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任何國家來說，實現現代化是必須面對的。自科學革命以來，人類智識水平不斷增進，生產力、社會形態和生活面貌發生巨大改變，現代化的意義空前凸顯。世界各國現代化道路復雜多樣，既相對獨立又相互關聯。中國式現代化則探索出不同於西方的社會主義現代化道路。

現代化的實現方式各有不同

20世紀70年代，美國普林斯頓大學歷史學教授西裡爾·布萊克(Cyril Edwin Black)的《現代化的動力》一書率先引發現代化問題的廣泛討論，學術界對於實現現代化的途徑有著不同的認識。撇開東西方的制度差別，現代化主要有兩種實現方式。

一種是自下而上的現代化，依靠個人的主動性和市場能量，經濟繁榮建立在自由主義市場的基礎之上。西方式現代化是這一類的典型。自文藝復興和宗教改革以來，一些歐洲國家率先取得現代化的成功，尤其是新教國家。正如馬克斯·韋伯(Max Weber)所言，新教倫理促進了資本主義的發展(如英國、荷蘭)。而在另一些國家，因為迫切需要克服長期的封建分裂(如意大利)和經濟落后(如葡萄牙、西班牙)，現代化進程則相對遲緩。

直到18世紀中葉，工業革命導致西歐城市人口的集中，以及隨之而來的社會、經濟、法律、政治、科學、教育改革，有別於封建君主制等舊傳統的西方現代制度逐漸建立起來——資本主義的工業體系、自由主義的民主制度、民族國家、以西歐和北美為代表的物質文明。值得注意的是，這一波現代化起初是為應對生產人力不足、節省成本等問題，通過改良蒸汽機、發明飛梭紡織機、制造蒸汽火車頭以及蒸汽輪船，觸發了工業革命。西方的發明先驅們可能並未預見這些技術將改寫歷史、影響后世。換言之，對西歐、北美來說，現代化並不是事前安排好的、有目標、有步驟的行動，更多是自發產生的。

西方的現代化進程並非神聖可嘉，而是建立在殖民帝國的征服掠奪基礎上。17世紀起，西歐開始跨洋殖民和帝國建設的進程，橫征暴斂、黑奴貿易、殖民屠戮成為其在隨后幾個世紀最顯著的特征。通過對殖民地、半殖民地的掠奪，西方在財富、資源等物質力量上遠遠領先於全球。

第二種是自上而下的現代化，主要是后發國家通過政府手段，利用市場力量，集中資源投資於建設國民經濟，實現國家的根本性發展。中國式現代化是這一類的典型。

中國式現代化更多是自覺發展起來的，擁有遠大理想、長遠目標和分階段的完整科學體系。1840年西方的堅船利炮打開清朝的大門，部分中國人開始探尋救亡圖存的道路。從洋務運動、戊戌變法到辛亥革命、五四運動，中國人不斷嘗試，都未能踏上現代化的正確路徑。直到中國共產黨領導新民主主義革命取得成功，建設社會主義國家，中國開啟了自上而下的改革探索進程。憑借堅持“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准”、摸著石頭過河的勇氣和智慧，創新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中共領導中國人民實現高效率的資源配置和高速度的經濟增長，使數億人擺脫了貧困，使中國在短短幾十年裡迅速發展成世界第二大經濟體。

值得一提的是，中國式現代化靠的不是西方戰爭、殖民、掠奪的老路，而是一條勤奮、堅韌、吃苦耐勞、共同富裕的新路。中國清醒地認識到，要實現現代化，應從工業化開始。全球經驗也表明，工業化帶動現代化是必由之路。秉持改革動能，中國打開國內市場，大力吸引外資，撬動人力資源，興辦各類型企業特別是工業制造業，積極發展出口貿易，並實施“走出去”戰略，積蓄了大量技術創新動能。

如今，中國已建成門類齊全、獨立完整的現代工業體系，成為唯一擁有聯合國產業分類中全部工業門類的國家，制造業規模躍居全球首位，有“世界工廠”之稱。中國2021年制造業增加值達到31.4萬億元人民幣(約4.84萬億美元)，佔全球比重近30%，是美國(約2.3萬億美元)的2倍多。

不僅如此，中國式現代化還提倡“美美與共”，帶動和造福世界其他追求現代化的廣大發展中國家。2021年，中國生產了全球近30%的商品，對全球經濟增長的平均貢獻率為38.6%，超過G7對世界經濟增長貢獻的總和。“一帶一路”倡議將中國經濟與亟待改善基礎設施、實現經濟飛躍的發展中國家緊密結合起來。中國不斷加大對全球發展合作的資源投入，提出全球發展倡議、設立“全球發展和南南合作基金”，幫助廣大發展中國家實現現代化。

現代化背后的價值觀各異

任何一種現代化模式的背后，都有一套特殊的話語和價值標准。西方現代化之所以推向全球，不僅是因為率先實現現代化的幾乎都是西方發達國家，更因為它們利用其在國際舞台上主導的話語權，以西方價值標准構建西式現代化的敘事，模糊了現代化與西方化的區分。

西方價值觀崇尚個人主義。在西方政治話語中，個人被認為是理性的，擁有上帝賜予的權利，處於這一價值體系的中心位置。在法國大革命推動下，個人主義與國家傳統文化相結合，創造並擴展了民族國家概念。三權分立和選舉民主成為西方國家的決定性政治特征。與此同時，個人主義裹挾自由主義和享樂主義，不可避免地帶來一系列負面現象，侵蝕傳統價值觀和生活方式的根基。在西方文化傾銷下，一些擁有豐富自然和人力資源但卻弱小、貧窮的發展中國家，以西方發達國家的社會和經濟組織模式為樣板，推動生活方式的西化，但卻未能富強起來，最終淪為“沒有現代化的西方化”。

后發國家實現現代化並非易事，盲從“先進”、失去獨立性，又可能落入各種“發展陷阱”。對中國傳統社會而言，集體主義有創造性，個人主義則具破壞性﹔然而隨著近代以來“個人”重要性的提高，中國人越來越重視“集體”和“個人”的協調，追求國家利益、集體利益與個人利益的統一。

在具體實踐中，中國堅持社會平等公正，鼓勵一部分人先富起來並倡導先富帶動后富，拒絕“弱肉強食”的叢林法則，打破現代化的資本邏輯，致力於縮小貧富差距，消除絕對貧困。其結果是，中國式現代化以平等、公平、正義為鮮明的價值導向，以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為基石，不斷設定戰略發展新目標，發揮集中力量辦大事的優勢，注重物質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協調，致力於推動社會主義現代化。通過立足自身現實，中國式現代化拒絕以西方民主為“標准答案”，非常重視有效治理。例如，官員的選拔與提拔基於其政績和專業素質，以及在大變局中促進社會穩定發展的能力。

今天，許多國家走上現代化和改革的道路，中國的經驗備受矚目。中國打破西方對現代化標准的壟斷，探索出一條現代化新路徑，為其他國家制定自己的增長和發展計劃提供了啟示和借鑒，有助於全人類的發展和進步。(完)

專家簡介：

戴維來，復旦大學中國研究院副研究員，外交學博士。兼任同濟大學德國研究中心研究員，美國約翰·霍普金斯大學高級國際問題研究院訪問學者，新華社《半月談》特約評論員。主要從事中等強國、中國話語、美國政治思潮等問題研究。出版專著合著5部，主持國家級和省部級課題多項，獲得省部級科研獎項二等獎1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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