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三星堆遺址8號“祭祀坑”拍攝的銅神壇局部。 新華社記者 沈伯韓 攝

笄發人頭像。三星堆博物館供圖

三星堆自1986年“一醒驚天下”以來，留下了無數未解之謎。三星堆文明從何而來？三星堆究竟為何消失？三星堆青銅器礦料以及象牙和海貝究竟來自哪裡？

30多年后，伴隨著三星堆6座新的祭祀坑的發現，新一輪考古發掘以及更大規模的學術研究也由此展開。日前，三星堆與古蜀文明高端論壇在成都舉行，國內長期關注三星堆考古工作的專家、學者相聚一堂，從不同的觀察角度和研究側面出發，分享他們對三星堆考古的文化史意義、以三星堆為代表的巴蜀藝術、三星堆國家的特征等問題的研究成果。三星堆的部分秘密，有望隨著他們研究的進展而不斷得到解答。

孫華

三星堆國家可能由兩大集團分權而治

三星堆青銅器，神秘詭譎的氣質令人驚嘆，也讓人為之好奇，究竟是一個怎樣的國家才能創造出如此充滿想象力的器物？日前，北京大學考古文博學院教授孫華在三星堆與古蜀文明高端論壇中揭開三星堆的神秘一角。他表示，三星堆可能由兩大貴族集團分權而治，並且極可能對周邊區域進行強力管控，最終導致同時期其他聚落的凋敝。

辮發族和笄發族可能佔據社會主導

三星堆創造了燦爛的青銅文明，卻沒有留下任何文字，這個曾經雄踞中國西南的王國如何運行，隻能通過考古材料進行推論。在孫華看來，三星堆發現的8座祭祀坑，埋藏著豐厚的歷史信息。

“8座坑的埋藏物，應該是三星堆國家神廟內的一整套像設、陳設和禮儀用具。無論是真人大小的青銅大立人像，還是銅人頭像等，表現的都是不同等級、不同社群、不同職業的三星堆統治階級成員在祭祀場所中的形象。”孫華認為，當8座坑全部發掘結束並將文物全部修復，將對認知三星堆國家中央權力機構的構成提供重要信息。

事實上，從1986年出土的一、二號祭祀坑，學者們已經發現不少端倪。“比如這些坑裡真人大小的人像以辮發者佔絕大多數，笄發者數量較少，二者的比例分別大約為80％和20%。如果這些人像是三星堆都城內貴族階層的寫照，從這個統計數據，我們會得到三星堆國家的統治者是由辮發和笄發兩個社群組成，並且辮發社群可能佔據主導地位。”孫華還發現一個細節，三星堆出土青銅像中，所有表現宗教儀式場所的組合銅像或具有神話色彩的單體銅像全部都是笄發者。“這可能說明，在三星堆王國的統治階級內部，笄發和辮發社群的分工不同。笄發社群有可能掌握神權、從事原始宗教職業，他們構成了三星堆王國祭司或巫師一類的神權貴族集團﹔與此相對應，三星堆統治階級中的辮發族，或許更多是從事行政事務並掌握軍事權力的世俗貴族集團。”

在三星堆一、二號祭祀坑中，還曾分別出土過兩件青銅杖，攀龍銅首杖和鷹首杖。在孫華看來，這兩種不同的權杖應該分別持握在擁有世俗行政軍事權力和擁有宗教祭祀權力的貴族首領手中，是不同權力的象征。

當然，三星堆國寶級文物——金杖，傳遞的信息更加豐富。金杖刻畫的圖案最下方是兩個人頭像，他們頭上兩兩相對排列著四根帶羽箭，每根箭的前端射入一條魚的頭部，箭杆的后面還各有鉤喙的鳥一隻。更有意思的是，金沙遺址也曾出土過刻有鳥和帶箭魚圖案的金帶。在孫華看來，這些圖案的反復出現，顯然不只是一般裝飾，“而很可能是標志族群名稱甚至國家名義的一個徽號。三星堆的金杖將兩個徽號放在一起，可能想要表達的就是兩個社群或族群聯合的意義。”

