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愛月夜，但我也愛星天。從前在家鄉七八月的夜晚在庭院裡納涼的時候，我最愛看天上密密麻麻的繁星。望著星天，我就會忘記一切，仿佛回到了母親的懷裡似的……”《繁星》，一代文學巨匠巴金的經典之作，寫於1927年他赴法留學的途中。那時，他離開家鄉成都已四年。

九十四年后的今天，巴金不會想到，會有人來到他的家鄉，看他看過的繁星，望他望過的星天——7月26日，吉林廣播電視台大型活動中心攝制組走進成都，進行系列紀錄片《巴金》的拍攝。此前，該攝制組已歷時兩年，在法國、俄羅斯、日本，以及南京、上海尋訪拍攝，而成都是重要的最后一站。在成都，他們用鏡頭追尋巴金的家鄉足跡，在離巴金最近的地方，觸摸巴金決然啟程，奔赴星辰大海的蕩氣回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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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究竟是怎樣的模樣

尋找雙眼井旁那座“李家公館”

據了解，系列紀錄片《巴金》共計8集，每集30分鐘，由吉林廣播電視台大型活動中心攝制，著名紀錄片導演海天掌鏡。

生於斯長於斯。成都就是巴金筆下那個看繁星的家鄉，從1904年出生到1923年出走上海，巴金在此生活了19年，所以，踏尋巴金這19年的成長歲月是攝制組來蓉最迫切的心願。

熟悉巴金的讀者都知道，巴金故居就在成都市正通順街，但已於1971年拆除。巴金在世時，一直不贊成在成都重建故居。據四川省文聯名譽主席、巴金文學院顧問、巴金侄子李致回憶，1985年省作協給省委省政府寫了報告，要求恢復巴金故居，省委同意並成立了籌備小組。這時，巴老給李致來信了。“我想談談故居的事，一直沒有工夫寫出來。我的意思就是：不要重建我的故居，不要花國家的錢搞我的紀念。旅游局搞什麼花園，我不發表意見，那是做生意，可能不會白花錢。但是關於我本人，我的一切都不值得宣傳、表揚。”

沒有故居，但巴老說過：“隻要雙眼井在，我就可以找到童年的路。”雙眼井，就在離巴老家院門不到20米的地方，如今作為歷史遺跡保留在原處。1987年，巴老最后一次回到家鄉，特意去看了雙眼井，情不自禁發出了上面的感慨。

當攝制組將鏡頭對准雙眼井時，仿佛看到了童年來時路上的李堯棠（巴金本名）……

因為巴老的堅持，成都沒有故居，但有文學院。那是在1993年，省作協代表大會上，重慶市作協主席黃濟人提議把四川文學院改名為巴金文學院，全體代表一致鼓掌通過。“巴老知道文學院改名時，木已成舟，無法推脫，隻表示不同意設巴金文學獎，建議設沙汀文學獎、艾蕪文學獎。”李致回憶道。

如今的巴金文學院，位於龍泉驛區。在這裡，攝制組終於得見雙眼井旁那座“李家公館”——文學院一樓的展廳，復原了巴金故居。據巴金文學院院長趙智介紹，這座故居也是小說《家》中高公館的原型。“故居坐北朝南，是五進三重的磚木平房建筑，包含大廳、堂屋、桂堂和院牆，在桂堂天井裡有兩株桂樹，大門在中線東側，從南到北總長80米。出大門右邊是雲南會館，左邊的院落曾居住過明代四川布政使張爾嘉。”的確，李家公館被巴老多次寫進《家》《憩園》等文學作品裡。“李家公館門口的石獅子、石缸和‘國恩家慶，人壽年豐’的木對聯，和小說《家》裡的高公館一模一樣。正如巴金先生回憶的：‘把《激流》裡的住房和《憩園》裡的花園拼在一起，那就是我的老家。’巴金先生還在《關於家》一文裡描繪了李家公館花園秋天和春天的美景。”趙智如是說。

