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年前，考古人員在彭山江口出水大量文物，實証張獻忠江口沉銀不是傳說。5年來，江口明末戰場遺址每一次發掘都有重大收獲，讓明末農民戰爭這段隱秘的歷史變得更加清晰可辨。

11月16日，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公布遺址最新考古發掘成果：在遺址南北兩側共1000平方米的發掘區內，再次出水了上萬件珍貴文物——明代榮王府的世子金印“榮世子寶”驚艷出水﹔李自成授給張獻忠部使用的“永昌督理之印”銀印，成為佐証張獻忠“永昌大元帥金印”真偽的重要線索﹔源自明代吉王府的“欽賜崇德書院”銅印，也從長沙輾轉來到了四川。此外，還有大量張獻忠大西政權鑄造的銀錠、歷代兵器及錢幣等文物重見天日。

5年前

為配合岷江航電和河堤復建工程

經國家文物局批准

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

持續對江口遺址進行了發掘

發掘面積總計

18000平方米

出水各類文物

6萬余件

“榮世子寶”金印

斷裂金印雖可拼 不見當年掌印人

“榮世子寶”發現的位置距離兩年前發現“蜀世子寶”的地方並不太遠。考古人員在江底的砂岩縫中找到它時，它已經碎成了幾塊，各自散落。經考古隊員拼對，才發現這些金塊兒竟然可以拼成一枚金印。

記者看到，這枚金印有斷裂的龜鈕，烏龜頭部和身體分開﹔金印印身拼對后還殘了四分之一，但底部可以清晰地看到“榮 子寶”字樣。經測量，這枚金印印台邊長11.24厘米，厚3.28厘米，殘重達到了5915克。

掌印者為誰？考古人員拿出之前在江口發現的“蜀世子寶”金印對比發現，兩枚金印大小幾乎一模一樣，尤其“子寶”二字如同一個模子刻鑄。考古人員認為，這枚新發現的金印殘缺部分應該是“世”字。

榮王，是明王朝分封的另一位藩王，就藩湖南常德。這枚世子印應該是朝廷頒給榮王嫡長子之物。它千裡迢迢出現在了四川，再次佐証了張獻忠當年行軍打仗的路線——當年，張獻忠起義軍曾幾乎佔領整個湖南，明朝藩王富戶自然是其搶掠對象。這枚金印，應該就是張獻忠當時的戰利品。

至於金印為何會碎成幾塊，江口明末戰場遺址發掘領隊劉志岩表示，顯然不是因江水沖刷而碎裂，“從裂痕來看，應該是被某種銳器強行分開。可能是代表起義軍對明朝政權的摧毀，也可能是張獻忠單純想把它打碎以便分賞給部下。”

盡管金印缺失了四分之一，但它包含的眾多信息仍令考古人員興奮不已，“以前我們發現的‘蜀世子寶’沒找到完整的印鈕，通過新發現的‘榮世子寶’，我們可以復原‘蜀世子寶’的完整形狀。”劉志岩表示，第一代榮王的年代比第一代蜀王的年代要晚，這枚“榮世子寶”的含金量也比“蜀世子寶”要低，從側面可以看出明朝經濟可能正在下滑，以致金印的純度不及明代早期。

“永昌督理之印”銀印

誰封了他“大元帥”此印一出解謎題

此次發掘出水的文物中，一枚“永昌督理之印”銀印，成為解開張獻忠“永昌大元帥”金印真偽及“永昌”二字含義的鑰匙。

2013年，江口當地村民在江水中撈起了一坨金子，這便是“永昌大元帥”金印。金印鈕部是一頭威風凜凜的老虎，底刻“癸未年仲冬吉日造”“永昌大元帥印”等字樣。這枚金印此后被賣給文物販子，后被警方追回。然而，一枚並非正規出土的金印，是文物販子偽造還是史上真有其印？如果金印為真，又為何人所有？長期以來，學術界莫衷一是。

在銀印出水以后，考古人員同樣將它與“永昌大元帥”金印進行了對比。驚喜出現了——兩枚印同樣使用了九疊篆文，鑄印的時間也一致，都是癸未年仲冬（明崇禎十六年冬月）。“這就說明那年冬天，有人鑄造了不止一枚帶‘永昌’二字的印。”劉志岩說。

