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世紀初，中國金融領域曾出現了一批銀行家，他們在國外受過系統的金融培訓，留學歸來后致力於發展民族銀行業。在他們的努力下，中資銀行逐漸發展壯大，不僅能與舊式錢庄、外資銀行分庭抗禮，而且后來居上，成為當時中國最主要的金融力量。這其中，頗具代表性的當數時任中國銀行總經理、被譽為“中國現代銀行之父”的張嘉璈。

　　張嘉璈任總經理期間，以革新精神謀管理效能之提高，以精神修養培育中行之理想行員，使中國銀行業務有較大發展。這些思想和做法，跨越百年，以今日的金融業視角看來仍不過時，甚至歷久彌新。

　　1934年，張嘉璈懷著對四川特殊的鄉情和推行改革的壯志雄心，歷時45天，走過6000多裡路，“入川一游，償二十余年之夙願”。他在四川考察時所提出的關於銀行經營改革和未來發展的思想，對推動川渝地區經濟發展和中國金融業發展產生了深遠影響。

　　不辭風塵入四川，力求進步之實現

　　張嘉璈四川之行的緣起要從1916年北洋政府的一紙“停兌令”說起。1916年5月12日，北洋政府下達停兌令：“自即日起兩行（交通銀行和中國銀行）已發紙幣和應付款項，一律不准兌現。”停兌令下達后，時任中國銀行上海分行經理宋漢章、副經理張嘉璈採取了抵制態度，張嘉璈認為銀行的信用最為重要，而且中國銀行現金准備足以支付已發行鈔票的六成以上，可以照常兌現。

　　於是，在那之后的一周內，來銀行擠兌的人數逐天減少，宋漢章和張嘉璈通力協作，平息了上海的這場金融“風暴”。經過此事，中國銀行上海分行聲譽大振，宋漢章、張嘉璈被稱為“不屈從北洋政府的勇士”。正因如此，同年12月，時任中國銀行總裁徐恩員出於對張嘉璈抗拒“停兌令”的不滿，下令調其任重慶分行經理。這份明升暗降的調令發出后，引起上海政界、商界不少知名人士的反對，最后，在中國銀行商股聯合會的支持下，調令並未施行。然而，這份調令為原本就具有四川血統的張嘉璈赴川埋下了伏筆。

　　為了中國銀行自身發展，1933年起，張嘉璈開始著手用新的戰略及文化重建全國各地分支行，為此，他決定赴全國各地分行考察，四川便是他選擇視察西部的第一站。在他看來，“每每不辭風塵，奔波全國，唯一的目標是想把全國的分支行處，整頓得個個健全，務使根基穩固，努力求其進步之實現。”

　　從外部情況來看，1932年至1934年間，由於連年戰事和自然災害頻發，中國農村田地荒蕪，農民入不敷出，再加上外國農產品大量輸入對國內市場造成沖擊，中國農村經濟瀕臨破產，而此時，與內地的困難衰落形成鮮明對比的是，上海等大都市則出現了經濟的畸形繁榮。

　　張嘉璈認為，內地農村破產的結果，亦將影響上海的發展，尤其是對上海金融資本將產生巨大沖擊。他提出：“以四川人口之眾，物產之豐，論其面積，幾同德國一國，所以四川一省，當視為上海工業之一大市場。故一方應有技術人才，多往四川幫助其計劃種種建設，一方面俟政治稍稍安定，幣制稍稍整理，即可逐漸輸入資金，以增加其生產力，此為上海實業界應具之眼光。”

　　於是，1934年4月28日，時任中國銀行總經理張嘉璈從上海乘船出發，溯江西上，開啟了專門考察四川的行程。

　　“管家”帶來改良法，支持四川各事業發展

　　1934年張嘉璈入川渝時，使用了多種交通工具，包括滑竿、汽車、船舶等，從原始到現代，行程頗為坎坷，古老蜀道逶迤、崢嶸、高峻、崎嶇，就如當時川渝地區金融狀況一般，盤根錯節，亟待開發。