在復原故居的旁邊牆壁上，懸挂著這樣幾張照片，相信紀錄片播出后，能讓觀眾了解到巴金真正的“家”是什麼模樣。左邊照片裡的是李家公館大門，右邊是1956年上海電影制片廠拍攝電影《家》中的高公館。可以發現，僅僅從大門比較，真正的李家公館比電影裡的高公館規模更宏大，裝飾更精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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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響巴老人生道路的

除了父母兄長，還有轎夫和二叔

雖然巴老在上海武康路113號居住了半個世紀，但攝制組要找尋的巴金的幼年、童年和少年那些珍貴的成長足跡，卻隻在成都。

巴老在《我的幼年》裡所說：“是什麼東西把我養育大的？……最先在我腦子裡浮動的就是一個愛字……父母的愛，骨肉的愛，人間的愛，家庭生活的溫暖。”那麼，巴金的父母是誰？家庭生活的溫暖來自何人？通過一張張照片，一封封家書，攝制組在巴金文學院找到了答案。

鏡頭穿越時空，走進李家公館，觀眾得以見到巴金的父親李道河，這個曾在四川廣元做過兩年知縣，1911年辭官回到成都，在巴金回憶裡非常和善的男子，對文藝有著特殊的興趣，他既喜歡傳統的京戲，也為晚輩編寫過新劇本，觀看兒子們演出時常常哈哈大笑﹔母親陳淑芬，一個傳統的大家閨秀，有“一張溫和的圓臉”和“常常帶笑的嘴”。母親也是先生的文學啟蒙老師，每天晚上給兒子們誦讀《白香詞譜》。《白香詞譜》由清朝嘉靖年間的舒夢蘭編選，收錄了從唐朝到清代的詞作一百篇。正是母親，引發了幼年巴金對於文學的興趣，成為他日后選擇文學道路的一個重要原因。

巴金兄弟三人，大哥李堯枚，二哥李堯林。大哥李堯枚支持巴金去上海、南京和法國巴黎求學，也支持巴金以封建家庭為素材創作小說。最初名為《春夢》，在報刊上連載時改名為《激流》，1933年開明書店正式出版單行本定名為《家》。但就在報刊連載的1931年，大哥因不堪生活重擔而自殺，留下了兩歲的兒子，也就是如今在成都安度晚年的李致﹔二哥李堯林，在天津南開中學擔任英語教師。大哥離世后，二哥承擔起照顧家族的重擔，每個月都把自己的一半收入寄回四川，另外再拿出一些補貼三弟巴金。由於生活困頓和情緒低落，李堯林終生未婚直至1945年病逝……

如果說兩個哥哥的故事，多多少少通過巴金的作品對外界有所交代，而攝制組在此拍下的兩個對巴金人生道路產生重要影響的人則鮮為人知了——轎夫老周和二叔李華封。巴金幼年時經常去廚房幫佣人燒火，因為沒有經驗，隻會把木柴大把地塞進爐灶裡，結果常常因為爐灶裡缺乏空氣把火弄滅。老周語重心長地告訴他：“火要空心，人要忠心。”這句話讓巴金印象深刻，並把老周視為一生中最敬重的老師之一。二叔李華封是一名律師，有一定的古典文學根底，曾為巴金兄弟講解《春秋左傳》和《聊齋志異》。在講解《聊齋志異》裡的《席方平》故事時，告訴巴金“席方平講真話受到嚴刑拷打，講假話倒放掉了﹔然而他還是要講真話，他就是有骨氣”。可以說，這奠定了巴金“講真話”的人生信念和文學信仰，晚年還專門寫了《懷念二叔》作為紀念。

