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網成都5月18日電 （郭瑩）一線戰“疫”96天。5月16日凌晨1點20分，“重症八仙”之一，四川大學華西醫院重症醫學科主任、四川省國際醫學交流促進會重症醫學專委會主任委員康焰從哈爾濱乘飛機返蓉。走下舷梯的那一刻，他有種如釋重負的感覺。連續三個多月的一線奮戰，神經持續高度緊張，此刻他將迎來徹底的放鬆。
武漢奮戰60天，回蓉休整僅3天，康焰便接到國家急招，隨即轉戰綏芬河、牡丹江。在黑龍江，康焰和國內其他幾位重症專家一道，堅守至牡丹江醫學院附屬紅旗醫院最后4例境外輸入新冠肺炎確診病例治愈出院，實現初期定下的“輸入病例零死亡，醫護人員零感染”的目標。
回到成都，睡了一個整覺，次日上午，在都江堰的隔離酒店，康焰便開始著手推進科室常規工作。在他看來，隔離只是換一個地點，換一種方式工作，“華西醫院的門診、急診病患接待早已恢復正常，所有科室都在按部就班開展工作，現在醫院事情很多，停不下來。好在現在技術發達，很多事情可以借助遠程平台來展開。”
休息間隙，人民網四川頻道記者通過遠程視頻連線與康焰進行了短暫對話，還原了他戰“疫”三個多月以來的點點滴滴。
從“遭遇戰”到“阻擊戰”
胸有成竹再戰綏芬河
當綏芬河輸入性病例增加的消息不斷傳來，康焰就有所預感，自己有可能會被再次抽調。多年從事重症醫學工作的人對於突發公共衛生事件、突發自然災害總是保持著警惕性，隨時做好出征的各項准備，“實際上，我自己也想過去看看”。
時間緊迫，甚至來不及跟妻子詳細說明，4月11日上午，康焰接到國家衛健委指令，下午便飛赴黑龍江。妻子王曉是華西醫院的一名醫生，對丈夫這樣的“不辭而別”已經見怪不怪。“突發事件的醫療工作成效評估原則，是如何降低死亡率，提升救治率。所以這種時刻，我們一定會沖在最前面，對此我相信我愛人是理解的。”
在康焰看來，擁有了前期武漢戰”疫“的經驗和診療方案，面對綏芬河的疫情，整個醫療團隊無論是從診療方案、醫療物資准備、救治經驗等方面都比過去准備更充分，這對救治工作的科學有效起到了主導作用。
“綏芬河的情形和剛去武漢的時候很不一樣，如果說在武漢初期，醫護救援人員面臨的是一場‘遭遇戰’，那麼在綏芬河、牡丹江，我們所遇到的就是一場‘阻擊戰’。”
康焰說，武漢抗疫初期，疫情的突發、短期內患者數量急劇增加、防護設備供應不足、當地醫護救治團隊顯得有些措手不及甚至出現焦慮情緒。后來，在全國各地的醫療隊抵達武漢之后，很快時間內，整個救治過程變得井然有序，一周之內，新冠肺炎患者死亡率大幅下降，救援方案也迅速形成。
到了支援綏芬河的時候，我們對當地的救援態勢更是胸有成竹。“當地重症病例有多少，救治方案有幾種，物資儲備夠不夠，需要多少床位，需要多少醫務人員參與救治……這些情況都能得到准確預估。”
康焰曾參與5.12汶川大地震”、“4.14玉樹地震”等一系列突發公共衛生事件和突發重大安全事件應急醫療救治工作，具有豐富的應急救援經驗。在他看來，近年來國家疾病預防控制體系的快速發展，針對重大應急事件的救治體系的顯著進步，推進了整個戰“疫”工作的有序進行。國家相關管理部門、行政部門在這方面理念一直在發生變化，我們可以看到，在突發事件中，政府的反應的速度越來越快，救治的范圍越來越廣，救治強度越來越高，救治效果也越來越好。”
