世纪六十年代的修堰人不畏艰险、不怕牺牲的精神不能忘记，应该得到传承。这种精神放到今天依旧适用，巩固脱贫攻坚成果，推进乡村振兴的任务依旧艰巨。但是，遥想当年的“修堰人”，再苦再累又算什么呢？（彭茜 曾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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