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叫劉璇，是成都市青羊區婦聯的一名普通干部。“三八”節前夕，有媒體朋友聯絡我們，希望近距離走進青羊留觀站，走進奮戰在抗疫一線的女性，了解她們更多不為人知的故事。
“我報個名！”既有工作職責所在，更多是對她們的欽佩，我成了臨時的非專業搭檔“記者”。
余楊鴛，成都市青羊區婦幼保健計劃生育服務中心，一名從業12年的兒科醫生，成了我的採訪對象。
作為首批進駐青羊留觀站的醫生，很少有人知道，她剛從援助甘孜州得榮縣的“戰場”回來，還沒來得及作調整，就又主動報名投入到抗擊疫情戰場。
和專業媒體記者不同，採訪余楊鴛的我，有些感性。在留觀站，我是強忍著淚水，回家整理採訪內容，我哭了。她為了不浪費一套防護服，在密閉環境下創下了最長的8.5小時記錄，滴水未進﹔她還有一個很簡單的心願，回家看看媽媽，“陪陪”爸爸。
從一個“戰場”到疫情戰場
3月5日，和媒體朋友們一道前往青羊留觀站時，我給負責人沈主任打了一個電話。
“你們今天來巧了，我們正好接了隔離（的人）。”跟三位媒體朋友趕緊前往駐地某賓館。趕到的時候，救護車已經運來一名剛從國外回蓉的學生，他正好奇地打量著留觀站。
留觀站，全稱是青羊區集中隔離醫學觀察站，看到這個在花樹中掩映的招牌，我想，恐怕這裡現在是市民們最不想來的地方吧。
採訪中，沈主任告訴我，留觀站目前還剩下3名留觀人員。而從春節啟用至今，已“接待”200多名留觀人員。幸運的是，留觀人員無一例確診。留觀站很安靜，時不時對講機聲音響起，提示這裡是一個特殊的“戰場”。
“余老師呢？”我問起今天採訪的主角。
留觀站的沈主任告訴我們，余楊鴛老師剛剛完成了赴甘孜州得榮縣的援藏任務，回來才二十天。疫情爆發后，她就主動報名參與防疫工作，第一批進入了留觀站。
按照常理，余楊鴛本來可以休整。正當我們疑惑時，余楊鴛老師就出現在了我們的視線中。
“沒想什麼，組織號召，百姓需要，我就報名了。”她很平淡地說，不管是報名前往充滿“危險”的留觀站，還是去條件艱苦的得榮縣，想得很簡單，沒有過多思考。
“您一個多月都沒回家了，家裡怎麼樣？”我試圖從關心採訪對象家裡情況入手，但立刻我就充滿了愧疚。
這個坐在我對面，個子小小的，看起來十分溫柔，留著齊耳短發的女醫生，眼圈就紅了。
原來，在余老師援藏期間，父親因病離開。“媽媽一個人在老家眉山，以前爸爸在，兩個人可能還不會太孤單。”瞬間，余老師淚流滿面，“解除疫情后，特別想回去看看媽媽，陪她說說心裡話。”
同為女性，內心都有柔弱的一面。我包住我自己的眼淚花，忍著不讓自己哭出來。“我也是在工作，我為我們青羊有這樣的姐妹感到驕傲。”
八個半小時不吃不喝 就為節省一套防護服
不想再度勾起余老師的內心柔軟一面，我提出，想走進禁止線裡面，也就是真正隔離區的地方去看看，了解我們的姐妹工作有多麼的不容易。
來之前，我也想過深入看看，心裡也有點害怕。或許是余老師的故事感動我，還有自己的內心變化帶來的波動：隻有切身地體會，才能懂得醫生護士們的不容易，理解巾幗擔當不只是說說。
進去之前，余老師為我們做了穿脫防護服的培訓，“少穿點，不然你們待會可能會覺得熱。”我看她先脫掉了背心，又換了薄的工作服，才一層層穿上防護服，一邊示范一邊指導我們怎麼穿。她一直提醒我們，不要留縫隙，要仔細檢查。
疫情發生后，我已經看過很多關於防護服的新聞，但真的穿一次，才知道豈止是“不容易”三個字：1個頭套、2個口罩，2層防護服、內外2個鞋套，再把護目鏡粘在防護服外面，最后戴上手套，做好全套防護，大概花了近十五分鐘。
