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夜，天空飄著鵝毛大雪，甘肅省武威市天祝縣祁連鎮岔山村的山路上，一群人從一座唐代墓葬裡鑽出來，拖著疲憊而沉重的腳步，深一腳淺一腳地朝山下走去。這座墓的主人是吐谷渾王族成員慕容智，而這群冒雪夜行的人，是“比盜墓者早一步”的甘肅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的研究員們。

　　歷時近3年，考古隊員在喜王慕容智墓裡發現了國內年代最早最完整的胡床、保存最完整的成套鐵鎧甲武器裝備、唐代毛筆實物……更讓他們興奮和驚奇的是，裝在胡瓶裡的204克綠色液體，被証實是國內首次發現的唐代白葡萄酒，也是國內發現的年代最早的白葡萄酒。

　　5月30日，華西都市報、封面新聞“考古中國”報道組記者採訪了該考古項目團隊，通過半壺白葡萄酒發掘和復原故事，還原了一段“青海道締造者”吐谷渾王國的傳奇歷史。

　　大雪封山考古隊員們深夜徒步下山

　　吐谷渾王國，作為一個雄霸西北350年的游牧政權，至今已發現其王族墓葬超過10座，但除了喜王慕容智墓，其余都被盜過。

　　整個發掘過程中，“比盜墓者早一步”成為考古團隊最大的安慰。“墓葬位於一個小山包上，山上土壤主要為料姜石和紅褐色黏土結合形成的混合土，這種混合土如同三合土一樣質地較為堅硬、黏性較高，因此墓葬封閉性較好，雨水等較難滲入。加之地勢高、排水好，墓室內長時間處於較為干燥而穩定的環境，有利於文物的保存和狀態的相對穩定。”甘肅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所長陳國科說，但文物雜多、散落在墓穴裡，也成為搶救性發掘最大的難點。

　　“我們在墓頂開口處架設豎井式鋼架，鋼架伸進墓室后，再向周圍擴展搭建出‘井’字結構，鋪上木板，在磚室內、墓底上建起了一個平台。”陳國科說。就這樣，一個大膽創新沒有“腳”的懸浮平台搭建起來，方便考古隊員們推進工作。

　　“發掘工作開展一周后就下起了當年下半年的第一場雪，此后大概每三四天就要下一場雪，給我們的工作帶來了不少困難。”陳國科說，大雪封山、交通不便，在零下幾攝氏度的墓室裡，考古隊員每天都要忙到深夜才下山休息。“我們住在山下，每天來回跑，山上有專人看護。”他說。

　　在整個發掘過程中，最讓陳國科難忘的是2019年11月底的一天，當天團隊要整體打包提取慕容智棺木。完成棺木內部打包加固后已是深夜，“當時已是凌晨1點過，漫天大雪，部分下山路已被大雪覆蓋，我們隻能徒步下山。”陳國科說。

　　首次發現國內年代最早的白葡萄酒

　　“葡萄美酒夜光杯”，唐代邊塞詩人王翰曾生動地記錄下了唐代邊疆生活，然而唐代人喝的葡萄美酒是什麼味道？這全靠喜王慕容智墓的發掘才知道。

　　“當時先是發現了銀胡瓶。”更讓項目現場負責人劉兵兵興奮的是，“出土時銀胡瓶內裝有綠色液體，瓶口還有封泥和木塞殘渣。”

　　綠色液體究竟是什麼？“我們聯合中國科學院大學，採用氣質聯用、液質聯用等分析檢測手段，對胡瓶盛裝液體進行鑒定。”陳國科回憶說，分析結果顯示，液體中含有酒石酸、乙酸和一些醇、酯，以及其他諸多風味物質。“這樣可以初步判定，這種液體為酒類遺存。”他說，液體一共有204克，根據液體中酒石酸含量較高、同時含有葡萄酒的其他特有標記物，判定液體應當為葡萄酒遺存，“根據液體呈現‘高酒石酸、無丁香酸’特征，可以推測為白葡萄酒遺存。”

　　喜王慕容智墓出土的銀胡瓶液體，已被証實為唐代白葡萄酒，同時也是國內白葡萄酒真酒首次發現。這說明，唐朝人不僅喝紅葡萄酒，也喝白葡萄酒。

　　有學者表示，唐代葡萄酒並非“舶來品”，當時中原地區早已掌握了葡萄酒釀造技術。《唐會要》卷100記載，唐太宗貞觀十四年（公元640年），長安城已自釀葡萄酒：“葡萄酒，西域有之，前世或有貢獻，及破高昌，收馬乳葡萄實於苑中種之，並得其酒法，自損益造酒，酒成，凡有八色，芳香酷烈，味兼醍醐。既頒賜群臣，京中始識其味。”這表明唐太宗時期京城不僅種植了馬乳葡萄，而且還自釀了葡萄酒。

