蜀地，從秦始，《華陽國志》記“巴志”“漢中志”“蜀志”“南中志”。除“南中志”外，其他三志所轄屬地，與唐治劍南道（包括西川與東川）轄地近似。即北至今甘肅武都，南至今雲南個舊，東到今重慶巫山，西至今四川西昌。這一轄區也是元代“四川行省”的大致轄地。

明人高棅在《唐詩品匯·總序》裡，將唐詩歷史分期為四個。初唐（大體指唐代開國至唐玄宗先天元年，公元618—712年），盛唐（玄宗開元元年至唐代宗大歷元年，公元713—766年），中唐（唐代宗大歷元年至唐文宗大和九年，公元766—835年），晚唐（唐文宗開成元年至唐朝滅亡，公元836—907年）。依此分期，翻檢清人編的《全唐詩》，我們可以看到，唐詩的發端與終結都與蜀地息息相關。

初唐 陳子昂、王勃

如果說蜀人陳子昂“橫制頹波，天下翕然，質文一變”，開初唐詩歌革新風氣之先，使唐詩與曾風靡一時的六朝詩有了完全不同的面相，那麼“初唐四杰”的青年才俊王勃入蜀，則可以想象蜀地與唐詩的最初關聯。

《舊唐書》《新唐書》都有《王勃傳》，卻沒有王勃入蜀的記錄。元人辛文房《唐才子傳》也沒有王勃入蜀的記錄。在王勃存世的80多首詩裡，留下了王勃於蜀的印跡。王勃的《江亭夜月送別二首》，其中第一首“江送巴南水，山橫塞北雲。津亭秋月夜，誰見泣離群”，詩中的“巴南”，即在今重慶市。巴南，唐時屬劍南道渝州所轄。從正史角度看，我們不知道王勃入蜀有無官職，入蜀后依托何人賴以生活。不過，從巴南的送別詩中可以看到，王勃於蜀的生活並不存在衣食困厄問題。《唐才子傳》說“勃屬文綺麗，請者甚多，金帛盈積。心織而衣，筆耕而食”，如果這是真的，即無論王勃在哪裡，都可能憑一支筆，混得滋潤日子。如《江亭夜月送別二首》其二“亂煙籠碧砌，飛月向南端。寂寞離亭掩，江山此夜寒”所述，王勃於蜀，雖有孤寂，但並非落寞，即便“亂煙”，即便“夜寒”，詩人依然有他的向往與期許。在《蜀中九日》一詩裡，王勃寫道：“九月九日望鄉台，他席他鄉送客杯。人情已厭南中苦，鴻雁那從北地來。”王勃在28年短暫生命歷程裡，一生宦游。所游之處，留下了許多一等一的詩文。如《滕王閣序》《蜀中九日》等，都是天下名作！王勃與蜀地，除了詩之外還有數量不少的文。如《益州綿竹縣武都山淨慧寺碑》《益州德陽縣善寂寺碑》《梓州慧義寺碑銘》《梓州飛烏縣白鶴寺碑》《彭州九隴縣龍懷寺碑》等，特別是《益州夫子廟碑》為其這類文字的代表作。《益州夫子廟碑》雖不能與《滕王閣序》媲美，但敘事揚志，與《滕王閣序》的汪洋恣肆類似。

因《登幽州台歌》和《感遇詩·三十八首》的“高昂清峻，雄渾蒼涼”，陳子昂為元人方回在其《瀛奎律髓》裡稱為“唐之詩祖”。在星光燦爛的唐代詩人裡，陳子昂作為一等一的高手，其詩橫空出世，顯現出唐詩發端時的高標。在陳子昂留世的100多首詩中，雖然大都是出蜀之后寫的，但在蜀或憶蜀的詩，是陳詩風格的重要表征。《遂州南江別鄉曲故人》是鄉人為陳子昂出蜀置酒時的留影。詩中寫道：“楚江復為客，征棹方悠悠。故人憫追送，置酒此南洲。平生亦何恨，夙昔在林丘。違此鄉山別，長謠去國愁。”雖寫離別，但與六朝之離別詩已斷然劃開了距離。出蜀時，詩人寫道：“遙遙去巫峽，望望下章台。巴國山川盡，荊門煙霧開。城分蒼野外，樹斷白雲隈。今日狂歌客，誰知入楚來”（《度荊門望楚》）。其情其意其志，慷慨激昂，一覽無余。在《感遇·之卅六》裡，詩人寫道：“浩然坐何慕，吾蜀有峨眉。念與楚狂子，悠悠白雲期。”由此，同代人盧藏用對陳詩高度贊美道：“崛起江漢，虎視函夏，卓立千古，橫制頹波，天下翕然，質文一變”（《唐右拾遺陳子昂文集序》）。