“國家針對新冠肺炎的診治方案快速從第一版更新到第七版，新冠肺炎重症救治指南和專家共識也快速更新到第三版，這些變化都對控制武漢當地的疫情起到了決定性的作用。而當綏芬河發生疫情的時候，這些經驗和診治方案也給我們很大的啟示。”
避免醫療隊“單打獨斗”
實現治療“一盤棋思維”
最高峰時期，支援武漢大學人民醫院東院區的援鄂醫療隊數量達到了21支。作為該院聯合專家組組長，康焰有一個重要的工作就是整合各醫療隊的優質資源，聯合成立多個醫療救治小組。集合來自全國各地的醫療隊伍的力量重點突擊重症病患疑難問題。
“一方面，我們要實現所有患者接受規范化同質化的治療，那麼每一個團隊都能得往同一救治理念、標准和目標靠攏，確保整體治療質量的統一﹔另一方面，根據患者自身條件，比如年齡，合並症狀復雜程度，我們需要挑選適合的醫療專家，制定針對患者本身情況的專屬醫療方案，給他們精准化的治療。”
康焰和團隊離開成都時，帶去了一套重症救治MDT遠程會診系統。此前，華西醫院重症醫學科已經在學科聯盟內使用這套系統多年，通過MDT遠程會診平台，華西醫院能實現與省內80多家醫院多學科專家遠程會診、案例討論。考慮到新冠肺炎的特殊性，在武漢東院區，康焰所在的四川第三批援鄂醫療隊在不同院區不同病區之間架設了這套會診平台，每天下午，東院救治隊伍和華西醫院之間都會展開遠程多學科常態會診。通過會診，重症醫師與多個專業的醫生一起討論，從不同角度來優化治療方案，最終改善重症病人的治療結局。
新冠肺炎重症患者往往伴隨有基礎疾病，且合並症嚴重，救治過程中除了密切的器官功能監測與精准、恰當的器官功能支持措施外，原發病與合並症的治療也非常關鍵。鑒於這樣的情況，四川第三批援鄂醫療隊隊員也偏向於“復合型”，醫療隊隊員全部來自四川大學華西醫院，主要涵蓋重症醫學科、感染科、呼吸科等專業，同時還根據疫情和患者人群分布特點，特別配置了老年醫學科、腎臟內科、心血管內科、呼吸治療師、風濕免疫科、中西醫結合科及心理、營養科等人員，甚至是制氧方面的專家。
重症醫護團隊對重症病人進行密切監測和支持，其他多學科專家從不同角度對治療方案進行優化，集中大家的力量，使重症病人取得較好治療效果。“最終實現物盡其才，人盡其用，形成了‘一盤棋’思維”。
關口前移、分層分級
最大程度緩解救治壓力
康焰總結兩次戰“疫”過程中病患救治成功率提升的因素：一是分層分級救治，實現對疾病的早診斷，早隔離和早控制，防止它進一步擴散傳播﹔二就是實現重症救治關口前移。
重症醫學領域一直流行著一句話——“沒有突然出現的病情變化,隻有突然發現的病情變化”。在整個救治過程中，康焰及所屬醫療團隊成員始終將這句話作為救治一項原則。
“一個病人不會無來由地出現病情加重，此前一定會有相應的蛛絲馬跡，這個時候，實施分層分級診療，將治療關口前移就變得非常重要”，康焰說，在防控過程中，從普通型病例就開始介入，評估輕型、普通型患者轉化成重型、危重型的可能性，提前運用重症治療的手段給輕型、普通型患者進行氧療和支持治療，這樣以來，就避免了病情轉重，減輕了救治壓力。”
在武漢，康焰和他帶領的130多人的援鄂醫療隊實施了‘分級-救治’救治策略，按照患者病情的嚴重程度，把病區細分為綠區、黃區和紅區。根據不同區域的患者制訂不同的醫療和護理方案。這樣一來，整個醫療隊完成了原本需要300人才能做到的工作，不僅對重症患者進行了及時有效的控制，也節約了人力物力資源的投入。
