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浮雕樂伎演奏石刻。四川日報全媒體記者余如波攝

　　高浮雕持書男侍石刻。四川日報全媒體記者余如波攝

　　5月18日，以“博物館的力量——宋代石刻裡的人間煙火”為主題的國際博物館日活動亮相，專家學者為觀眾在線導覽四川瀘縣宋代石刻博物館，感受宋代衣食住行。民俗讀本《瀘縣石刻——漫畫中國清明上河圖》同步面世。

　　在四川南部以及鄰近地區，有一系列石刻藝術瑰寶：樂山大佛、榮縣大佛、安岳石刻、大足石刻……瀘縣宋代石刻，也是其中的一朵奇葩。它們以豐富的實物資料，繪出一幅宋代社會生活畫卷，兼具歷史、藝術、科學等價值。

　　2018年初，四川瀘縣宋代石刻博物館正式開館。博物館總建筑面積1.2萬平方米，展陳面積5000平方米，現有館藏文物14000余件，其中珍貴文物550件，包括一級文物120件、二級文物145件、三級文物285件，尤以宋代石刻內容豐富、雕刻精美、技藝精湛，成為展陳的主題和重點。

　　近日，記者走進四川瀘縣宋代石刻博物館，打撈這座川南小城的宋代風華。

　　社會經濟文化發達造就中國石刻藝術中的瑰寶

　　在玉蟾山麓溫泉度假區，一片綠樹環抱、依山傍水的景致中，坐落著四川瀘縣宋代石刻博物館。

　　博物館分四層，內部空間劃分為展陳區、藏品保管區、文物修復區、學術研究區等八大功能區。據館長梁楊介紹，博物館常設展覽有《天賜瀘縣》《地下天國》《夢回南宋》《石韻悠遠》四部分，展出文物300余件，並不斷推出高水平臨展、特展。

　　走進博物館正門，迎面而來便是博物館鎮館之寶“高浮雕青龍石刻”，長217厘米、寬66厘米、厚17厘米。龍頭回首朝向龍尾，龍眼圓睜，嘴張開，露出牙齒﹔龍身細長，刻滿鱗甲，背呈脊椎狀﹔四足粗壯有力，踏於祥雲之上﹔左側后足處刻有一枚火焰寶珠……豐富的細節，讓青龍形象生動，呼之欲出。

　　長期從事相關研究的四川瀘縣宋代石刻博物館副館長徐朝綱說，該石刻2002年出土於瀘縣牛灘鎮，造型生動，表現了龍的靈性與力量。

　　步入主展區，一個石刻藝術的世界在觀眾面前徐徐展開。根據石刻畫面、造型內容的不同，博物館展品大致可分為包括青龍、白虎、朱雀、玄武在內的“四靈”，以及武士、侍仆、伎樂和其他門類。

　　如此規模的宋代石刻藝術精品，究竟從何而來？這與當時瀘州社會經濟文化的發達息息相關。徐朝綱說，在宋代，瀘州的政治、經濟、軍事地位十分重要。由於地處川、滇、黔交會處，瀘縣成為益州、梓州、夔州三路及大理之間的交通樞紐。南宋中前期，包括瀘州在內的蜀地戰亂較少，社會比較穩定，經濟得到一定程度的發展，成為當時文化積澱深厚的地區。

　　據馬端臨《文獻通考》記載，北宋熙寧十年（公元1077年）以前，全國諸州商稅歲額十萬貫以上的城市隻有26個，瀘州名列其中，証明瀘州商貿繁榮在全國已有一席之地。而在政治上，宋徽宗在詔書中公開宣稱，瀘州乃是“西南要會”，擔負著“控制一路”的重任。這樣的地位維系到宋蒙戰爭時期。

　　此種情況，使得官紳和富庶之家顯著增加，建造墓葬和墓內雕鑿盛行。第三次全國文物普查數據顯示，宋墓在瀘縣各鎮（街道）均有分布，宋墓群總數達160處，墓葬多達800座，其中已公布為各級文物保護單位的就有19處。