　　此次考察，張嘉璈對中國銀行在四川的下屬機構、員工現狀、業務情況及特點以及四川省情等都進行了全面的了解。他將自己比作“娘家人的一位老管家”，將此次四川之行稱為“老管家”特來看望“好似遠嫁閨女”的川行員工，而他“研究改良”四川中行和支持四川各事業發展的方法，是他給川渝地區的見面禮。他一路視察一路演講，集中闡述了他先進的經營管理理念和文化價值觀，構筑起中國銀行業現代化先驅的經營管理思想之“銀魂”，為中國銀行后續的發展以及川渝地區的經濟發展提供了重要參考。

　　他針對“成都支行重樹形象”問題，提出“要消除外界懷疑，要加緊本身工作”，將贏得“民眾對中行的信仰”作為促進中行發展的企業道德之根本。針對四川分行存在的“員工智識偏低且他調不力”問題，提出用“他調”的辦法來提升員工素質。

　　張嘉璈既以高於同業標准的員工道德來規范員工行為，又以高於同業標准的企業倫理來規范中行對外行為。“凡有國家大生產事業，都有我們中國銀行參與其間”。為此，他提出中國銀行成為“最進步、最穩固的銀行”的宏偉願景目標。

　　為了實現這一目標，張嘉璈面對當時平均年齡隻有26歲的中國銀行四川分行員工，娓娓道來他的改革思想：“從前各行一種各自為政，各自用人，全不顧聯絡，全不求‘整個化’的銀行，不能適存於二十世紀競爭激烈的社會。”

　　張嘉璈的四川之行，還對其商業銀行經營管理思想進行了新的完善：對中國銀行報國使命進行了全域性完善﹔對中行願景進行了最為恰當理論概括﹔提出了中行“應以我們的人格與能力為競爭之工具”的競爭倫理﹔概括出“以革新精神謀本行業務之進展，以創造能力圖一切事物之改善”和“穩健之主義，進步的保守”的創新與審慎相結合的完整經營理念﹔用類似於現代“願景激勵”的方法，對中行願景進行了層層疊疊的形象描繪，以此激勵全行職員，讓中國銀行的改革從思想層面達到頂峰。

　　這些思想的火花，不僅將中國銀行從最初的官僚習氣濃厚、政府財政附庸的中央銀行，逐漸轉變為服務於經濟發展的商業銀行，日益成為中國近代銀行業發展的楷模，更是對川渝地區金融業的重振和經濟的發展提供極大幫助。

　　宣示使命踐承諾，力助川渝事業展

　　入川之前，張嘉璈就提出中國銀行的報國使命是“服務大眾，改進民生”，結束四川之行后，張嘉璈自述其所得有四點，也是他“宣示使命踐承諾，力助川渝事業展”具體表現：

　　第一，在與四川境內分行及各支行經理交換意見基礎上，決定鼓勵上海資金移入四川，從事開發之業務方針。如，張嘉璈參觀內江制糖廠家時，與中行特邀來川做糖業調查的上海專家吳鵠飛先生一道，探討與確定了獨辟蹊徑的“以提供農貸資金，利用原有技術謀求四川蔗糖業發展”的方略，走出一條符合當時四川農村情況的道路，更難能可貴的是在后來抗戰情況下贏得了極其寶貴的時間，並迅速取得績效。從1937年春起，四川中行與四川省農村合作委員會協訂試辦農村合作社放款合約，共同組建蔗糖產銷合作試驗區，后被稱為“完美細致之操典”。隨著中行農貸金額逐年增加，既使內江蔗糖產量大幅提高，大致滿足了戰時大后方的軍民之需﹔同時又通過制糖副產品制作無水酒精，替代航空汽油，使內江始終保持全國酒精產量1/4至1/5的份額，“此種成效，中行貸款實居首功”。又如，張嘉璈此次四川之行，參觀了自貢多處鹽井、內江漏棚和糖房，及樂山嘉裕紙廠、嘉祿紙廠、華新絲廠等企業，指示總行及川行聯合發起對四川的系列經濟與金融課題調研，如四川絲業、內江糖業、桐油產銷、公路進展、榮昌燒酒與坊瓷業等調研，以及對四川的金融考察等，為支持川渝經濟金融發展做好充分准備，使抗戰時期四川中行貸款份額一直佔全國中行貸款總額三到四成，為民族抗戰勝利做出重要貢獻，這不能不說與張嘉璈此行所決定的方針息息相關。