　　有學者認為，唐代葡萄酒釀造屬於胡人的“專利”。這一技術是他們開設手工作坊或經營酒店的本錢，為謀生一般不會輕易傳授他人。如果遇戰亂或其他突發事件，胡人被迫遷徙流動，葡萄酒釀造作坊也會隨之搬遷，漢人一般無法獲悉葡萄酒的釀造方法。不過，法國學者童丕認為，盛唐時期，來自吐魯番、涼州等地的葡萄酒已經可以滿足國內的需要，而粟特人當時的貿易商品通常是馬、皮毛或者其他易於攜帶的貴重物品，並非葡萄酒。

　　葡萄酒是否在唐代大量普及？陳國科說：“唐人開始掌握葡萄酒的釀造技術，胡瓶和葡萄酒逐漸走出小眾，廣泛進入唐人的日常生活當中，在文獻、出土實物、唐墓壁畫、寺觀壁畫、唐三彩俑、金玉帶等多種載體上都可以看到胡瓶和葡萄酒的身影。此次喜王慕容智墓出土的胡瓶以及白葡萄酒實物，是對唐代社會風尚和飲酒習俗的真實反映。”

　　輝煌歲月吐谷渾道是古絲綢之路生命線

　　從蘭州西站出發，向西4千米，鐵軌開始分道，一條向北途經河西走廊，這是漢代張騫走過的絲綢之路﹔一條沿著青海湖繼續向西，這是古絲綢之路的另一條線路，后人稱作青海道。

　　魏晉南北朝時期，北方割據政權變更頻繁，戰爭不斷。絲綢之路的命脈河西走廊已無法保障商旅貨品的安全，於是從公元5世紀開始，吐谷渾所在的青海道變得格外重要。商旅們的駝鈴和馬蹄聲，開始在這片土地響起，從昆侖山、天山、阿爾泰山，直到遙遠的西方。

　　《梁書·諸夷傳》中記載，吐谷渾人是東西方商隊的翻譯和使者。梁朝時期（公元502年-557年）吐谷渾人至少14次為龜茲、波斯等中亞國家和地區商隊、使者團擔任翻譯和經紀人。

　　吐谷渾以游牧為生，但商隊也非常發達，觸角最東到達長江、黃河下游，南至成都平原，西往中亞，遠至波斯（今伊朗）。因此，史學家們也把絲綢之路的青海道稱之為吐谷渾道。“吐谷渾南部與蜀郡相接，其與西南及南方政權的交往，都是途經蜀郡，所以關系十分密切。”陳國科說，研究發現，吐谷渾和當時的蜀郡來往密切。

　　貞觀十四年（公元640年），唐收復高昌國，絲綢之路再度被打通，連同吐谷渾“統治”的青海道一起，迎來了最繁忙輝煌的歲月。

　　“吐谷渾王族墓群的發現，為吐谷渾民族融入中華文明體系提供了實証。”中國社會科學院中國邊疆研究專家李大龍說，“作為一個多民族國家，中國是由眾多族群包括歷史上已經消失的族群共同締造的。”吐谷渾作為中國歷史上“已經消失的族群”，很大程度上需要借助考古學對其遺存進行辨識和復原。

　　陳國科團隊也認同這個觀點，“吐谷渾王族墓群發掘出土的絲綢、金銀器、陶器等文物，就提供了唐吐之間交往、交流與交融的若干線索。揭示了吐谷渾民族融入中華文明體系的歷史事實，生動講述了吐谷渾民族在中華民族共同體形成過程中的歷史地位和巨大作用。”

　　開元十二年（公元724年），27歲的唐代邊塞詩人王昌齡騎馬赴河隴、出玉門，這位血氣方剛的青年寫下了著名的《從軍行》系列，那一句“大漠風塵日色昏，紅旗半卷出轅門。前軍夜戰洮河北，已報生擒吐谷渾。”描繪出邊塞依然殘留的戰爭痕跡，而此時，距離吐谷渾“滅國”已60年。這足以証明，吐谷渾王國在西北、在河西走廊、在絲綢之路上難以磨滅的輝煌和榮光。（華西都市報-封面新聞記者陳甘露陳羽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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