盛唐李白、杜甫、王維

李白、杜甫、王維分別被尊稱為“詩仙”“詩聖”和“詩佛”。

《全唐詩》收錄李白詩900多首。這些詩中，內容繁雜、斑駁豐盛、天南海北、上天入地、宮闈民間、神仙凡人、花間酒肆、斗雞仗劍、入世出世、進取頹廢……人間種種、天上種種。詩人一生浪跡天下，所看所寫都是李白真實表達。李白的詩，當然不是首首俱佳，且寫蜀地的並不多，但寫蜀地的幾乎都是名篇和名句。《蜀道難》的大氣磅礡，“噫吁嚱，危乎高哉！蜀道之難，難於上青天！蠶叢及魚鳧，開國何茫然！爾來四萬八千歲，不與秦塞通人煙”﹔《峨眉山月歌》的清麗絕妙，“峨眉山月半輪秋，影入平羌江水流。夜發清溪向三峽，思君不見下渝州”﹔《早發白帝城》的輕鬆奔放，“朝辭白帝彩雲間，千裡江陵一日還。兩岸猿聲啼不住，輕舟已過萬重山”﹔《望天門山》的豪氣達觀，“天門中斷楚江開，碧水東流至此回。兩岸青山相對出，孤帆一片日邊來”……這一切都表明蜀地對詩人的重要，或者說，這些涉及蜀地的詩，是詩人對故鄉的一腔赤誠。

盛唐向中唐過渡的標志性事件是“安史之亂”。尚在亂中時，唐乾元二年（公元759年）冬，河南人杜甫從同谷（今甘肅成縣）陸路入蜀，到大歷三年（公元768年）從夔州水路出三峽，杜甫在巴山蜀水之間漂泊了約八年。有學者統計，杜甫在蜀地即成都、三台、閬中、樂山、宜賓等地寫詩470首左右﹔在巴地即忠縣、雲陽、奉節等地寫詩400首左右。《全唐詩》收錄杜詩1000多首，也就是說，杜甫在巴蜀寫就的詩，足足佔杜詩的2/3！而且許多都是名篇。如在蜀地寫的《蜀相》《客至》《茅屋為秋風所破歌》等，在巴地寫的《秋興八首》《八陣圖》《登高》等。在蜀杜詩，《茅屋為秋風所破歌》延續和加深了杜詩悲天憫人的偉大情懷，而《秋興八首》則堪稱近體詩律體的卓越典范。難怪杜甫也因此無不驕傲地講“晚節漸於詩律細”（《遣悶戲呈路十九曹長》），且“暮年詩賦動江關”（《詠懷古跡五首·其一》）。可以說，巴蜀成就了杜甫。

藝術史家唐林在研究王維的《蜀山棧道圖》時大致說明了王維入蜀行跡。其實，就算沒有王維的《蜀山棧道圖》，王維與蜀的關系都極為密切。王維有多首送友入蜀的詩，如《送嚴秀才還蜀》《送崔九興宗游蜀》《送王尊師歸蜀中拜掃》等。《送嚴秀才還蜀》中“別路經花縣，還鄉入錦城”句，可見詩人對成都的稔熟﹔《送王尊師歸蜀中拜掃》中，“大羅天上神仙客，濯錦江頭花柳春。不為碧雞稱使者，唯令白鶴報鄉人”的“濯錦”“碧雞”，可觀詩人對蜀地的人文、地理和典故的向往。王維精通梵語，又精通音樂，其五言特別是五言絕句的義、趣、樂，使他成為唐詩五言的“至尊”。

