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部填补国内外研究空白的灯会历史溯源著作，一段历时近两年的田野调查，一次探究与质疑并存的思想碰撞……日前，由戴燕灵主持，钟学惠、邓军、黄德春参与的“自贡天灯会民俗考”课题项目获四川省文物博物馆领域科研课题结项优秀成果一等奖，四人合著的《自贡天灯会民俗考》已由文物出版社正式出版。

阅读这些田野实录和记忆片段，自贡灯文化起源的脉络，愈加明晰。

悬而未决的灯会起源问题

激发一次非同寻常的挑战

11月12日上午10时，中国彩灯博物馆一隅，熟悉的几个背影再一次碰到了一起。“编辑”邓军提着书样匆匆赶到，连忙翻开折好的一页，将标红的一处计量单位向“主笔”钟学惠核实。另一边，身为博物馆馆长的戴燕灵，则忙着和出版社对接付梓印刷的相关事宜……

眼前的这一幕，是三年时间里最为常见的片断。

从提出设想，到几经周折组建团队，深入偏远的残破寺庙、祠堂、荒野开展天灯碑调查和口述史整理；尔后翻阅档案，查找资料，主要观点的讨论争执，最终达成一致；再分头写作、吸纳专家意见、反复修改最终定稿，联系出版社出版。《自贡天灯会民俗考》成书中的酸、甜、苦、辣，颇值得回味。

“自贡灯会已连续举办三十四届，走出国外在五大洲多地办展，蜚声中外。但目前为止，没有一个权威机构或组织拿出历史依据和权威实证来证明自贡灯会的起源和历史年代。”追溯项目研究的缘起，戴燕灵如是说。通过前期梳理，他发现，自贡缺乏对有关灯文化历史遗存的全面整理，没有专门开展过对灯史文物的田野调查。自贡灯会究竟有何特色、为什么有这么强大的传播力，尚无一个体系化的理论阐释。而对自贡灯会的起源，社会各界更是众说纷纭。

“首先想到的，是走进历史的长河中去寻找答案。”谈及初衷，戴燕灵认为，中国彩灯博物馆作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自贡灯会”民俗项目的保护单位，有责任逐步搞清楚这些学界多年悬而未决的基本问题。于是，他牵头申请立项，面向社会公开征集项目参与人，搭建起研究团队与创作专班。

破题需解题。这项课题从一开始便困难重重。因为，之前并没有太多可供参考的观点，反而是要斗胆辩驳一些已为公众所熟知的看法。这不仅需要有认识事物本来面目的智慧，还要有挑战权威、敢于质疑的勇气。

据史料记载，现自贡行政区域内可考的天灯会民俗，兴起于唐，清代达到鼎盛，民国时期逐步走向没落。值得庆幸的是，这些地区还遗存着大量的天灯碑，上面的碑刻铭文，记录着历史时期天灯会的辉煌。

文献研究与文物考古相得益彰，实证研究与比较研究齐头并进，一场大规模的田野调查，随即展开。

碑刻作证穿越时空话变迁

一场工程浩大的田野调查

可是，如此浩大的工程，怎样入手？这样的田野调查和记录如何进行？他们收获了什么，工作本身又怎样影响更多的人？

外形各异的灯碗、破旧不堪的灯笼、42张与天灯会有关的碑拓……中国彩灯博物馆近期迎来新上架的灯文化藏品。这些“宝贝”，大多来自荣县地区和内江市威远县，是戴燕灵、钟学惠等人开展自贡天灯会民俗调研的收获和纪念。

2020年6月至2021年10月，中国彩灯博物馆、自贡市盐业历史博物馆组织开展了对自贡及周边地区清代以来的天灯碑及其他天灯会遗存的考古田野调查，共发现天灯碑14处26块，灯杆石等天灯会遗存与遗址11处。

作为天灯会民俗研究课题的重中之重，需要把市内外已知的天灯碑刻拓片回来，出版社编辑排版也急需高质量的拓片作插图。这便是田野调查的重要任务——

先喷水清洗，待收水后刷上淡胶，再覆上专用宣纸，刷平，敲打密实，等待晾到纸张发白方能拓印……近两年的调查，团队收获颇丰。大家一边走访，一边采集天灯碑拓片。在荣县观山镇观音寺，有一通四方天灯碑，这是此轮调查发现的自贡地区天灯碑中唯一一通四方碑，年代相对较早。2021年10月的一天早上，受邀参与其中的盐史馆碑拓专家缪自平与钟学惠等人前往开展拓碑作业。由于三面碑刻只能一面一面地进行，待到拓第二面的时候，已经艳阳当头了。“虽然时序已至深秋，但那天秋高气爽，万里无云。我们既要让阳光加速干燥拓纸，又必须在大太阳底下作业。不打阴的太阳晒得大家汗流浃背，皮肤灼痛。”钟学惠清晰地记得当时的情景。为了一次性完成这通碑刻拓片，大家只能忍着饥饿，在毒辣的太阳下不断坚持，完成三张拓片的时候，已近下午两点，一行人还得前往计划的第二个点位。