　　第二，張嘉璈專程參觀了盧作孚的北碚新事業及其民生輪船公司，更為其精神面貌深深感動，認為盧作孚“熱忱而克己，有舊學問而追求新知識，有事業心而到處助人”，因此他認為對其事業頗有輔助之價值。回滬后，他第一件事即捐款2000元給盧作孚之中國西部科學院，同時因民生輪船公司“乃宜渝及川江之唯一具有規模之航業”，當時公司負高利短期債務達500萬元，月息二分以上，隨時有逼債拖倒之虞。張嘉璈即與各銀行商洽，決定發行公司債100萬元，於1935年7月1日發行。盧作孚后來回憶說，這是四川的經濟事業在上海第一次募債，而且第一次募公司債，“財務是民生公司在不斷發展的途程當中一個大大的困難，總算始終得環境上的幫助，沒有限於挫敗”。

　　第三，與劉湘認識，建議從速整理四川財政及幣制。1934年5月15日，張嘉璈首次與劉湘會晤，劉湘問及中國銀行在四川的政策時，張嘉璈答道：“以川局為轉移，因為非政治和社會好，銀行不能單獨繁榮也。”劉湘對此極為動容，后續張劉二人又進行了兩次會談，劉湘還向張嘉璈提出問題和希望：“總行是否曾接濟過渝行資金”“中行在川省除吸收存款及高利貸款外，向無所事事”“希望中行對於川省建設貸款，稍稍加以提倡。”這些看法和意見，引起了張嘉璈的高度重視。此外，張嘉璈還建議劉湘從速與中央合作，整理四川財政及幣制，劉湘都悉數採納。

　　第四，參觀華西協合大學，與美籍校務長畢啟結識，深佩其斬荊披棘、篳路藍縷之精神。上世紀30年代，四川僅有國立四川大學、省立重慶大學、私立華西協合大學三所大學。華大籌建於1905年，1910年3月正式開學。該校成立與發展，經歷了艱難創業過程，與其主要創建人畢啟的不懈追求與努力息息相關。此行張嘉璈應邀參觀了華西協合大學並發表演講，畢啟代表校方與張商談，邀請張兼任華大校董事，張嘉璈允任該校董事。

　　1935年，張嘉璈離開了中國銀行，離開了金融業，但時隔多年，我們從如今中國銀行“融通世界 造福社會”的使命和“建設全球一流現代銀行集團”的願景中，依然能看到張嘉璈所秉持的經營管理思想和文化價值觀，這些思想就如同一顆顆珍珠，在歷史的長河中熠熠生輝。

　　大咖名片

　　張嘉璈

　　1889年10月生，原籍江蘇省寶山縣（今屬上海市）。1906年赴日本慶應大學攻讀貨幣銀行學和政治經濟學專業。1913年底入職中國銀行后，先后任上海分行副經理、中國銀行副總裁、中國銀行總經理。1935年起先后任鐵道部部長、交通部長、中央銀行總裁等職。在金融領域中，他富於革新精神，銳意進取，對中國銀行和中國金融事業的發展作出了貢獻，享有“中國現代銀行之父”之稱，並留下“為國一心存大義，一生清正秉廉潔”之美譽。

□倪宏偉 孟婷 四川日報全媒體記者 盧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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