在黑龍江，整個救治策略則體現了‘篩查-分級-救治’這一過程：綏芬河市人民醫院主要收治新冠肺炎無症狀感染者，大部分新冠肺炎確診病例則集中轉移到牡丹江市救治。其中，重型、危重型患者被轉至牡丹江醫學院附屬紅旗醫院，輕型、普通型患者則由牡丹江康安醫院收治。康焰和中山大學附屬第一醫院重症醫學科主任管向東、武漢同濟醫院呼吸科主任趙建平並肩坐鎮紅旗醫院，和后續趕到的國家專家組成員馬曉春、楊毅等教授一起，共同救治這些重型、危重型患者。這樣以來，避免了病人病情加重后才被送入ICU搶救，真正實現了重症治療的“關口前移”。通過醫務人員的共同努力，當地許多重症、危重症患者病情很快就得到了穩定。
重症醫學發展向好
醫院應建立“平戰結合”的救治體系
近年來，我國重症醫學學科發展健康、迅速。在康焰看來，經歷此次疫情后，未來該學科發展也會迎來更多的助力。
“發展重症醫學專業，首先是重視重症救治力量的擴展，其次是注重重症救治隊伍整體素質提升，綜合起來，就是要注重對重症醫療隊伍的培養。”康焰說，國家目前已經把重症醫學住院醫師規范化培訓納入了國家培訓計劃中，這代表我們國家對這一領域的高度重視。“我們希望從醫學生一走進臨床開始，就給他們一個選擇重症醫學的機會，給他們開通渠道，相信未來會有更多的優秀醫生加入到我們團隊中來。”
在採訪中，康焰提到了公立醫院實現“平戰結合”這一發展模式，他認為重大傳染疾病的的防治必須是“防治結合，以防為主”。但在日常就必須重視重症救治力量的積累和預案建立，當應對突發事件時，才能實現更好的救治。
在重症醫學領域專注數十年，康焰對這個職業懷有很深的感情。“網上對我們有很多贊美，其中一個就是“最美逆行者”，在我看來，這樣並不是逆行，像消防隊員，發生嚴重火災的時候，他們也是義無反顧地向前走。當突發醫療衛生事件發生的時候，我們奔赴前方，也只是朝著目標進發而已。
人民網：目前，國內面臨著境外輸入患者急劇增加，有部分地區也出現了聚集性疫情。老百在工作和生活方面現在如何做好防護？您在這方面有沒有比較好的建議？
康焰：從整體來看，現在我們國家可以說取得了決定性的勝利，雖然還有一些部分的地區還有一些病例的出現，而且從基本上全國的也都是降到了低風險，各地逐步開始復工復學 。
總體來講，我覺得公眾沒有必要對新冠疫情還存有恐懼心理。但是基本的預防原則還是需要堅持展開。比如勤洗手、保持一定的社交距離、在公共場合或人群聚集的地方要佩戴口罩。
當然，我們還要從自身考慮，一定要注意休息，保持愉快的心情。病毒是一個自限性的疾病，它之所以會自限，是因為病毒侵入了人體以后，最終會被我們人體自身的免疫系統清除出去。所以，人類的情緒會影響免疫功能，大家要注意休息，少熬夜，規律作息，有助於恢復免疫系統的健康穩定，對預防疾病有很好的幫助。
人民網：四川第三批援鄂醫療隊在解除隔離當天拍了一張合照，因為當時您已經去了綏芬河，您的同事就專門為您留出了空位，您當時知道這件事情后有什麼感受？
康焰：回成都隻呆了三天我就去了黑龍江，而我們團隊的成員是在完成14天的隔離后才拍下這張照片的。他們為我預留位置的事情我也是從新聞報道上得知的，第一感覺就是好溫暖，所以我在第一時間就給領導和同事發了感謝的信息。
華西這個團隊，可以用一家人來形容。從武漢回來，家裡誰都沒有缺，最后一個都不少的完好無損地回來了，對這樣的結果我感到很驕傲。對這個團隊最大的感受就是大家價值觀是一致的，雖然去到黑龍江隻有我一個人，但是我真的覺得自己不是一個人在戰斗。我們團隊的同事，得知我要過去之后，紛紛請戰說自己可以再戰黑龍江。那個時候，我真的覺得我們整個醫療團隊和國家是緊密聯系的，一想到背后有這些隊員的支持，我就覺得有力量。
