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夏之交的甘肃省敦煌市还是一片浅棕色。在敦煌莫高窟九层塔正对的大漠黄沙下，我国著名敦煌学研究专家、串联起敦煌与蜀地千里情缘的段文杰及其夫人龙时英长眠于此。在高台上举目而望，不远处便是莫高窟，东边是三危山，南边是祁连山脉，西边是鸣沙山。三山环绕，段文杰、龙时英夫妇的墓碑在此肃立，上书两联：“出蜀入陇根脉植莫高，风雪胡杨雄大漠；承前启后群贤仰宗师，敦煌艺术擎巨椽。”

　　2022年春天，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派出9路记者追寻中国考古历程，敦煌是其中一站。千里之外，蜀地与敦煌遥遥相望，在漫长的岁月里，两地几乎血脉相连。夕阳之下，记者拾级而上，墓碑前的鲜花在风沙中摆动。敦煌研究院敦煌文献研究所所长赵晓星和扎根敦煌30余年的研究馆员娄婕接受了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的专访。

　　千年莫高窟

　　世界现存规模最大佛教艺术地

　　敦者，大也。煌者，盛也。在古代，敦煌是一座繁盛的城市，闻名中外的莫高窟坐落于此。莫高窟始建于前秦时期，历经北朝、隋朝、唐朝、五代十国、元朝等历代的兴建，形成巨大规模，是世界上现存规模最大、内容最丰富的佛教艺术圣地。

　　在一定程度上，艺术是现实的投射与反映。因而，敦煌的可贵之处，在于以高度发达的文化艺术展现了1000年前的古代社会生活和文明，提供给现代无可比拟、极其丰富的研究资料。

　　在艺术价值上，莫高窟向人们展示了一部佛教美术艺术史及其中国化的渐进历程，又是中国艺术与西域艺术往来交流的历史记载，对研究中国美术史和世界美术史都有重要的意义。尤其在绘画门类上，保存了中国宋代以前丰富的人物画、山水画、动物画、装饰图案的实例，这是世界各国博物馆藏品中前所未见的。其壁画题材还为我国音乐史、舞蹈史、建筑史提供了大量例证。在科技价值上，莫高窟也为我国古代农耕、交通、军事、百姓生活的研究提供了广泛而珍贵的图像数据。

　　1961年，莫高窟被国务院列为第一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1987年，莫高窟被列为世界文化遗产。

　　守望人段文杰

　　60年临摹了343幅敦煌壁画

　　得知记者是从四川而来，赵晓星说，20世纪四五十年代起，全国各地有志于此的学者纷纷赶赴敦煌，在此驻扎守望数十年，以生命之火燃烧与奉献，其中有一大批学者来自四川，包括敦煌研究院成立后的第一任院长段文杰，敦煌研究院保护研究所第一任所长孙儒僩（xiàn），敦煌研究院美术研究所副所长李其琼，敦煌的“活字典、活资料”史苇湘以及一生专注壁画临摹的欧阳琳等。

　　段文杰，1917年生于绵阳，是我国最著名的敦煌学研究专家之一，驻扎敦煌60余年，先后担任敦煌文物研究所所长、敦煌研究院院长、敦煌研究院名誉院长。2007年，他被甘肃省政府和国家文物局授予“敦煌艺术保护研究终身成就奖”。

　　正是因为他对敦煌的重大贡献，2021年4月，“永远的敦煌·莫高守望”敦煌壁画艺术精品公益展曾专门在绵阳特设展览，让段文杰的“莫高精神”魂归故里。

　　段家在绵阳有一定名望，家学传承不断，书香弥漫。段文杰生长于此，从小就展示出惊人的绘画天赋。1941年，他考入重庆艺专国画系，正式开启了他的绘画生涯。令人艳羡的是，自己有天赋，人生的路途上还能遇见良师，段文杰曾师承吕凤子、潘天寿、林风眠、傅抱石、李可染、黎雄才等大师。

　　资料显示，段文杰对敦煌的热爱缘起一场特别的展览。1944年，还在重庆艺专读书的段文杰听说张大千即将在重庆举办敦煌壁画临摹展，于是从学校一路步行20余里前去观展，只一眼就为敦煌壁画深深折服，立志前往敦煌。

　　第二年，段文杰从重庆艺专毕业后，立即出发赶往敦煌，路遇敦煌艺术研究所所长常书鸿，便跟随他辗转去往敦煌，一待就是60年。60年里，段文杰一共临摹了敦煌壁画343幅，占敦煌研究院藏敦煌壁画临摹作品的八分之一，是个人临摹壁画数量最多的艺术家，其创下的纪录至今无人打破。