擁有實行國家暴力的武裝力量

三星堆青銅文明高度發達，但除了極小部分衛星邑聚集在三星堆古城周圍，在更遠處的岷江沖積扇，基本不見典型的三星堆文化遺址。相反，無論是更早的寶墩古城遺址，還是更晚時期的十二橋文化遺址，其數量和密度都相當大。三星堆文化聚落模式的這種異常現象，孫華認為很可能與三星堆國家中央對地方的嚴酷管控有關。

“三星堆國家有可能採用強行征收地方聚落糧食或財物的方式管理地方，這種超經濟的掠奪破壞了三星堆都城區域以外村社人群賴以生存和發展的基礎，造成了村落的凋敝，人口的喪失。”

三星堆出土文物，留下了諸多蛛絲馬跡。孫華說，三星堆除了辮發族和笄發族，還有散發的小銅人像。他們有的穿著華麗，可能是被俘獲的其他國家或族群的貴族﹔有的人穿著相對簡單，可能就是被俘獲的其他族群的一般人民。“但是這些人在三星堆銅像群中，大都從事著負重等勞役工作。比如四號坑的立發跪坐小銅人像，就是屏風的底座。”

如果三星堆能夠對周邊區域實施強力管控，那一定已經擁有了一定規模的武裝力量。這才能解釋四川盆地以及更遙遠的川西北高原甚至雲貴高原前緣地帶，為何一度分布著許多城邑和村落，但到了三星堆文化時期，就沒有遺址或極少遺址。然而，三星堆迄今為止，並無實用性青銅兵器出土。

孫華表示，三星堆的幾座坑，其實也曾出土了相當數量的非實用性銅戈，它們可能是在舉行宗教祭祀儀式時發給參與儀式的相關人員使用。但這些禮儀性青銅儀仗以及帶鞘劍和玉劍，卻依然可以折射三星堆國家的武裝力量，“因為它們可能就是仿照三星堆人的實用銅戈鑄造，或以實際的銅戈為藍本改造、簡化和美化的產物。”由於這批儀仗銅戈數量較多，孫華推測，三星堆的軍事社群可能就是以戈作為主要武器。

值得一提的是，孫華認為三星堆極可能已有象兵。截至目前，三星堆出土的象牙已有數百根，他推測：“當時三星堆人應該捕獲甚至飼養著大量的大象。”那麼，如果三星堆人已經馴化大象，“就不能排除他們將大象用於軍事的可能性，或許三星堆國家的武裝力量中就有乘坐大象作戰的部隊。”孫華介紹，三星堆一直與商存在著聯系，《呂氏春秋·古樂篇》說：“殷人服象，為虐於東夷”，一般都解釋為商人乘坐著大象，去征伐叛逆的東夷族群，“那麼三星堆軍隊有乘坐大象的分隊，也就並不奇怪。”

霍巍

三星堆青銅文化呈現出鮮明的“復合文化”特征

□四川日報全媒體記者 成博

三星堆遺址目前發現的黃金面具、青銅人像以及大量埋藏在坑裡的象牙等，與中國其他地區出土的青銅時代遺物之間似乎從總體面貌上差別巨大。三星堆文明究竟是外來文明，還是中國本土文明？三星堆與古蜀文明高端論壇上，四川大學杰出教授霍巍從文化史的角度提出，三星堆青銅文化呈現出鮮明的“復合文化”特征。

三星堆與黃河、長江流域青銅文明存在密切關聯

“英國人類學家泰勒在1871年為文化下過一個定義，認為文化是包括知識、信仰、藝術、法律、道德、風俗以及作為一個社會成員所獲得的能力與習慣的復雜整體。”霍巍表示，因此，從文化史的角度分析三星堆出土文物，首先值得思考的就是它們的儀式性特質。

三星堆考古最大的特色，是出土了青銅面具、頭像、各類人像或神像以及青銅神樹等一批具有濃厚神秘色彩、造型夸張怪誕的器物群，“盡管我們迄今為止尚無法對其進行准確的命名以及具體性質、功能的推斷，但總體上可以認為其與神靈、祭祀、溝通天地這類介於‘人神之間’的行為活動有關。”霍巍認為，三星堆文物的這一特征，恰好與古史傳說中顓頊帝“絕地天通”這類具有巫覡性質的原始宗教儀式相符。

