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座寶墩遺址，揭示出成都平原早在4500年前已經開始出現文明的曙光﹔成都金沙遺址的考古發現，証明了這裡曾是三星堆之外又一處重要都邑﹔成都矛以及成都東華門遺址的發現，更是証明了成都兩千多年來城名未變、城址未遷……

　　12月20日，成都文物考古研究院最新打造的成都考古中心將正式落成使用。這座西南地區規模最大、設施設備最先進、功能最齊全的城市考古科研與展示平台，不僅將對外開放展示8個科技考古實驗室、11個文保實驗室以及3個古建實驗室，讓公眾直觀感受到考古方法的日新月異，更在《考古·成都》基本陳列展中，以近幾十年來成都的一項項重大考古新發現，拼接出4500年來成都歷史的發展與演變。成都的歷史面貌，在考古助力下變得更加真實可觸。

　　尋跡古蜀源流

　　4500年前 成都平原出現文明曙光

　　成都青華路25號，白牆黑瓦、古色古香的成都考古中心就坐落於此。其主體組成之一的《考古·成都》基本陳列展，通過考古成果與考古過程的並列化呈現，探索出考古博物館特色化展示路徑。在這裡，古代成都鮮活而生動。

　　步入展廳，迎面而來的便是展櫃中寒光乍現的成都矛。2016年，成都文物考古研究院的考古人員在蒲江飛虎村船棺墓葬群中發現了這件文物。它的一面中部刻有篆書“成都”二字，下飾虎紋，尾端飾一周雲紋。這是考古史上“成都”兩字在成都地區首次發現。

　　把成都矛放在展廳的開端，成都文物考古研究院陳列宣傳部主任、策展人唐淼有自己的考量。“很多人隻知道秦並巴蜀后張儀筑成都城，但是考古可以豐富我們對歷史的認知。這件文物証明早在戰國晚期成都的城市稱謂就已存在。”

　　展廳中，近幾十年來的考古新發現徐徐展開成都文明發展畫卷。

　　1995年，伴隨著成都平原發現的首座新石器時代古城——面積達276萬平方米的寶墩古城的確認，由此証實4500年前，文明的曙光在成都平原出現。展廳裡，人們可以看到當時的寶墩人已經開始種植水稻吃上了大米，並且將繩紋、稻穗紋和水波紋等精美紋飾裝點在陶器之上。

　　溫江紅橋村遺址，一批象牙鐲、骨簪因體量微小看上去極不起眼，它們卻成為解讀古蜀復雜化進程的鑰匙。這批象牙器的年代集中在距今4000年左右的寶墩三期墓室中，“說明當時成都平原的人群已經開始發生分化，古蜀社會已經在向更高的文明階段邁進。”唐淼表示。事實上在紅橋村遺址的墓葬中，還曾發現過一根長約1.04米的象牙權杖。他的身旁，同樣放著類似的象牙牌飾。它們的主人是一位30多歲、身高約1.60米的男子，而他的身份可能就是一位部落首領。

　　當時光進入商代晚期和西周，成都金沙遺址大量出土的玉器、金器以及象牙等文物，彰顯出古蜀的王者氣象。在《考古·成都》展廳，專門復制了一件金沙遺址出土的象牙，它們是金沙祭祀文化的見証。

　　這種王者氣象，在成都商業街船棺墓葬體現得更加充分。2000年，考古人員在成都商業街發現一處大型船棺墓，是目前發現的古蜀最高等級墓葬，可能是蜀王的家族墓地。由楠木整木雕鑿的墓具中，隨葬了大批精美漆器。時隔22年以后，這批漆器中最重要的“古蜀第一床”首次在一個常設展中公開亮相。唐淼介紹，這件漆床是西南地區目前年代最早、體量最大、結構最為復雜、保存最完整的漆床，床長2.55米、寬1.3米、高約1.8米，楠木材質、通體髹黑漆，用朱、赭二色彩繪回首狀龍紋，厚重古朴，為研究古蜀國社會、文字、藝術、漆器制造及文化交流提供了寶貴的實物資料。