　　“其中大量石刻都堪稱藝術品，人物、花卉、靈獸、幾何圖案等線條流暢，多為高浮雕，也有淺浮雕。”徐朝綱說。四川省社科院藝術研究中心主任唐林也認為，瀘縣宋代石刻規模之大、范圍之廣、數量之多、價值之高、題材之豐富、作品之珍貴、工藝之精美、保存之完好在全國首屈一指，是中國石刻藝術中的瑰寶。

　　對於宋代石刻的保護和利用，瀘縣同樣重視。從2014年起，當地先后投入約1.5億元建設四川瀘縣宋代石刻博物館，於2018年建成開放，通過保護、研究、展示、教育等提供多元化的公共文化服務，傳播瀘縣歷史文化。

　　石頭上的《清明上河圖》繪出宋代瀘縣的“美好生活”

　　唐林說，瀘縣宋代石刻是歷史的真實寫照，對當時的經濟、政治、文化、社會生活等方方面面都有反映，可以說是一座“地下城”。學界甚至流傳一種說法，要研究宋代的社會生活，“北宋看開封，南宋看杭州，民間看瀘縣。”

　　“宋代的經濟、文化、科技水平，在當時世界范圍內是領先的。”徐朝綱說，隨著宋王朝中心的南移，瀘州發展成為商業中心之一，內容豐富的瀘縣宋代石刻，從多方面反映了當時的經濟繁榮情況，充分展示了當時的物質文明。

　　例如，瀘州盛產美酒，在宋代即是著名的酒城，瀘縣宋代石刻有多件反映酒業生產和酒文化。在“持注子女侍石刻”中，有一桌、一椅、一女侍仆，女子身穿圓領長裙，手上拿著酒壺站立於桌椅旁，表現了宋人准備飲酒就餐的場景。

　　侍仆類石刻在瀘縣大量出土，則是經濟發達在社會層面的一種表現。四川師范大學教授肖衛東等人所著《瀘縣宋代墓葬石刻藝術》介紹，這類石刻主要包括侍洗妝、侍飲食、侍坐以及侍出行等幾類，男女老少均有，大多以洗漱面盆、面巾、化妝盒、梳妝鏡等為主要道具，形象生動，觀之如有身臨其境、呼之欲出之感。

　　“瀘縣宋代石刻具有很高的學術價值，足以反映宋代繁榮活躍的商品經濟和豐富多彩的市民生活。”四川師范大學歷史文化與旅游學院教授張邦煒認為，其中的瓦肆、勾欄，便是十分寶貴的實物型史料，具有填補空白的意義。

　　宋代的“勾欄”相當於現在的戲院、戲台，是供民間藝人表演的場所。據徐朝綱介紹，四川瀘縣宋代石刻博物館藏有兩件表現勾欄表演形式的石刻，真實還原了伎樂者和舞者們的綽約身形。

　　在眾多瀘縣宋代石刻中，伎樂成為重要的門類。唐代詩人白居易的《琵琶行》寫有“初為霓裳后六幺”，讓不少人對與“霓裳羽衣舞”並列出現的“六幺舞”深感興趣。瀘縣出土的兩件“男樂官石刻”，表現了兩個男舞伎正在扭動腰肢，有專家推斷即為唐代流行並延續到宋代、從宮廷流行到民間的“六幺舞”。

　　瀘縣宋代石刻中，還有不少今天日常生活中已十分罕見的民俗物件。它們從側面反映了當時社會經濟的發達，以及百姓對美好生活的普遍向往﹔同時，也為現代學者對古代社會生活、民俗文化等相關研究提供了大量實物証據。

　　“交椅”出行就是一例。瀘縣出土的一件高浮雕扛椅男侍石刻中，一名男子站在門口，重心向右，身體后仰，肩扛椅面，雙肘彎曲托住交椅底部。在《水滸傳》中，“交椅”通常為山寨頭領所坐，宋江坐的就是梁山泊“第一把交椅”。實際上，“交椅”便是當時的“折疊椅”，收張自如、輕便易攜，還可用於倚靠。