蜀地的開放和蜀人的交際，見証了大唐的開放和氣魄。

盛唐，或在盛唐與中唐交際時，還有一批詩人與蜀地有關。邊塞詩人岑參與杜甫厚誼，又與杜甫先后入蜀。而且與杜甫不一樣，杜甫屬寄人籬下，岑參則是堂堂嘉州刺史。因此，岑參在蜀寫了許多與蜀地人文相關的詩。如“先主與武侯，相逢雲雷際”（《先主武侯廟》），“文公不可見，空使蜀人傳”（《文公講堂》），“吾悲子雲居，寂寞人已去”（《揚雄草玄台》），“相如琴台古，人去台亦空”（《司馬相如琴台》）等。由於岑參的“北風卷地白草折，胡天八月即飛雪。忽如一夜春風來，千樹萬樹梨花開”（《白雪歌送武判官歸京》）等邊塞詩的“慷慨懷感”（辛文房《唐才子傳》），杜甫點贊“岑生多新詩”（《九日寄岑參》）。

安史之亂前后，高適、嚴武幾番入蜀成為封疆大吏。詩是唐的介紹信、是唐的官牒、是唐的標簽，《全唐詩》既錄有太宗、玄宗等李氏皇帝的詩，也錄有武周皇帝武則天的詩。高適、嚴武雖為地方高官，除與杜甫交好外，詩同樣精彩。如高適《人日寄杜二拾遺》“人日題詩寄草堂，遙憐故人思故鄉。柳條弄色不忍見，梅花滿枝空斷腸。身在遠藩無所預，心懷百憂復千慮。今年人日空相憶，明年人日知何處。一臥東山三十春，豈知書劍老風塵。龍鐘還忝二千石，愧爾東西南北人”。如嚴武《巴嶺答杜二見憶》“臥向巴山落月時，兩鄉千裡夢相思。可但步兵偏愛酒，也知光祿最能詩。江頭赤葉楓愁客，籬外黃花菊對誰。跂馬望君非一度，冷猿秋雁不勝悲”。

盛唐，唐詩的頂峰。在這一時期，李白、杜甫、王維等詩人與蜀地風雲際會，開創了中國文學史和中國詩史最為高光的時期，甚至可以說是后無來者的時期。

中唐 白居易、元稹、薛濤

在經歷了盛唐后，唐詩有過短暫的休眠期。白居易甚至認為這一時期“詩道崩壞”（《與元九書》）。到了通俗的、鮮活的詩風和詩意構建的“元白體”（陳寅恪語），唐詩面貌一新。中唐元稹、白居易、劉禹錫等的出現，唐詩重拾輝煌。而元、白、劉都與巴山蜀水有關連。元稹以監察御史赴劍南東川瀘州調查貪污案，白居易曾任忠州（今重慶忠縣）刺史，劉禹錫曾任夔州（今重慶奉節縣）刺史。

白居易於元和十四年（公元819年）的春天（一說元和十三年的冬天）來到忠州。入蜀途中，白居易寫有《自江州司馬授忠州刺史仰荷聖澤聊書鄙誠》《江州赴忠州至江陵已來舟中示舍弟五十韻》《夜入瞿唐峽》《題峽中石上》等，可見詩人對蜀地的某種喜愛和向往，至少不像貶謫江州時那般的淒惶與蒼涼。白居易在忠州近一年半時間（一說22個月），有詩120首左右（《全唐詩》錄白詩2000多首，為唐詩人最多者），比他在江州寫的詩少了許多，且沒有如《琵琶行》那樣的巨制，但寫的若干關於荔枝的詩，如《題郡中荔枝詩十八韻，兼寄萬州楊八使君》《重寄荔枝與楊使君，時聞楊使君欲種植故有落句之戲》等，則讓蜀地川江沿河的荔枝美名遠播，其中“紅顆珍珠誠可愛，白須太守亦何痴。十年結子知誰在，自向庭中種荔枝”（《種荔枝》）更是吟詠荔枝廣為人知的一首傳世佳作。

與白居易同科及弟的元稹入蜀，則成就了一段風流佳話。元和四年（公元809年）春天，新任監察御史的元稹出使劍南東川。入蜀后即寫下《使東川》十九首，其中一首“常年寒食好風輕，觸處相隨取次行。今日清明漢江上，一身騎馬縣官迎”，可見初及仕途的元稹何等意氣風發。為世人和后人傳誦的“曾經滄海難為水，除卻巫山不是雲。取次花叢懶回顧，半緣修道半緣君”（《離思五首·其四》），也可能是入蜀后寫的。當然，元稹與蜀地的風流佳話是《寄贈薛濤》：“錦江滑膩蛾眉秀，幻出文君與薛濤。言語巧偷鸚鵡舌，文章分得鳳凰毛。紛紛辭客多停筆，個個公卿欲夢刀。別后相思隔煙水，菖蒲花發五雲高”。元稹與薛濤是否有過面對面的會見，史焉不詳。但此詩即可表明，元稹對蜀中才女薛濤的欣賞和愛慕。同時表明，薛濤的才情有多麼了得。