　　在成都青白江雙元村墓地出土文物展示區，同樣陳列著青銅缶、雙劍鞘、青銅帶鉤等精美文物，其中一件青銅器上的棕繩歷經兩千多年依然完好如初，令人驚嘆。它來自其中一處高等級墓葬。考古人員認為，這處墓葬說明墓主具有一定經濟實力和社會地位，對探尋古蜀社會結構具有重要意義。

　　重奏秦漢華章

　　憑實力“列備五都”

　　公元前316年，秦並巴蜀。蜀守李冰此后治理都江堰，成都平原從此水旱從人、不知飢饉，天下謂之“天府”。

　　天府之國的富庶和發展水平，源源不斷的考古材料在史料記載之外提供了堅實支撐。

　　2012年，成都地鐵三號線建設中在天回鎮工地發現一處西漢墓葬，成都市文物考古工作隊隨即進行了搶救性考古發掘，大量珍貴的文物紛紛出土，這處遺址的考古發現，也一舉獲得全國十大考古新發現大獎。在《考古·成都》老官山漢墓展區，可以看到墓室中出土的4台提花織機模型之一。它結構精巧，是世界上發現最早的提花織機模型，實証了蜀錦作為“天下母錦”的名不虛傳。在此之前，我國考古出土過漢代織物而無工具，這些織機模型，佐証了中國織造技術在紡織史上的領先地位。

　　國內最早、最完整的人體經穴漆俑復制件也在此亮相。它是迄今為止我國發現的最完整的人體經穴醫學模型，証明在西漢早期，我國的中醫針灸學已經形成較完備的理論體系。

　　一大批進行了保護修復的漢代醫簡也整齊排列。“成都老官山漢墓出土醫簡920支，讓久已失傳的醫學典籍在千年之后重現於世。”唐淼介紹，老官山漢墓醫簡是國內體系最完整、內容最豐富的古代醫簡。

　　如果說老官山漢墓以考古實物勾勒了漢代成都的科技文明圖景，那成都東御街出土的裴君碑和李君碑，則以兩千多字的書寫，成為今人了解兩漢成都經濟、教育等各方面歷史信息的寶藏。其中裴君碑以“列備五都，眾致珍怪”，說明成都在全國的商業地位舉足輕重。裴君碑和李君碑如今陳列在成都博物館，但《考古·成都》將兩碑碑文拓片以燈箱的方式對展區進行了分隔，觀眾也可以在此品讀西漢時的人對成都富庶的贊嘆。

　　越過裴君碑和李君碑，新川創新科技園墓群出土的文物同樣引人注目。幾年前，考古人員在新川創新科技園項目展開持續考古發掘，出土數以萬計的文物，發現從戰國至明代的6000余座墓葬，時間跨度2000多年，串起半部埋於地下的“四川通史”。此次展覽上，考古出土的“郫”字青銅戈驚艷亮相。這是成都郫縣（今郫都區）2000多年前設置郡縣的最早實物証明，其考古意義不亞於“成都”矛。西漢晚期的龍紋鉛餅也首次展示。它是一種和其他國家交易的大額貨幣，價值5500株。鉛餅一面龍紋、一面拉丁文，為研究古代四川依托絲綢之路展開對外文化交流提供了珍貴的實物資料。

　　鐵器，在博物館中往往非常罕見。但在《考古·成都》中，有一面展櫃專門陳列了成都出土的冶鐵遺物。它們看似鏽跡斑斑、破爛不堪，卻是漢代臨邛久遠的冶鐵記憶。唐淼說，司馬相如以《鳳求凰》求娶的卓文君，其父卓王孫便是臨邛冶鐵富商。此次展出的冶鐵遺物，來自古臨邛境內的古石山遺址。這裡曾發現中國南方地區迄今為止保存最為完整的漢代煉鐵爐。而成都當年能夠“列備五都”成為“一線城市”，冶鐵業的發展和鐵器的應用做出了重要貢獻。