　　石刻中還反映了男性戴花習俗。其實，男性戴花現象唐代已有，但在宋代蔚然成風。瀘縣石刻出現簪花男性，充分証明了這一現象，也說明《水滸傳》中描寫楊雄、燕青、蔡慶等梁山好漢戴花，是作者對社會生活的如實再現。

　　《營造法式》《武經總要》……這裡有宋代典籍的“石刻例証”

　　宋代瀘縣工匠利用冰冷的石頭，營造出一座座地下豪宅，刻畫出一個個栩栩如生的人物形象。在一些專家學者看來，瀘縣宋代石刻為當時的一些文獻提供了實物証據，是埋藏於地下的《營造法式》《武經總要》和《宣和畫譜》。

　　《營造法式》是北宋官方頒布的建筑設計、施工規范書，是中國古代最完整的建筑技術書籍，標志著中國古代建筑發展到了較高階段。徐朝綱表示，《營造法式》所講的一些內容，可以在瀘縣宋代石刻找到例証和參考，具有重要的科學研究價值。

　　例如，瀘縣宋墓的構造原理、造型特征等，都嚴格按照宋代特定法式，涵蓋了當時建筑中的石作、木作等工種，堪稱宋代民居建筑的“地下版本”。此外，瀘縣宋代石刻用石材取代傳統建筑的木、竹、磚、泥等材料，鋸、刨、燒、繪等手法達到的效果隻能通過雕鑿來完成，這無疑加大了工藝難度和工程量。

　　四川瀘縣宋代石刻博物館館藏中，就有不少建筑構件，如仿木結構裝飾的斗拱、門等。其中一件高浮雕梁拱石刻，長達212厘米、寬78厘米，正面雕刻一飛天，雙手捧荷葉，中間有一隻烏龜，上方為浮雕仿木結構的斗拱裝飾。

　　《武經總要》成書於宋代，是一部規模宏大的官修綜合性軍事著作。瀘縣出土了大量武士造像石刻，以極其寫實的手法表現了宋軍將士的軍戎裝備，如同一部詳實的圖解版《武經總要》。“他們身披鎧甲，手執兵刃，全副武裝。人物的動態、表情、衣甲、服飾精雕細刻，形象栩栩如生，異常精美。”徐朝綱表示。

　　值得一提的是，其中有4件女武士石刻造像。她們臉龐豐腴，柳眉杏眼，身著戎裝，手執兵器，面部表情剛烈，有凜然不可侵犯之感。重慶大學藝術學院教授張春新曾專程到瀘縣研究，他認為有3個女武士頭戴典型的鈸笠帽，鎧甲上罩著名為“質孫服”的緊身短袍，腳上穿著鵝頂靴，是不折不扣的蒙古武士裝束。

　　宋人喜歡養花鳥、賞花鳥、畫花鳥，其審美風格直接體現在繪畫上，當時也有系統整理宮廷藏畫的《宣和畫譜》。瀘縣宋代石刻中的裝飾性雕刻，有不少完全可以獨立成幅。徐朝綱介紹，其中花卉有牡丹、荷花、菊花、芙蓉、月季等，禽鳥類有鳳凰、孔雀、仙鶴等，以及部分獸類，手法以淺浮雕、線雕為主。

　　2001年出土的一件淺浮雕折枝花卉石刻，圖案中共有6片寬大的花葉，葉脈清晰可見，其間雕刻兩朵盛開的花朵，給人一種清新自然的感覺﹔另一件高浮雕荷花石刻，展現了採摘后用絲帶系扎的狀態，呈現出人為修飾的美感。

　　如今，經過歷史風雨洗禮，瀘縣宋代石刻呈現的歷史篇章，重新點亮現代人的眼睛，其保護開發利用也正在開啟新潮流。瀘縣將每年5月18日所在周，設立為“瀘縣宋代石刻藝術文化宣傳周”。今年3月，四川瀘縣宋代石刻博物館還發行了4款石刻白虎系列NFT數字藏品，讓大眾更好地領略宋代石刻的文化魅力。（四川日報全媒體記者 余如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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