元稹、白居易入蜀，“元和”詩風獲得了巴山蜀水的滋養。

《全唐詩》共收錄有薛濤詩80多首。在鬆州時，薛濤用花箋寫下《十離詩》，其中《筆離手》中寫道“越管宣毫始稱情，紅箋紙上撒花瓊”。看來，“紅箋”是薛濤的佳制和獨藝，也是薛濤的至愛和武器。“紅箋”，從此成為蜀地的詩意地標。薛濤與卓文君、花蕊夫人、黃娥，共稱“蜀中四大才女”，是中國詩史佳話。

劉禹錫在巴東寫下的若干首《竹枝詞》，雖然採自民歌，但因劉禹錫的改造，后成為宋詞、元曲的詞牌與曲牌。其中“楊柳青青江水平，聞郎江上唱歌聲。東邊日出西邊雨，道是無晴卻有晴”最為著名。

詩，既是詩，也是史。入蜀詩人和蜀地詩人共同見証了大唐由盛而衰的歷史，並將這一切以詩的方式留給了后世。

晚唐李商隱、溫庭筠、韋庄

現當代中國文學史大家鄭振鐸說“溫李”所開的一代詩風，為五代、兩宋的詞打開了天窗（《插圖本中國文學史·二》）。此說，至理。

凡略知唐詩的人都知李商隱的《錦瑟》：“錦瑟無端五十弦，一弦一柱思華年。庄生曉夢迷蝴蝶，望帝春心托杜鵑。滄海月明珠有淚，藍田日暖玉生煙。此情可待成追憶？只是當時已惘然。”李商隱詩，晚唐宋朝名重四方，尤自明清及后，地位越來越高。中國詩最有影響的選本《唐詩三百首》錄有李商隱詩24首。24首佔整個選本錄詩詩人的第四位，前三位分別是杜甫38首、王維29首、李白27首。他們前四位詩人都與蜀地聯系密切。以《錦瑟》為標識的“猜謎詩”，集大量且交錯的典故及典故的轉換衍生，奇絕瑰麗、纏綿悱惻、哀艷動人，李商隱詩成為中國詩史最重要的現象之一。在梓州（今四川三台）幕府的4年，是李商隱一生最為快意的歲月。李商隱置身於曾經羨慕的蜀地，寫下了大量的詩文。李商隱寫於蜀地的如《梓州道興觀碑銘（並序）》《劍州重陽亭銘（並序）》《唐梓州慧義精舍南禪院四証堂碑銘（並序）》等為蜀地留下了珍貴的文化遺存。“君到臨邛問酒壚，近來還有長卿無。金徽卻是無情物，不許文君憶故夫”（《寄蜀客》）。無論詩還是文，李商隱已經把自己當成了蜀人而自豪。

《花間集》錄溫庭筠詞66首。66首裡似乎找不到蜀的影像，但在《全唐詩》卷577至卷583裡，他卻有多首詩與蜀地相關。僅詩名就有“錦城”“利州”“新津”等。《錦城曲》甚至可以看成蜀地人文、地理、風俗的簡明集合。全詩是這樣的：“蜀山攢黛留晴雪，簝筍蕨芽縈九折。江風吹巧剪霞綃，花上千枝杜鵑血。杜鵑飛入岩下叢，夜叫思歸山月中。巴水漾情情不盡，文君織得春機紅。怨魄未歸芳草死，江頭學種相思子。樹成寄與望鄉人，白帝荒城五千裡。”溫庭筠除了詩在晚唐與李商隱並舉為“溫李”之外，在中國詩史上的更大貢獻，則是《花間集》。