　　再現錦城盛景

　　天府之國延續千年繁華

　　史料記載，成都在唐宋時期經濟發達、社會繁榮，和揚州並稱“揚一益二”。史書上的寥寥數語，顯然不如考古得來的真實和豐滿。

　　在《考古·成都》展上，來自成都下同仁路、實業街遺址的考古發現，折射出成都曾在歷史上很長時間裡佛教興盛。菩薩頭像神態安詳，其立身像上衣紋流暢，可見造像工藝精湛。這兩處遺址發現於2014年和2017年，遺址出土大量石刻造像，尤其值得一提的是，其中包括大量南朝石刻造像殘件。根據其體量，可以推測南朝石刻造像

　　可達四五米高。在中國古代佛教藝術的長河中，北朝造像留下龍門、雲岡石窟等大量藝術精品，但南朝目前主要的考古實物材料，來自成都及周邊地區。杜牧曾在詩中描繪的“南朝四百八十寺”盛景，隻能從這些出土石刻造像中略窺一二，這也是這批南朝造像如此珍貴的重要原因。

　　考古既發現古代成都的精神信仰，也還原著真實的煙火成都。

　　五代的貴族怎麼生活？展廳中，來自趙廷隱墓的5件伎樂俑栩栩如生，定格了樂隊表演的一幕，從中或許可窺一二。趙廷隱是五代時期后蜀的宋王。2011年成都龍泉驛區十陵鎮青龍村進行基建時發現他的墓葬。除了提梁壺等隨葬品，其中一套10多件全彩繪的伎樂俑組合，組成一支完整的宮廷樂隊，展現了達官貴人歌舞升平之樂。考古人員說，這是迄今為止西南地區發現的最為精美的陶質伎樂俑組合，堪稱五代時期最珍貴的歷史文物之一。

　　唐宋時的成都城市究竟如何發達？成都江南館街遺址還原了這座城市的科學規劃。據介紹，這處2008年發掘的遺址位於今IFS 一帶，考古人員在此發現了唐宋時期的鋪磚路、泥土以及大小排水渠等遺跡。其中，唐宋時期主次街道、房址和與其配套的地下排水系統是重要發現。此后，這處遺址被核定為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此次展覽，在展廳的一段復原了江南館街遺址一處“人”字形磚鋪路面，展出瓷器、瓦當、滴水等建筑構件，展板上則詳細講述了街道分布和排水系統的科學規劃。有意思的是，展廳還以江南館街遺址為主體打造了一片“多維城市”概念的沙盤。沙盤最早端是現在的IFS，中間是江南館街遺址發掘現場，最底層則是復原的唐宋時期繁華的富春坊。這讓人們直觀感受到春熙路片區自唐宋時就是繁華商業中心，不同時代的人們在此一逛就是上千年。

　　成都東華門遺址出土的五代瓷器、蜀王府修復的官窯也在此次展覽中大量展出。據介紹，在對東華門遺址的持續發掘中，蜀王府的后花園出土了成噸的瓷器碎片。經過文保人員修復，發現多件景德鎮御窯生產的瓷器，底部有大明宣德年制的款識，當屬皇帝賞賜。此外，展覽還展出東華門遺址出土的另一件大明宣德年制的青花大碗，目前全世界僅存三件。一件收藏於大英博物館，一件在故宮博物院，另一件就是東華門遺址出土的這件。而出土時，它還只是一堆碎片。

　　“這也是成都考古中心對外開放的意義所在。”成都文物考古研究院院長顏勁鬆表示，“它在讓公眾通過考古成果了解歷史之外，更了解考古的全過程，深刻認識到考古探索未知、揭示本源的重要意義。”（四川日報全媒體記者 吳曉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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