　　相伴赴沙洲

　　蜀地儿女前仆后继投身敦煌

　　张大千的艺术火种并未断绝，在段文杰到达敦煌后的几年里，一大批对敦煌心向往之的四川学者奔赴敦煌。来自成都新津的孙儒僩与来自绵阳三台的李其琼是一对为敦煌奉献了毕生的夫妻。在李其琼病逝后，孙儒僩为妻子写下一首感人至深的词：“当年万里苦追求，相伴赴沙洲。宕泉坎坷寻梦，危崖千窟游。事未就，鬓已秋，伴西游……”

　　绵阳人史苇湘被称为敦煌的“活字典”，他和同样驻守在敦煌、来自彭县（今彭州市）的欧阳琳结为夫妇，毕生致力于壁画临摹。他们的爱情故事一度在当地传为佳话：欧阳琳早一年到达敦煌，史苇湘决心前往敦煌的原因，也有追寻爱人的重要因素。

　　中国现代历史学家陈寅恪曾说：“敦煌者，吾国学术伤心史也。”而在国内外学术界也一直流传“敦煌在中国，而敦煌学在国外”，然而自段文杰、史苇湘、孙儒僩等一行人后，这个现象即被扭转。

　　如今的敦煌交通便利、旅游业发达，早已脱离了数十年前的模样。但在赵晓星、娄婕等新一代“敦煌守护者”看来，以四川学者为代表的老一辈敦煌人，在当时的条件下，几乎就是“自我牺牲”。

　　“在那个物质非常匮乏的年代，在西北这片荒漠上，是什么样的精神促使他们在如此恶劣的环境下还能依然守护这里？他们真的牺牲了很多，才成就了现在的敦煌。”赵晓星说，那个时候，敦煌的艰辛是现在人们无法想象的。

　　如今，从莫高窟到敦煌市区，驱车只需要20分钟。但在数十年前，从莫高窟到城区没有汽车、道路不通，专家们有的赶马车、有的赶牛车、有的赶毛驴，稍有耽搁，当天往返即成问题。

　　物质极其匮乏、生活极其单调，身前是壁画，身后漫天黄沙。不管是冬天还是夏天，一进洞窟就十分严寒，常年需要裹着袄子。粮食、蔬菜常常短缺，生活是吃了上顿不知道有没有下顿，加之水土环境十分糟糕，许多老一辈的敦煌人都罹患上了胃癌。

　　上世纪90年代，段文杰因患胃癌做了大面积胃部切除手术，但是术后他几乎没有休息，即从兰州返回敦煌。在现如今的敦煌研究院中，不少与段文杰接触过的人回忆起他，“废寝忘食”几乎是对他的整体评价。

　　如今数十年过去，西北的黄沙依然没有掩埋蜀地儿女对于敦煌的向往。敦煌研究院副院长罗华庆是成都人，他曾多次带队回四川举办敦煌艺术展。罗华庆说，现在，敦煌研究院内依然有很多四川人，其中不乏80后、90后等年轻人。他们也像许多前辈先贤一样，在此扎根、成家立业、研究学术。

　　一场展览

　　牵连蜀地对敦煌的魂牵梦绕

　　说起敦煌与蜀地的情缘，举世闻名的内江画家张大千是一位核心人物。也几乎可以说，段文杰、史苇湘等一批四川学者纷纷奔赴敦煌，离不开张大千的号召以及1944年他在重庆举办敦煌画展的影响。

　　1992年，史苇湘夫妇退休时，史苇湘回忆张大千对他说过的话，“要成为一个中国画家，一定要到敦煌去。”正是这句话，影响了他一生。

　　1941年至1943年，此时已大有所成的张大千在敦煌临摹壁画200多幅。1944年，张大千在重庆举办敦煌壁画展，轰动全国。

　　正是在这场震惊全国的画展影响下，一部分“近水楼台”的四川学者和画师们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启迪，开启了一场千里之外的浪漫旅程。

　　在赵晓星看来，四川工匠到访敦煌，不仅是现当代的事，回溯至千年前的宋朝、西夏时期，四川人在莫高窟壁画上就已经留下了印记。“在莫高窟的壁画上，我们的确发现过在千年之前，大约是宋、西夏时期，一位来自四川的工匠或游人曾在壁画上留下题记，由此可知当时四川和敦煌之间一定是密切往来的。”赵晓星说。

　　同时，赵晓星也认为，敦煌和四川的紧密联系也和地理位置、历史有关，“敦煌和四川的联系有可能是在吐蕃时期得到了加强，西南、西北的一些民俗习惯，常常能在某些文献中查找到相通性，我们认为这也是很重要的原因。”

　　娄婕说，一大批来自四川的老先生奔赴敦煌，也与四川美院的建立有关，“当年那一批老先生，几乎都是从四川艺专毕业的，也就是现在的四川美院。作为中国的八大美术学院之一，四川美院是响当当的，滋养了很多优秀的画家。”

　　如今，几乎每一年，敦煌壁画艺术展都要在四川各地举行。夕阳余晖下，大漠的黄沙难掩前辈先贤的孤勇事迹。（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 徐语杨 李雨心 实习生 王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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