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0多年前，蜀守李冰修筑都江堰，成都平原從此水旱從人，變成“不知飢饉”的天府之國。而在澤被后世的都江堰修筑之前，成都平原先民又如何與洪水相處？

近日“成都平原早期水利工程考古發現與都江堰”專題研討座談會在成都文物考古研究院舉行，來自寶墩遺址、大邑高山古城遺址、溫江紅橋村遺址等地的考古人員以近年考古發掘成果為依托，揭開了古蜀先民用水、避水再到治水的歷史面紗——他們選擇臨河的台地定居，在實踐中不斷摸索出“疏導”的方式引水東流，並用堆砌卵石埂的方式來修筑河道護坡等水利工程……正是數千年前成都平原的先民積累了豐富的治水經驗，最終為都江堰的修筑打下了堅實基礎。

城牆既可防御也可擋水

9月，成都新津寶墩遺址。沃野之上，不時可以看到冒出地面兩三米的土埂，這是4000多年前寶墩古城殘存的城牆。

成都文物考古研究院寶墩遺址工作站站長唐淼介紹，寶墩文化時期成都平原的史前城址大多選擇在臨河台地上，城址的內陸面高於城外，利用地勢，沿台地邊緣筑垣，既能避免水患，也便於取水。在寶墩古城之外，包括大邑高山古城、崇州紫竹古城遺址等多座成都平原史前古城的城址均體現出這樣的選址理念。

大邑高山古城遺址，距今約4500年至4000年。成都文物考古研究院副研究員劉祥宇和同事們幾年前在此發掘時，發現了古城旁有寬約200米的古河道。“紫竹古城也發現了古河道遺跡，河道甚至把城基本環起來，並且城的南邊河道還可能存在人工挖鑿的痕跡。我們推測，當時的先民把城建在河邊主要是便於人和牲畜的飲水以及農業灌溉，在4000多年前，古蜀先民已開始有意識地利用水資源。”

當洪水來臨，史前先民利用地勢之利盡量避免洪水侵蝕之外，還選擇了修筑高大的城牆來擋水，並且同時開挖城壕排水疏導。

高山古城遺址，考古人員發現了一些殘存的城牆。“目前發現的殘高仍有2米左右，城牆底部寬約30米。”劉祥宇表示，這樣的城牆，用來防洪完全沒問題。

在寶墩古城，考古人員同樣有了類似發現。2009年，考古人員在原寶墩古城的外圍發現了更大的外圈城牆，在內城牆以外四個方向都確認有城牆或壕溝。這些城牆的剖面同樣呈現下寬上窄的梯形，底部寬約30米，上部寬約20米。唐淼介紹，這些城牆採用斜坡堆筑法，和長江中下游石家河等遺址的城牆修筑方式相似。有意思的是，這些城牆的迎水面沒有發現城門。考古人員認為，寶墩古城的外城牆，其功能之一就是防洪。

這個推測並非妄斷。唐淼介紹，寶墩古城外城牆外的壕溝寬達20多米，壕溝中曾考古發現了幾米厚的淤泥，“說明壕溝裡一直有積水。”城牆同樣為梯形，坡度不陡，“和歷史時期城牆的構筑方式不同，這種坡度的城牆人要爬上去比較容易，但梯形的形態面對洪水沖擊時卻可以更加穩固。所以這時的城牆可能既擋水，又同時兼具防御來敵或野獸襲擊等功能。而城牆如此寬大，或許還承擔了洪水來襲時充當臨時避難所的功能。”

至於為何會出現城牆加壕溝的方式御水，唐淼認為古蜀先民在寶墩文化時期已開始漸漸萌發了治水的理念，並在實踐中摸索出了寶貴經驗。“河水由西向東、由高向低流經成都平原時，水的流速很高。這種動能強勁的水用堵的方式無異於螳臂擋車，所以古蜀先民在選擇聚居地時充分考慮用水避水，把城址建在土台之上，同時用城牆和城壕結合變堵水為疏導，這種理念也和大禹治水‘岷山導江，東別為沱’棄堵為疏的方式吻合。”

4000年前已有水利工程護岸堤

在與洪水斗爭的漫長歷史中，古蜀先民治水的經驗愈發豐富。

成都博物館研究館員黃曉楓曾經專門就成都平原先秦時期的水工遺產做過調查研究。她發現比寶墩古城稍晚的郫縣古城，在修筑城垣時已開始採用河卵石來加固城牆，“這種方法與后來都江堰的干砌卵石技術有一定相似性。”此外，郫縣古城考古發掘的大型房屋基址中還發現了五座大型卵石方台。方台周圍挖了基槽，槽內密集埋設了圓竹作為護壁，最后填充卵石做台子，“這種獨特的‘竹木護石’技術，可以視為都江堰竹籠絡石技術的萌芽。”

黃曉楓介紹，古蜀先民或許一開始在修筑房屋時使用了竹木護石技術，最后漸漸應用到了城牆的防水體系中。

2011年，成都文物考古研究院配合基本建設對溫江紅橋村進行了考古發掘，再有驚喜發現。這處距今約4000年左右的遺址位於江安河北岸的二級台地之上，遺址邊緣緊臨江安河的地方發現了4道人工壩體和3條河道組成的水利系統，壩體上窄下寬分層夯筑，臨水側還有卵石護坡。成都文物考古研究院勘探發掘一部主任楊佔風介紹，這處護岸堤，是目前發現的成都平原最早的水利設施，是古蜀人至少4000年前就開始治水的直接証據。

