馬球在中國古代曾興盛於唐宋，至清代湮沒。如今，世界馬球運動仍風靡，而我國也於2008年將馬球列入第二批國家級非物質文化遺產名錄。四川日報制圖/龔武

最近幾天，比盛夏更火熱的是東京奧運會賽場，中國健兒摘金奪銀讓屏幕前的觀眾不時激動叫好。而此時，在金沙遺址博物館，也有一場精彩的唐代體育競技在“上演”，馬球、蹴鞠、投壺、雙陸……“回望長安——陝西唐代文物精華展”於7月30日正式開幕。展覽集結了陝西省包括陝西歷史博物館、昭陵博物館、法門寺博物館等在內的7家文博單位和成都蜀錦織繡博物館的120件（套）館藏珍品，甚至包括曾經轟動國內外的何家村窖藏和法門寺地宮遺寶。

本次展覽的執行策展人蔡經緯介紹，與以往強調王公貴戚文治武功、宮廷生活的展覽不同，“回望長安”注重唐代的市井文化和流行風尚，展現當時的多彩生活。在此次展覽上，可以看到“置酒張燈促華饌”的城居日常，“雲髻明珠映羅裙”的華服美飾，“走馬飛鷹霓裳舞”的文娛之盛，以及“長安絲路東西風”的對外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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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唐代有奧運馬球冠軍應無旁落

東京奧運會上，馬術比賽是小眾項目。而在唐代，起源於波斯的馬球風靡全國，成為民眾廣泛參與的體育活動。

據記載，唐中宗時期，皇家球隊連輸吐蕃球隊數場。此時，還是臨淄王的李隆基率領虢王李邕、駙馬楊慎交、武延秀等人請纓再戰，李隆基身手尤其敏捷，左沖右突，風馳電掣，所向無敵，吐蕃終於落敗，唐中宗龍顏大悅。到了唐玄宗在位期間，馬球已經享有國球的地位，民間也會搭起高台，登台表演踢彩球等。

此次展出的展品中，有一件出土自西安市長安區韋泂墓的國家一級文物彩繪打馬球俑，它刻畫的是球員翻身上馬的瞬間，雖然馬是站定的，卻仍然富有動態感。

除了馬球，狩獵也是唐人最鐘愛的活動之一，據《新唐書》記載，齊王李元吉曾曰：“我寧三日不食，不可一日不獵。”

唐代皇室貴族狩獵時還常攜帶鷹、犬、獵豹、猞猁等動物作為狩獵助手。《新唐書·百官志》提到：武則天聖歷年間（公元698-700年）設置閑廄使，“閑廄使押五坊，以供時狩：一曰雕坊，二曰鶻坊，三曰鷂坊，四曰鷹坊，五曰狗坊”。五坊位於大明宮東內苑，專職皇宮中狩獵動物的飼養和訓練，反映出當時使用助獵動物狩獵之風尚。

此次展覽中，有一件三彩胡人騎馬帶犬狩獵俑，它出土於章懷太子（李賢，武則天二子）墓。這隻獵犬蹲踞在胡人身后的馬背上，警覺地仰頭和主人注視同一個方向，好似發現了獵物一般。與該俑構成“姊妹俑”的，還有一件彩繪騎馬帶猞猁狩獵胡女俑（本展未征集），猞猁極少有被馴養的記載，由此可見當時狩獵的成熟。

除了陶俑，一些壁畫上的歷史圖案也與文獻互相佐証，有賴這些壁畫，如今我們依然可以看到當時唐人馴豹、架鷹馴鷂等場景。

在開放的社會風氣影響及統治者的大力

倡導下，唐代長安人的文體生活十分豐富，勇猛激烈的打馬球、角抵等體育活動，曲調優雅的宮廷樂舞，矯健剛勁的胡騰舞，以及圍棋、投壺、雙陸等博弈活動，無不反映出唐人健康向上、積極樂觀的精神風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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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國來朝萬商雲集國際都會氣象不凡

如果穿越到唐朝，你在朱雀大街、東西市看到奇裝異服、高鼻深目外國人的幾率，可能不比今天在北京的王府井、長城看到金發碧眼外國人的幾率低。

蔡經緯介紹，在長安城裡的外國人大致分五類：首先是參政做官的。唐王朝從中央政府到地方州縣，都有外國人或異族人擔任官職，用人政策“兼容並包”，據不完全統計，高峰時在唐朝任官的外國人有三四千人之多。其次，唐朝開疆拓土及平叛定難，提拔與重用了眾多“藩將”，他們肩負著內護京師、外備征御的重任。第三則是外貿商人。唐朝早在貞觀元年就開放了關禁，並對通商貿易採取輕稅保護措施，長安城內胡商聚市，熱鬧非凡。第四是傳播宗教的。最后則是留學習業的。唐朝經濟強大、文化繁榮，一批批外國學子泛海越嶺來到長安求學習業，唐文化也通過他們傳播到世界各地。