巴金曾在一篇文章裡回憶說：“我穿過那些空蕩蕩的房間，我走過一個個天井，我仿佛還聽見舊時代的聲音，還看見舊時代的影子。天色暗淡起來，我沒有在門房裡停留，也不曾找到我少年時期常去的馬房，我匆匆地離開了這個把夢和真、過去和現實混淆在一起的老家，我想，以后我還會再回來。”他定居上海后，五次返回成都，尋夢、創作、會友、看戲……在1987年10月最后一次返鄉后，83歲的巴老感慨不已，在給親人的信裡說“仿佛做了一個美好的夢。我返川是為了還債，可是舊債未還清，又欠上了新債。”之后他多次說起“我哪裡都不想去了，隻想再回一次成都”。遺憾的是，這個願望再也沒能實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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塑像、家書和校園

展示巴金的內心讀懂老人的鄉愁

在導演海天的朋友圈裡，分享了在上海的巴金故居裡的雕像，他很虔誠地感嘆：“先生的微笑。”而在成都，同樣有一座雕像，給攝制組留下深刻印象而被錄入鏡頭。

陳列在巴金文學院的塑像，是巴金的晚年塑像。上海故居裡，巴金的雕像站著，而巴金文學院裡的塑像，巴老是端坐於椅上的。這尊青銅塑像由四川著名雕塑家譚雲於2003年為慶祝巴金先生百歲壽辰而創作，比上海故居裡的站立雕像落成早16年。塑像身后的漢白玉牆壁上，鐫刻著巴金先生的手跡：“講真話——把心交給讀者。”攝制組特別拍下了這段話，並通過採訪巴金文學院的工作人員，了解到這句話的來龍去脈：1991年，全國青年作家創作會議在北京召開，時任中國作家協會主席的巴金因年事已高未能參會，他應大會之邀題寫了這句格言。它凝聚了巴金畢生的文學追求和創作信仰，寄予了老一輩作家對青年們的殷切希望。

攝制組還將巴金侄子李致捐贈的263件巴金書信手稿復制件收入鏡頭。263封信中，有259封都是巴金寫給李致的。還有四封，是李致的父親、巴金深愛的大哥李堯枚寫給巴金的。文壇周知，巴金除了創作和翻譯外，還寫了大量的信件。20世紀80年代后期，巴金曾表示要用通信來表達自己的觀點。這263封信件，展示了他的內心世界，也展示了一代中國知識分子燃燒的靈魂。

除了巴金文學院，與巴金有關的巴金小學、名園覺慧等也被攝制組一一記錄。在雙眼井旁邊，有一所東城根街小學。1991年，學校舉辦“尋訪家鄉的名人”活動，很多學生不約而同地給巴金先生寫信。1992年3月8日，病中的巴老親筆回信給學生們說：“親愛的小鄰居們，你們沒有想到你們給了我多大的安慰和溫暖……你們讓我看見美麗清潔的雙眼井。你們真是我的好鄰居，你們又把我的心引到了我念念不忘的家鄉。”從此，東城根街小學的學生們開始了和巴金先生的交往。2008年11月25日，在巴老誕辰104周年的紀念日，東城根街小學正式更名“成都市巴金小學”，學校以巴老的“說真話，做好人”作為校訓，以巴老1942年給侄兒的題詞“讀書的時候用功讀書，玩耍的時候放心玩耍，說話要說真話，做人要做好人”作為學生誓言。

為了紀念巴金，成都市的百花潭公園裡，還有一座以《家》《春》《秋》中對於高家公館的建筑和園林的描繪為基礎，修建的一組川西民居風格的仿古建筑，以《家》的主人公覺慧的名字命名為“慧園”，裡面的建筑設計和陳設植被均遵照小說中的高公館，做到了處處有來歷，絲絲皆入扣。在慧園門前的小廣場上，安放了一尊巴金先生的青銅全身塑像，著名書法家啟功親筆題寫了“慧園”匾額，著名作家冰心題寫了“名園覺慧”石碑，著名作家馬識途題寫了楹聯“巴山蜀水地靈人杰稱覺慧，金相玉質天寶物華造雅園”。1987年10月19日，慧園主體建筑初步竣工時，恰是巴金最后一次返鄉，他專程前往參觀，后來又贈送了許多物品用於展覽陳設。

□四川日報全媒體記者 肖姍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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