在發掘過程中，考古人員對這處水利工程設計的精巧驚嘆不已。護岸堤殘長近兩百米，大體呈西北—東南走向，上寬12米，下寬14米，現存高1.3米，呈梯形，建造方法和寶墩文化時期的城牆比較一致。楊佔風介紹，堤壩和水道組成的水利系統建在紅橋村遺址的迎水面上，“它的作用應該是在洪水來襲時避免水直接沖擊遺址。如果水特別大，堤壩也擋不住，那麼還可以通過三層河道分流洪水到遺址后側，避免洪水對居址台地的侵蝕。”

為了加固壩體，古蜀人在層層夯土加固壩體之外，還在第一、二道壩體上加筑了卵石護坡。考古人員曾經做過實驗：用粘土加卵石的方式修筑護坡，抗沖刷性更強。他們還在堤壩上方發現了人工開挖的溝槽，溝槽裡再夯土，這裡的夯土類似於現代建筑中的鋼筋，作用是加固壩體。

更讓人驚訝的是，古蜀人還在這些溝槽中每隔一二十厘米就打入粗木樁，相當於形成一道木牆。木樁共有五六排，密密麻麻排在堤壩之上。“我們懷疑木樁中間可能加了卵石，起到類似於木骨卵石牆的作用，可以理解為后世都江堰竹籠榪槎的雛形。”楊佔風表示。

在從2011年至2016年的持續考古發掘中，考古人員在這處水利工程后的台地上清理出了19萬平方米的遺址，已經達到了小型城址的規模。但是他們在遺址的背水面並沒有發現城牆，“所以可以確定迎水面的這片工程的確是堤壩而非城牆。”楊佔風說，這或許可以推測當時的人們在能夠用水利設施阻擋洪水以后，已經認為不需要再用城牆來擋水。更值得一提的是，此處水利工程所處的年代，恰與史料記載大禹治水的年代相當，比都江堰早了近2000年。

古蜀治水智慧為都江堰打下基礎

都江堰，歷經2000多年歲月，至今發揮著巨大作用。隨著考古材料日益增多，越來越多的証據表明，正是史前時期古蜀先民在兩千多年的時間裡積累了大量治水經驗，最終為都江堰的修筑打下了堅實基礎。

黃曉楓在研究成都平原水利相關的考古材料時發現，在新石器晚期到商周時期，成都平原經常洪水泛濫，考古遺址中常出現沙夾石的次生堆積，“我們甚至從近現代的地層直接就挖到了沙夾石層，漢代地層以前的次生堆積中夾雜的陶片沖刷痕跡明顯，是洪水沖擊后地層的狀態，說明成都平原那時經常被洪水沖擊。”在成都市區的十二橋遺址，考古人員發現這裡的商代建筑構件呈西北至東南向倒坍，一些大圓木構件也發生了明顯的位移現象。遺址中不見火燒痕跡，可以排除火災造成木結構建筑倒塌的可能性。再加上十二橋遺址位於西郊河、摸底河與南河之間，瀕臨古河道，正好處於洪水容易漫溢侵害的區域，“所以我們可以判斷造成這一現象的原因與洪水有關。”

正是在此背景下，成都平原先民與洪水的斗爭從未停下腳步。

成都金沙遺址博物館遺址區，地層剖面可以清晰看到河道曾經壓在祭祀區上的痕跡。成都文物考古研究院副院長周志清表示，“金沙遺址祭祀區原本是濱河祭祀，但是大約在春秋戰國時期，大規模的洪水曾經淹沒過祭祀區。截至目前，金沙遺址發現了100多條人工挖掘溝渠，可見其聚落內部有著復雜的排水系統，顯示金沙遺址中心聚落結構的復雜，用水與排水是當時居民需直面的嚴峻問題。這些溝渠，既有把宮殿區和祭祀區區分的作用，但隨地勢而走的溝渠走向和設置的主要功能，可能主要還是排水。”

在黃曉楓看來，春秋晚期至戰國時，蜀地水工技術有了極大的發展，成都平原出現了專門的水利工程，獨特的水工技術也逐漸形成。

1985年，考古人員在成都方池街發現了一處東周時期的防洪、支水、護岸工程，這處工程由幾條卵石石埂形成“工”字形，卵石大小不一，未使用粘接材料，卵石空間為流水穿漏時沉澱下來的沙質土填塞。考古人員推測，這些卵石屢遭水流沖擊而不廢，可能是使用了竹籠的結果。而這種用竹籠裝石砌埂防洪的方法，四川直到上世紀四十年代還在使用。

無獨有偶，考古人員在成都指揮街遺址也曾發現東周時期的6根柱樁和竹木編攔沙筐等遺跡，可能是用於堤埂、護岸埂基腳的壩體工程……

《華陽國志·蜀志》曾記載，古蜀王杜宇時“會有水災，其相開明決玉壘山以除水害。”漢晉文獻也記載古蜀王開明氏來自荊楚地區，能夠在成都平原立足，緣於其治水之功。如今，一個個古老資料的重見天日，恰是古蜀先民治水的鮮活例証，它們勾勒出古蜀人從最早單純的防水、排水逐漸開始探索引水灌溉系統工程的艱辛歷程。同時也反映了竹、木、石等蜀地豐富的天然材料的建造特性被逐步認知、運用的過程，“道法自然”，成為蜀地水工的核心理念。

成都文物考古研究院副院長蔣成表示，如果說都江堰之前成都平原的治水還只是點狀進行，那都江堰就是成都平原早期治水工程的集大成者，它最終征服了肆意泛濫的江龍，令川西平原萬水歸流，造就了天府之國的富庶。（叢雨萌 四川日報全媒體記者 吳曉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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