彭山“江口沉银”遗址第三期考古发掘现场。四川日报全媒体记者 郝飞 摄

“蜀世子宝”金印。四川日报全媒体记者 郝飞 摄

张献忠江口沉银，明军将领杨展成为最大的财富受益人。在清代，至少出现过四次官方打捞行为；而民间的打捞也从未停止过。民国时期，寻找张献忠﹃江藏﹄选择在成都望江公园一带进行。

1646年，农民起义将领张献忠带领部队沿岷江匆匆南下。除了十余万大军，他还携带着起义沿途搜刮的金银财宝。在彭山江口，张献忠部队遭到明朝将领杨展的伏击，他随船携带的巨额财富，从此沉入江底。

300多年后，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在江口展开考古发掘，实证张献忠“沉银”的民间传说。这并非张献忠沉银地首次被官方关注。日前，四川省社科院《“江口沉银”历史文献汇编》出版，研究人员以翔实的史料，让300多年来围绕张献忠沉银展开的巨额财富打捞史，鲜活呈现在公众面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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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捞沉银 惹来杀身之祸

“石牛对石虎，金银万万五。谁人识得破，买尽成都府”……在四川，这首和张献忠沉银有关的民谣传唱了数百年。

张献忠的千船沉银，真的直到300多年以后，才被考古人员发掘出来吗？显然并非如此。无数史料证明，张献忠在江口遭遇伏击以后，与之对阵的明军将领杨展成为最大的财富受益人。

四川省社科院历史所副研究员曹鹏程在主编《“江口沉银”历史文献汇编（纪事卷）》时，查阅了上百本相关史料。无论是事件亲历者的史料性笔记还是地方志，均有杨展与沉银有关的记载。

“他肯定派人打捞过江口沉银。”曹鹏程说，杨展曾有一位幕僚名叫费密，是四川新繁人。他曾亲历了杨展和张献忠的江口大战。在费密所著《荒书》中，这样写道：“展得献贼所弃江口银鞘，人咸欲之，展亦散与牛、种屯田。”清初人冯甦的《见闻随笔》也记载：“献忠之去成都也，辇金银沉诸江，展使壮士乘巨筏探求之，数月，获大镪以巨万计……”

曹鹏程说，当时财宝才沉入江底，所以杨展也收获最丰。利用这笔钱，杨展开始招兵买马，成为明末四川割据的将领中最强者。彼时，四川大闹饥荒，“斗米价至三十金，饿殍载道，或父子相烹食。”杨展派了上百人到贵州、湖北前后买入数十万石米粮，开始招兵买马、屯田开荒。不仅给农民牛、粮，使其有田可种；壮年男子愿意当兵的还每月发钱粮。

杨展在嘉定府盘踞，实力雄厚，极得民心，这让当时的明朝四川巡抚李乾德十分嫉恨。《蜀龟鉴》记载，李乾德指使袁韬、武大定刺杀杨展，攻陷了嘉定府。

那么，杨展究竟从江口沉银中打捞了多少财富呢？由于史料没有明确记载，今人不敢妄断。但是从史料记载的张献忠财富以及杨展在嘉定府突然实力大增可以判断，这笔财宝不是小数目。

《蜀难纪实》对张献忠沉银数量有过相关细节描述，称张献忠装载的财富“累亿万，载盈百艘”。清代学者彭遵泗，是与彭山邻近的丹棱人，他的祖父和外祖父等大批亲人都是张献忠据蜀的亲历者。彭遵泗写的《蜀碧》中，详细描述了张献忠被杨展用火攻的情形。由于岷江河道狭窄，致首尾相接的大船无法骤退，再加上杨展又用枪铳击打，张献忠的船队几乎被烧得一干二净，“所掠金玉珠宝，及银鞘数千百，悉沉水底。”

曹鹏程说，张献忠被清史官称为流寇，靠的就是四处抢掠的财富作为口粮和军饷。“要长期维持庞大军事集团的运转，财富肯定不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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沉银传说 让打捞持续疯狂

在彭山江口，张献忠沉银于此的传说从明末一直持续到现在，民间的打捞也从未停止。甚至在清代，还曾至少出现过4次官方打捞行为。

曹鹏程查阅清人沈荀蔚所著《蜀难叙略》时发现，顺治十一年（公元1654年），一位渔夫在江口捕鱼时打捞起一件银鞘。他把银鞘剥开取走银两，鞘木也拿回家当作猪槽。岂料渔夫很快被告发，官府要求他把银两上交，当他悉数交出后仍被怀疑还有隐藏，终被拷打致死。此后，当地政府便在江口持续打捞了两三年，断断续续有了一些发现。

时间到了乾隆五十九年（公元1794年）。《彭山县志》记载，江口渔人再获银鞘一件。上报县衙后，当地立刻“派官往捞，数月获银万两有奇，珠宝多寡不一”。然而岷江江水深广，派人淘取的成本也很庞大，最终暂停。次年，这件彭山县衙组织的打捞事件还上报给了乾隆。有意思的是，在《清高宗实录》中，这次打捞所获，当地上报为“止捞获银三千两”。但乾隆对这种寻宝行为并不支持，他认为，国库充盈，当地政府根本不必在乎江底财物，反而派人打捞花费巨大。他责成上报此事的孙士毅这个“读书人”不应如此锱铢较利，江口打捞就此叫停。