其實在黑龍江的時候，我有時間就會看看援鄂醫療隊微信群裡大家的狀態，看到大家在隔離期間已經逐步回歸日常生活，在隔離酒店參與各項興趣活動，甚至看到他們熱烈討論醫護人員在哪些地方可以得到專屬優惠，哪些地方吃火鍋可以免單，當他們開心討論這些的時候，你也會不自覺地跟著高興。
其實我個人感覺在整個救治過程中，我們華西援鄂醫療隊的整個運作都是十分順暢的。因為我們來自同一個醫院各個科室，平時已經形成了默契的合作模式，工作習慣和工作規范也已經形成統一。因此在救治工作的推進過程中，很少遇到問題。即便有時候有些人員有一定的工作調整，也能很快適應。
有時候，我覺得自己真正被感動的不僅是同事們專業上的付出，而是我們的團隊精神。舉個例子，准備離開武漢之前，每一個援鄂醫療隊都要在武漢東院種一棵代表醫療隊的小樹。我們醫療隊種下的小樹叫做“蜀你最美”，這棵樹種下的頭天晚上，武漢風雨交加，第二天我們起來看到很多醫療隊的樹都倒下了，隻有我們隊的樹比較堅挺。后來我才知道，前一天晚上，華西隊凌晨下班的幾個小姑娘，看到樹倒下了，憑她們的一己之力，在風雨中將這顆樹重新扶起來。那時候他們剛下班已經精疲力盡，還能做出這樣的事情，我覺得這就是一種團隊精神。
人民網：在武漢，有沒有令你印象深刻的事情？
康焰：其實在整個這次救治過程中，很多值得牢記在心的事情。我是做重症醫學的，每天和生死打交道，時間久了，也不是很容易被感動。但是在武漢，我真實體會到了什麼叫做“全民戰疫”。
華西援鄂醫療隊在武漢東院有130多個人，他們的衣食住行等后勤保障工作非常繁重。當地社區、酒店盡力給我們做好保障，免去我們的后顧之憂。印象比較深刻的就是當時醫護人員上下班，因為當時武漢沒有任何公共交通，政府專門為我們准備了兩輛公交汽車。來自當地公交集團的駕駛員自願接送我們，經常一等就等到凌晨兩點、三點。
最開始當地的公交系統給我們排的接送班次都是固定的，有十幾趟。到最后，考慮到我們的實際需求，這個排班完全被打亂了，武漢的公交師傅幾乎是有求必應，哪怕隻有一個醫務人員需要下班接送，隻要一個電話，師傅半夜起來接送我們，就是為了讓我們的隊員能夠早一點回酒店休息。 這些雖然是普普通通的事件，但是你會感覺到，整個戰疫最后能取得這樣好的結果，其實源於這些點點滴滴的積累。
人民網：您在一線工作了三個多月，中途隻回了成都3天，在這件事上，家人的態度是怎樣的？他們給了你支持嗎？
康焰：我和太太都是都是華西醫院的醫生，可能也是因為職業相同，又在同一家醫院，面對這樣公共衛生應急突發事件的抽調，都比較能夠理解對方，我們都認為這是工作的一部分。不管當時是她被抽調出去，還是我被抽調出去，我們都會覺得很自然，就像我們每天需要上班下班一樣，我記得當時我們沒有專門下來為這個事情做溝通，也就是電話通知了她。
第二次去綏芬河，當天早上十點接到的國家衛健委的通知。我自己當然沒問題，但我以為是第二天走，那還有時間給家裡人說一下，還能准備一下過去的東西。沒想到上午通知，下午就要出發，所以最后也沒來得及跟我妻子講得太詳細。
比如我的女兒，她從小就習慣父母這樣的外出，不管是去醫院救治患者還是應對突發應急，所以她其實還是比較習慣和理解這樣的事情。在一線的時候，我女兒會給我發微信，關心一下我的生活，比如她知道我常常熬夜，就會晚上專門打電話過來看看我究竟睡了沒。剩下的事情她會自己解決，她的獨立性很強，也能理解我和她媽媽，所以不會給我們壓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