凡識詞，無人不識溫庭筠！溫庭筠，詞與韋庄並稱“溫韋”。現代詞論大家夏承燾說，韋庄是“唐代的世家大族”。韋庄入蜀之前，以詩成名。韋庄經唐僖宗廣明元年（公元880年）“廣明之亂”后，寫下被一代史家陳寅恪譽為“端己平生諸作之冠”（《韋庄秦婦吟校箋》）的《秦婦吟》。因精彩絕倫的“內庫燒為錦繡灰，天街踏盡公卿骨”兩句，時稱韋庄為“秦婦吟秀才”。不過，韋庄對后人的影響斷不是他的詩作，而是他入蜀寫的詞。《全唐詩》收錄韋詩300余首，其中詞54闋。今天我們不太清楚溫詞與蜀地有多大相關，但可以肯定地講，韋詞多與蜀地相關。其中《清平樂》四闋、《河傳》三闋、《天仙子》五闋、《思帝鄉》兩闋等便是。《思帝鄉》其二的“春日游，杏花吹滿頭。陌上誰家年少，足風流。妾擬將身嫁與，一生休。縱被無情棄，不能羞”的這種情景，是唯有成都平原才有的現場和想象。前蜀武成三年（公元910年），75歲的韋庄壽終正寢於成都花林坊。無論從地理角度還是人文角度，作為一個象征，韋庄生命終結，標志著一個時代的結束，即唐詩的結束﹔同時標志著另一個時代的開啟：韋庄故去幾十年后，中國進入重文輕武的大宋，進入了以“溫韋”開創的宋詞的一代風流。

在晚唐，長安、洛陽兩京及整個中原處於戰爭和燒掠中。而此時的蜀地，或出於割據、或出於遠離中原，相對和平安定。此時蜀地的詩壇是異常活躍的。

得幸后蜀主孟昶的花蕊夫人，其詩被稱作“宮詞”，寫的卻並非都是后宮的哀怨和寂寥。清新和自然如“龍池九曲遠相通，楊柳絲牽兩岸風。長似江南好風景，畫船來去碧波中。春風一面曉妝成，偷折花枝傍水行。卻被內監遙覷見，故將紅豆打黃鶯”﹔真實與真情如“立春日進內園花，紅蕊輕輕嫩淺霞。跪到玉階猶帶露，一時宣賜與宮娃。才人出入每參隨，筆硯將行繞曲池。能向彩箋書大字，忽防御制寫新詩”等，可以想見詩人的才情和超然的趣味。倘若讀到“君王城上豎降旗，妾在深宮那得知。十四萬人齊解甲，寧無一個是男兒”（《述國亡詩》）這般的詩句，那就是李清照《夏日絕句》的前世了。

病逝於佛教石刻重鎮普州（今安岳）的司倉參軍賈島，《全唐詩》錄這位苦吟派鼻祖的詩約390首。其中多是賈在蜀地任上寫就。如《送雍陶入蜀》《送李傅侍郎劍南行營》《送朱休歸劍南》等。《題長江》寫道“長江頻雨后，明月眾星中”。此“長江”非今長江，詩裡的“長江”是遂州長江縣（縣治在今遂寧市大英縣）。“長江主簿”是詩人賈島科舉后貶外的第一個官職，長江三年，或許是詩人一生中最為逍遙的三年。因此，賈島被稱為“賈長江”，其詩集亦名《長江集》。

開宋朝一代文風的文壇領袖歐陽修稱贊鄭谷“兒時猶誦之”。可見多次入蜀的鄭谷的詩在宋初的地位。《全唐詩》錄鄭谷詩300余首，其中蜀地作詩40余首。如“細雨濕萋萋，人稀江日西。春愁腸已斷，不在子規啼”（《嘉陵》）﹔如“萬仞白雲端，經春雪未殘……會須朝闕去，隻有畫圖看”（《峨嵋山》）﹔如“蒙頂茶畦千點露，浣花箋紙一溪春。揚雄宅在唯喬木，杜甫台荒絕舊鄰”（《蜀中三首》其二）等。我們似乎可以說，晚唐詩歌的重鎮在蜀地，蜀地成了晚唐詩歌最后的輝煌。或者說：就晚唐一季，蜀地便留住了唐詩帝國的所有想象！

在唐，巴山蜀水，四川盆地，詩人麋集，光彩萬世。元人方回稱“陳拾遺子昂，唐之詩祖也”﹔宋人張端義稱鄭谷為“晚唐之擘”。陳氏與鄭氏，一唐初、一唐末，一“唐之詩祖”，一“晚唐之擘”。唐詩於蜀，蜀地之幸﹔蜀地於唐詩，唐詩之幸！（劉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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