然而到了道光年间，官府依然蠢蠢欲动。史料记载，道光十八年（公元1838年），四川官方曾专门派道员勘察张献忠江口沉银处，因为百姓所指沉银地过于分散，最终没找对地方。而据《清实录》记载，到了咸丰三年（公元1853年），翰林院编修陈泰初在《明史》和《四川省志》中发现了张献忠沉银的相关记载，再次提请朝廷设法打捞。此时的清朝政府已遇到财政困难，因而对此颇为重视，谕令时任四川总督裕瑞悉心察访，“博采舆论，酌量筹办”。此次官方打捞究竟有无收获，史料并无记载。

在民间，江口沉银却一直对百姓保持着巨大诱惑。这是因为当地渔船经常能在渔网里发现银锭。

清代诗人沈廉曾到四川游览，发现在张献忠沉银70多年以后，当地还有不少人觊觎江中遗物，想方设法下水打捞，不少人因此溺亡。为此他作诗感叹：“江流滔滔走如驶，黄金曜日清见底。贪夫从此智力穷，无冬无夏驱人工。摸金半入江鱼腹，十无一得空贪欲。”江口民间打捞沉银，在湖南人陶澍的笔下也有所记载。陶澍于嘉庆十五年（公元1810年）奉命入蜀主持四川乡试，途经江口时就这样记载：“至今遗镪卷寒涛，往往掇拾随鱼罟。”

曹鹏程介绍，关于民间打捞江口沉银，史书记载非常多。清人陈聂恒在《边州闻见录》中写道，彭山江口这个地方，经常可以捞到金银，以致此处数十户人家以打捞沉银为生。他还记载过一件事：据说当时有人看到一个“斗大金印”出现在岸边，后来又不慎落入深水。事实上，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在前后三次的考古发掘中，已先后两次出水“蜀王金宝”和“蜀世子宝”金印，尤其是“蜀世子宝”重达十余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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锦江寻宝 一场草草收场的狂欢

然而到了民国时期，围绕张献忠沉银传说展开的大规模寻宝，却选择在锦江之上望江公园一带进行。这次发掘从1939年开始，一直持续到1941年，最终一无所获。

既然江口寻宝见于诸多史实，为何民国的“淘金”却定位锦江呢？

成都市档案馆保存的《呈请试办四川江藏补助抗战财力意见书》等档案还原了当年的细节——1937年，一位名叫杨白鹿的人向政府报告：张献忠离开成都之前，曾在锦江中以“锢金”之法，将大量财宝藏于江底。他还解释，江口的遗金和“江藏”不是一回事。“江藏”，是张献忠主动进行的藏宝。杨白鹿认为，当下正值抗战，“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寇氛未灭，群力当坚。”若能找到江藏，自然可以谋补抗战所需军资。

如此惊天动地并且不为私利的献宝，一度惊动了马昆山、范绍增等名流，并且得到时任四川省主席王缵绪的允准。曹鹏程说，政府一开始自然也是不敢相信。他们派请专家查阅了相关史料，发现《蜀碧》《鹃碧录》两书所载略同，均提到了“献贼欲败走川北以前，将所遗蜀府金银用法移之于江，涸其流，穿数仞实之，杀石工于其上，然后筑土放流，使人不得发”。最让人心动的是，杨白鹿恳请道，自己已留心江藏27年。发掘一事，并不需要政府出钱，只希望得到政府同意并派特务队保护即可，他所在的锦江淘江公司可以先垫钱寻宝，寻得宝藏以后，可能会捞得黄金白银上百吨，而公司只取极少比例作为酬劳。

无本万利，没有理由不答应。轰轰烈烈的淘宝从1939年3月1日正式开始。他们在锦江上下断水、日夜挖掘，十多天以后，果然有所发现：江底之下，发现无数枯骨并枯骨人头四具，被认为是张献忠藏宝时所杀石工及运夫遗骨。与此同时，还发现血浸砂石一层，有五六寸厚、面积很宽，可以作为张献忠杀石工的佐证。

这两项发现，让锦江淘江公司颇为兴奋。继续深挖，又先后发现红色石条数根，横江排列，前后左右连接处还有桐油石灰。清洗干净后发现，其中一根条石上还刻有“张”字。这些条石一共90多根，大多刻有“天”“下”“司”“○”等字和符号。

曹鹏程说，此次发掘，轰动一时。尤其不久后又在工程右岸挖出石牛，在牛角相对处发现一个半边圆形的石头，暗合了“石牛对石鼓”的民间传说。然而两个月后，锦江因春水上涨，挖掘被迫停工。此后两年，锦江淘江公司重启打捞，还发现大顺铜钱数十枚，不过宝藏迟迟未能现身。公司经费难以为继，淘金草草收场。

如今，江口沉银考古发掘已证明张献忠沉银处就在江口，那锦江发现石牛等线索难道是凭空捏造？曹鹏程介绍，发现石牛确有其事，石牛现在还在望江公园，“但石牛应当为锦江镇水神兽，其作用类似成都博物馆馆藏石犀。至于发现枯骨、铜钱，锦江作为航道，出现溺水者和掉落钱币并非没有可能。”至于红色条石被说成血浸，他认为这可能是一种炒作，“估计当时锦江淘江公司财政已出现困难，所以要放出消息出来，目的是吸纳新的投资。”

时过境迁，张献忠在江口沉银的民间传说，成为考古的参考之一；现代考古也以大量出水文物，实证了民间传说的可信度。至于张献忠究竟有无在其它地方“锢金”，只有留待未来解答。（□四川日报全媒体记者 吴晓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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