“全副武裝”的我終於明白了余老師的意思：防護服全身沒有一個地方透氣，真的太熱了，光是那2個口罩壓在臉上，就像是被人緊緊捂住了口鼻。同行的記者都說：“好悶啊，我好想把口罩撕了。”
在隔離區裡，余老師逐個區域地介紹他們的日常工作，穿上防護服走上一圈，這份工作的艱辛顯而易見。
通過深入隔離區，我對留觀站有了更多了解。留觀站的醫護團隊一共六名成員，都是女性。她所在的隔離觀察小組隻有2名醫生和護士，每天三班倒。剛開始，防疫物質緊張，特別是防護服更是緊缺。為了暫時解決這個困難，她們想出來一個很簡單的辦法，就是縮短換班周期，增強單班工作時長。
“隻要進去了，能多呆一陣就是一陣。”為了節約一套防護服，作為黨員的余楊鴛帶頭，每次上班都盡量“拖”，一來為了緩解物資緊張，二來也把其他姐妹的感染接觸風險降到最低。
就這樣，余楊鴛“拖”出一個留觀站的“記錄”。最長的一次，她在密不透風的防護下，滴水未進，廁所也沒上，足足堅持了八個半小時。
聽著她的輕描淡寫，“躲”在防護服的我，眼睛有些不爭氣。
最簡單的節日心願 陪陪家人看望母親
聊起留觀站裡的工作日常，我對這個個子小小的醫生姐姐，打心底的佩服。
每天，她和當班的姐妹們，要一個一個房間地登記人員信息，測量體溫，一日三餐都要送餐到房間﹔還要耐心地處理每位“客人”合理或不合理的要求。遇到留觀隔離人員的不理解和焦躁情緒，是常有的事。余老師和姐妹們，還要負責隔離人員的心理疏導。
搬運物資、送上生活用品、消毒器具、鋪床，處理每天的垃圾……這些也都是她們的工作。這些原本也不算太難的活，因為穿著防護服變得異常笨拙。
“既要做好醫學觀察，但更多要當好特殊的服務員。”余楊鴛她們，把每一個隔離人員都稱為“客人”。為了防疫消殺做到位，每天她們這幾個瘦小的人都要背著30斤的消毒噴洒箱，對4層樓的公共區域進行早晚2次消毒。
她笑著說：“一開始不習慣，覺得消殺桶特別重，但是一天兩次，現在適應，已經好多了。”擔心消毒液會腐蝕消殺箱的金屬噴杆，余老師她們還發明了個“專利”：防護服外再套一件雨衣，保護好自己，也保護好裝備。
准備走出隔離區時，余老師拜托帶著手機、攝像機的我們，幫忙把有些東西帶出去。
“幫我們拍拍隔離人員留的感謝信吧，當個紀念。”余老師說，“我們不能帶手機進來，這些感謝信又都沒有辦法帶出去。”
感謝信有的是寫在隔離情況告知書背面的，有一位“客人”寫道：老師們，請加油，相信不久我們就會迎來勝利的喜悅，那時候你們也可以脫下不透氣的防護服和厚厚的口罩，自由地呼吸了。
讀著讀著，我的心一緊，眼淚花花又包起了。“不走進、不體驗，誰又能體會到她們的不易呢？”
採訪之余，作為姐妹的娘家人，我們婦聯也在盡力想辦法，為身在抗疫一線的姐妹和家庭，盡可能的解決她們的后顧之憂。
“有什麼願望嗎？”我原本是想這麼問余老師，后頭改了下內容，“疫情結束后，你最想做的一件事是什麼？”
“就是特別想回去陪伴媽媽，三八節這天也是父親的‘百日’，希望回去‘陪陪’父親。”余老師說。
今天是“三八節”，余楊鴛的願望，並沒有得以實現。
不過我在想，快了。
寫下這些記錄文字，作為婦聯干部，既驕傲、又心疼，在前線沖殺的，是我們最可愛的姐妹啊。女性哪需要什麼“為母則剛”的誤解，她們從來都是這樣堅韌的存在，為了這份職業的崇高，不屈不撓，默默付出，但又把它看作是最尋常不過的、自然而然的人生態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