結合《山海經》《楚辭》《國語》等文獻資料，霍巍進一步解釋稱，正是在顓頊時代，結束了自古以來天地混沌、人神不分的局面，完成了人神之間的分離，“根據已故考古學家張光直的觀點，從此，溝通天地人神則要仰仗巫祝和巫術，而在巫術儀式中所要借助的神秘力量則包括商周青銅器上的各種動物紋樣、龜策、神山、神樹等象征性器物。”霍巍認為，三星堆出土青銅器與文獻中關於原始宗教儀式的記載相符，從一個側面証明了三星堆文明是中華文明大家庭中的一員。

霍巍表示，從事冶金考古的專業工作者同樣從三星堆金屬冶煉技術角度，對上述觀點給出了証明，三星堆祭祀坑中前后出土的青銅尊，從制作工藝上看，都採用與中原青銅器相同的“泥模塊鑄法”，而並非西方流行的“失臘法”﹔在一些紋飾和裝飾性圖案上，除模仿中原系統青銅器之外，更與長江中游湖北、湖南等地青銅器相似。“例如在青銅器物表面分鑄合體而成立鳥、羊頭（牛頭），以青銅器的扉棱作為合范之處，等等，都顯示出三星堆與黃河、長江流域青銅文明之間的交往和聯系，甚至不排除三星堆的青銅工藝直接受到長江中游荊楚地區的影響。”

三星堆文物體現出“具象藝術”特征

從三星堆出土文物來看，相當多的器物都體現出儀式性因素。霍巍特別提到三星堆文物中的儀式面具與偶像，“比如在三星堆大量出土的人頭像，從功能角度分析，人頭像可以是戰爭勝利的標志，可以是重要的祭品，也可以是有靈性的崇拜物。同樣，當我們從文化史的角度來看三星堆出土的鳥形文物時，也會發現它們豐富的符號象征意義，比如指向‘天命玄鳥，降而生商’的傳說，或者反映三星堆人的太陽崇拜與鳥圖騰，或是鳥靈等。”霍巍認為，我們將三星堆出土文物孤立地看或許會覺得器型奇特，但當我們把視野擴展到整個人類文明的時候，會在很多其他文明那裡，找到和三星堆器物產生對照和呼應的物品。

“國際知名學者羅泰就對三星堆的鳥形文物很感興趣，他曾表示我們可以更加深入地討論三星堆銅器的儀式背景及意義。除了人形肖像外，鳥也是相當重要的。它們與奇特的‘神樹’的關聯是極有趣的。”霍巍說。

按照這樣的思路不斷在文化史的脈絡上為三星堆文明找“親戚”時，公元前8世紀到公元3世紀之間、盛行於雲南中部地區的滇文化進入了考古學家的視野，它在青銅、海貝容器等器物上帶有華麗的雕塑。霍巍認為，這種華麗的雕塑雖說與三星堆文物在風格上並不相像，但這種追求裝飾的觀念卻幾乎可以說和三星堆人一脈相承，“因此，我們完全可以假設，四川地區是將由商興起的青銅鑄造技術傳入滇文化地區的可能媒介。”

除了滇文化的裝飾理念，三星堆的“神殿”及“神壇”鏤空紋飾上眾多關於儀式活動的題材，進一步引領考古學家們開展更廣闊時空范圍上的跨區域、跨時代比較研究，三星堆遺址出土的青銅人像、神像等具象風格的器物，在同時期中原的商周文明中並不多見，“三星堆文物中這種具象藝術，在許多早期文明如埃及、美索不達米亞、邁錫尼及大部分的新大陸文明皆為藝術主流，但在商周文化的傳承中卻不重要。”霍巍表示。

段渝

三星堆與歐亞古代文明之間或許存在關聯

□四川日報全媒體記者 成博

三星堆文物的造型與圖樣來自哪裡？受到什麼因素的影響？

在三星堆與古蜀文明高端論壇上，四川省社會科學院研究員、四川師范大學教授段渝以《三星堆文化與藝術》為題，透過三星堆文物的偶像式構圖與“英雄擒獸”等圖案，指出三星堆與歐亞古代文明之間或許存在關聯。

三星堆文物中有中國別處不多見的“偶像式構圖”

“史前，在西起比利牛斯山，東到貝加爾湖的廣大歐亞地區，存在著一種所謂‘偶像式構圖’的藝術形式。”段渝首先展示了一件被稱為“大地之母”的史前文物，其鮮明的女性形象表明，人類的偶像式構圖傳統從史前時期即已開始，“進入歷史時期，在近東、中亞到南亞的文明中，又發展出一種與偶像式構圖形式相並行的‘情節式構圖’的藝術形式。”