誰會刻一批這樣的印章？考古人員發現，癸未年是1643年。這一年，張獻忠已稱了大西王，冬天在湖南、湖北征戰，遭到了一定挫敗。此時，李自成已佔領西安，正要前往北京推翻明王朝。“李自成要到北京，必然要求得到張獻忠的支持，否則可能就會腹背受敵。”劉志岩表示，在這個重要時間節點，他們倆很有可能達成了某種協議。這批印章，應該就是李自成給張獻忠的一種承諾，承諾張獻忠為大元帥，他的部下則可各封“督理”等職務。事實上，李自成1644年在西安建國，年號恰是永昌。

“永昌督理之印”的發現，也讓“永昌”二字的含義得以明確，“如果僅在金印上刻上吉語還能說得過去，但幾乎不會有政權把吉語刻在不同等級的印章上，所以這隻能再次說明永昌在這裡是作為年號使用。”劉志岩說，它的發現，也讓明末戰爭史的細節變得更加豐滿，因為從來沒有史料記載李自成和張獻忠這兩位更多是敵對關系的農民軍領袖，在某一個特殊的時刻還進行過合作以達到各自的戰略目的。因此，它的出現對於研究張獻忠、李自成兩支農民軍的關系乃至明末清初的歷史格局具有重要意義。

銅印、箭鏃、火銃、鉛彈……

看淡了刀光劍影 訴說著當年一役

經過清理的銅印表面鎏金，呈長方形印台，龜形印鈕，印面篆書“欽賜崇德書院”六字……對考古人員而言，此次考古發掘的另一枚“欽賜崇德書院”銅印也極具價值。“崇德書院”為明代吉王所建，是王府內講學、刻書的重要場所。吉府“崇德書院”刻本圖書，無論校勘、版刻、用紙皆為當時翹楚，歷來被后世視為珍本。這枚吉府書院印將是研究明代文化教育的珍貴實物史料。

隨著考古工作的推進，考古人員還發現了一個現象：越往上游開展工作，文物愈發呈現集中分布的趨勢。

“比如，第一年發掘的區域發現金冊最多，兩枚世子金印發現的位置也相距不遠，今年還在同一區域發現了大量銀錠和兵器。”劉志岩介紹。這些銀錠有近600枚之多，發掘時每每需要身材健碩的男子合力才能抬回。仔細辨認，可以看到稅銀上刻有金堂、大邑、簡陽、安岳、洪雅、丹棱等字樣，可見主要是張獻忠大西政權的稅銀。據此，幾乎可以勾勒出張獻忠當年在成都的實控范圍。

此外，考古人員還發現了鑄成圓形的銀餅，應為張獻忠部的鑄銀原料。而它們集中出現在江口江底的同一區域，考古人員推測它們可能曾在船上分類集中放置，后在江口之戰中一同沉沒。

就在官銀集中發現區的東側，考古人員也發現了箭鏃、火銃和鉛彈等大量兵器，其中火銃包括了單眼銃、三眼銃和百子銃等不同類型，它們都在無聲訴說著當年的江口一役。

劉志岩說，史料記載張獻忠部從成都行進到江口時，遭到了明末名將楊展的伏擊，楊展一部對其進行了火攻。當張獻忠的部隊大敗，船上的金銀財寶也便隨沉船沒入江底。火攻在文物中也能找到証據。近兩年，江口出水的金銀器有部分便呈燒熔狀。

據文物較往年更加密集的現象，考古人員還推測當年江口一戰的位置，可能更靠近府河而非岷江。這是因為前幾年在岷江的考古，文物相對分散﹔而此次發掘越往北文物越密集，因此更有理由推測這一區域為江口之戰的發生地點或已經很接近發生地點。

劉志岩介紹，經過此次在遺址南北兩側的發掘，基本可以確定遺址的南部邊界，“因為越往南文物越稀疏。”但遺址北部因為文物分布相對密集，因此暫時還未有找到邊界的跡象。未來，考古人員需要開展進一步的勘察工作，以便更科學地劃分遺址范圍，為未來遺址科學規劃和保護提供支撐。（四川日報全媒體記者 吳曉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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