此次展出的唐章懷太子墓壁畫《客使圖》，畫面中共有6位人物，前三位是唐朝鴻臚寺官員，均穿著初唐時期的朝服。后面三位，為首一人濃眉深目，高鼻闊嘴，身穿翻領紫袍，推斷應是來自東羅馬的使節﹔中間一人面龐豐圓，頭戴尖狀小冠，身穿寬袖紅領白短袍，推斷是來自朝鮮半島的新羅國使節﹔最后一位頭戴翻耳皮帽，身著圓領黃袍，腰間束黑帶，外披灰藍大氅，著裝與當時我國東北靺鞨族相似。

人的往來必然帶來物品的交流。在展品中，一盞出土於長安區焦村的琉璃瓶顯得頗為另類，瓶高11厘米、腹徑9厘米、底座3.5厘米。玻璃，在唐代也被稱為“琉璃”。隨著絲綢之路的繁榮，大量精美的玻璃制品從羅馬和波斯來到中國，玻璃器在唐代得到極大發展，數量大大超過前代，有碗、盤、瓶、珠等多種器型。這件琉璃瓶呈球形，淺綠色透明，瓶口為管狀、中空與瓶身相連，瓶身飾有數個凸邊凹心的圓形，造型獨特。

唐代詩人韋應物在《詠琉璃》中寫道：“有色同寒冰，無物隔纖塵。象筵看不見，堪將對玉人。”可以想見，晶瑩剔透的玻璃器皿在當時異常珍貴，多為皇室貴族所有。

除了琉璃器，大量分屬粟特系統、薩珊系統以及羅馬-拜佔庭系統的西方金銀器流入中國，在器形、紋飾方面對本土金銀器及陶瓷器的制造產生了極大影響。比如，粟特金銀器以帶把杯和金花銀盤最為典型，帶把杯側腹有各種形制的鋬把，杯體器壁內弧、下腹部斜折。西安何家村窖藏出土的伎樂紋八棱金杯，則幾乎照搬了上述特點，而現藏陝西省考古研究院的一盞白釉杯也在傳統杯盞的基礎上加了一個圓形把手。

最具代表性的薩珊式器物是伊朗高原的一種橢圓形長杯，邊緣做成四曲、八曲或十二曲等多曲花瓣狀口，又被稱為多曲長杯﹔把日用器皿巧妙地塑成動物形象，也是波斯薩珊金銀器的風格之一。陝西西安何家村窖藏出土的鎏金海獸水波紋銀碗的碗口也是多曲花瓣狀，陝西西安南郊唐墓出土三彩象首杯把大象的鼻子部分做成杯子把手，二者都有較強的裝飾性，在設計感和整體風格上體現了薩珊器物的特點。唐代高足杯的造型（類似如今喝紅酒的高腳杯），則受到了羅馬—拜佔庭文化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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漢人胡服、女扮男裝展示開放精神

唐代服飾在中國古代服飾史上起著承前啟后的作用。這一時期的服裝分祭服、朝服、公服、常服四種，其中前三種為禮服，是傳統漢族服裝﹔常服則是在北方及西域少數民族的影響下形成和發展而來。由於當時開放的社會風氣，唐代女子服飾的款式、面料都極為豐富，著男裝、胡服也是當時女服的風尚。

在“回望長安”展上，彩繪胡服騎馬俑、彩繪釉陶胡服男俑、彩繪男裝女俑、胡帽女騎馬俑、彩繪釉陶騎馬女俑等一組展品，集中、生動地展示了唐代漢人著胡服的情況。

胡帽女騎馬俑，緊窄纖長的形制呈現了唐初期婦女服式的審美偏好，他們穿的是典型的胡服胡帽。唐末的江都主簿劉肅在《大唐新語》卷九曾提到，長安市上“漢著胡帽”，可見胡帽已被廣為接受。

而彩繪釉陶騎馬女俑，騎馬的婦人戴的是一頂緊緊包裹住頭發和頸部的帷帽，它其實還有一個“姐妹俑”，這個俑上的婦人則在帷帽之上又戴一頂笠帽，幾乎沒有裝飾的素面帽子，是以防風沙、遮陽的實用功能為主。

唐代的女子享有較高的社會地位，敦煌曾出土一份離婚協議讓人們看到那時的女子是享有“離婚自由”的。此外，女子當官、社交、從事體育運動，在各方面展示風華。

更為生動的是兩個身著男裝的女俑，二人一個梳著朝前的發髻，一個是八字形發髻，臉龐豐潤、扭著腰肢，姿態神情自信且悠然自得，雖為女人身姿，卻穿的是上衣下裳連在一起的男性袍服。女性敢於打破“男女不通服”的傳統禮法限制，大膽追求服飾的自然美，說明唐代社會環境相對寬鬆、自由。

值得一提的是，除了融合外來因素，唐代的服飾已普遍使用熨斗熨衣，唐代詩人王建的“每夜停燈熨御衣，銀熏籠底火霏霏”，便是對當時熨衣場景的描繪。在唐代張萱《搗練圖》中，熨練者手持的木柄金屬勺狀熨斗，與本次展出的三彩熨斗造型極為相似，是唐代常見的熨斗造型。除金屬熨斗外，唐代還流行瓷熨斗。

回望長安，充滿著濃厚的生活氣息和勃勃生機。回望長安，它是一個帝國的終章，也是繼往開來者的序曲。（四川日報全媒體記者吳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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