中國目前僅在東北地區西遼河流域的紅山文化發現過與史前偶像式構圖相呼應的文物，而在作為中華民族母親河的黃河和長江流域考古中，迄今沒有類似發現。對此，段渝表示，“在先秦時期的中原諸夏中，是不奉行偶像崇拜的，所以我國夏商時期的青銅器和玉器多是以動物和饕餮像為主，零星出現的人物像也主要是以小型塑像和人面具為主，沒有大型人物造型。即便到了春秋戰國時期，黃河流域青銅紋飾受到斯基泰文化影響，仍缺乏偶像式以及具有故事情節的造像和雕塑。因此，有觀點認為，先秦時期中國不存在偶像式和情節式藝術形式。”

然而，三星堆二號坑出土的上下四層的青銅神壇、八號坑出土的青銅神殿、二號坑玉璋祭山圖案，以及金沙遺址出土的肩扛象牙紋玉璋等，卻讓考古學家發現了在中國別處並不多見的偶像式構圖和情節式構圖的藝術形式。“整個三星堆青銅制品，包括青銅人物雕像、動物雕像和植物雕像，如果僅從單件作品看，大量的是偶像式構圖﹔但是這些單件的青銅制品之間是成組成群的組合關系，它們的功能也是集合性的，必須把它們集合到一起才能充分認識其社會功能和藝術功能，整個雕像群具有可展開的情節性。”從目前考古成果來看，段渝表示，商周時期的古蜀文明在藝術形式尤其是繪畫和雕刻藝術上，盛行具有連續、成組的人物和故事情節的圖案，並以這些連續、成組的圖案來表達他們的哲學思想、政治觀念、意識形態和價值觀、世界觀等，“同時，這也表明古蜀文明擁有一批自己的知識分子，創造了獨特的知識體系。”

“英雄擒獸”圖案連起南方絲綢之路

“三星堆文化運用連續性分層空間，從而構成故事情節或場景的立體性和完整性表現的藝術手法，與近東文明的手法有相近之處。”段渝表示，商周時期古蜀文明這種富於形象思維的表現特征，在它后來的發展史上凝為傳統，成為蜀人思維模式的一個重要方面。

另一個顯示三星堆文化與近東文明關聯的，是三星堆金杖圖案所體現出的“英雄擒獸”母題的變體。段渝表示，中間一人或物、兩旁各有一獸的“英雄擒獸”是近東文明中常見的一種圖案，最早起源於美索不達米亞。“這一類符號在商代青銅器銘文中並不鮮見。不過到了巴蜀，這類圖形中間的人形和兩旁的獸形也均已發生了簡化或變化，圖形有所演變。”

這類變形的“英雄擒獸”圖案，在古蜀人的世界觀中有什麼獨特地位？段渝分析稱，“這類圖形在美索不達米亞表現的是‘英雄擒獸’，在中國商代則演變為家族的族徽，而在巴蜀文化中則有可能是家族的族徽或表示其他特殊含義。”

段渝通過考察此類帶有“英雄擒獸”母題的文物空間分布情況后發現，鑄刻有此類圖案的巴蜀青銅器和巴蜀印章，在雲南、四川、重慶、湖北、湖南、貴州等地區廣泛分布，“它們絕大多數都分布在古代西南夷和巴蜀文化的空間范圍內，而西南夷青銅文化在很大程度上是受到巴蜀文化影響發展起來的。若在地圖上把鑄刻有‘英雄擒獸’母題圖案的青銅器或巴蜀印章的出土地點連接起來，其所呈現的路線就是今日學術界所稱以四川成都為起點的南方絲綢之路路線圖。”

段渝認為，不論偶像式構圖或情節式構圖，還是“英雄擒獸”母題圖案或帶翼獸圖案，“這些藝術形式均如此之早地出現在古蜀地區，表現出三星堆古蜀文明獨特的藝術內涵，也表露出三星堆與歐亞古代文明在藝術形式上的某種關系。同時，這些藝術形式在三星堆文化時期出現，表明學術界應當對先秦時期中國沒有這類藝術形式的看法予以修正。”（四川日報全媒體記者 吳曉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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