与观音寺天灯碑完全暴露在太阳下不同的是，靠近越溪河的长山镇望兵山观音岩天灯碑，完全笼罩在一片竹林之下，蚊子成群结队地袭击人。因岩壁长期浸水，加上竹林蔽日，清洗以后一直没法收水。不知不觉中，天已擦黑，两难的选择摆在团队面前。“如果等到第二天再来拓，经过一晚的夜风雨露，只恐怕纸没吹干，就不知道掉落到哪里去了。”有人一边哀叹“不能拓”，却又在众人的安慰下试着把碑文拓了下来。一行人在覆了双层宣纸的情况下勉强完成拓印，小心翼翼地把湿漉漉的拓片收存起来，返回荣县城时，已经灯火辉煌。

“这哪叫拓片，完全晕染成一幅‘水墨画’了！”当缪自平回家摊开检查，眼前的失败品让人心碎一地。万般无奈之下，调研团队决定择期带上专用设备再去重粘复拓……

“天灯碑所承载的历史信息，极具文物价值。”身为荣县作协主席的钟学惠告诉记者，早前曾有机缘接触自贡天灯会的相关史料收集。此次田野调查中，他的足迹几乎踏遍了荣县的所有乡镇。为了从不同角度审视和展示碑刻遗址的地形地貌，丰富调查的文字和影像资料，年近退休的他还学会了操作无人机。

一次，有村民提供线索称：荣县铁厂镇杨泗岩（小地名）有几块天灯碑。钟学惠和地方文史爱好者们循迹来到这里，未料这些石碑竟在悬崖之上。大家齐力搭建七米高的厢架，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完成碑文的拓片。当钟学惠航拍地理位置照片时，因绕飞半径设得过大，无人机面对即将撞上的参天松树，却没有避障。情急之下，他赶快取消绕飞，无人机却没有回应。通过摇控器屏幕，他眼睁睁地看到飞机撞到松树枝丫坠落下去，挂在一棵阔叶树梢上不停地晃动，心里咯噔一下，知道炸机了……

碑刻作为历史的见证，让人们穿越到湖广填四川以后，川南民俗文化的兴盛时代。彼时庙宇遍布，新春佳节到处都在举办天灯会，附近村民聚集一堂，祈愿未来，欢度上元。这些天灯碑作为历史的遗存，为后世勾勒出自贡灯会历史变迁的大致轮廓。“得到如此丰富而有价值的成果，近两年时间的劳碌奔波，哪怕是日晒虫咬、忍饥挨饿，都是值得的。”钟学惠感言。

地方民俗探究意义重大

成果问世引发多元思考

通过拓片识读，课题组对照史志记载研究，初步明确自贡地区定型化灯文化活动不迟于宋；自贡天灯会与传统自贡灯会系并行且相互影响的两个灯文化民俗；天灯会的组织运行独具特色，对自贡灯会的发展壮大有重大影响；随着封建经济制度的转轨和社会民俗文化的发展，天灯会转型为传统自贡灯会的重要组成。

研究表明，目前发现年代最早的天灯碑，是荣县高山镇铁板寺《永垂万古碑》，刊刻于乾隆十三年（1748年）。自贡地区遗留下来的天灯会遗迹、天灯碑碑刻等物证，几乎都集中在盐业生产重镇和盐茶古道、盐煤古道及官方铺递等盐运古道的物流节点上，多数与佛寺有关。

“书中虽有大量田野调查第一手资料的公布，但作者并不止步于碑文的考释，而是深挖背后的故事。”该书的第一读者，四川省民俗学会第五届理事会会长、南方科技大学社会科学研究院教授，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原院长高大伦认为，该书重在民俗研究，这样就将其放到广阔的社会舞台上去考察。“唯有以这样的研究为基础，我们今后编制的博物馆展陈大纲和设计方案，才能让文物活起来，才能让博物馆的陈列有主题、有故事、有场景，让观众看懂文物，流连忘返。”

毋庸置疑，自贡彩灯和灯会发展到如此大的规模和影响力，与当地多年来不断沉淀理论性、基础性的彩灯文化研究分不开。自贡出版的彩灯文化专著，已有《中国灯文化》《自贡灯会志》《中国灯彩文化与灯彩文化产业》等多种，都是业界的重要文献，这对于《自贡天灯会民俗考》的成书来说，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以课题成果为基础，《自贡天灯会碑拓艺术展展陈大纲》已经出炉，蕴含相关元素的博物馆文创产品正在开发。“下一步，可以考虑出版本书的外文版，增加我们海外灯会的文化含金量，更好向世界传播优秀传统中国灯文化。”本书作者之一、自贡灯彩集团董事局主席黄德春如是说。

“本书的成果问世，也再次从一个侧面说明了碑刻资料的抢救是多么的必要。”不少文史界人士认为。而更重要的是，正如高大伦先生所言：“地方习俗和经济实力才是让自贡灯会在近现代大放异彩，特别是在改革开放初期能享誉五洲四海的两个最重要的推手。”（自贡网记者 缪静  摄影  叶卫东）

来源：自贡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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