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國古代儒家經典中，《大學》《中庸》《論語》《孟子》合稱的“四書”，蘊含著儒家核心思想，體現著古代先賢的哲思和智慧，跨越兩千多年時光，至今讀來，對我們依然具有深刻的啟迪意義。

4月23日，世界讀書日當天，巴蜀書社新推出的《四書（對譯本）》，是我省傳承發展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重點項目成果之一，按照准確、簡潔、流暢、優美要求，打造一本面向大眾的中華文化經典普及“案頭書”。

不久前，中共中央辦公廳、國務院辦公廳印發《關於推進新時代古籍工作的意見》，提出做好古籍工作，把祖國寶貴的文化遺產保護好、傳承好、發展好，對賡續中華文脈、弘揚民族精神、增強國家文化軟實力、建設社會主義文化強國具有重要意義。

“此次推出的《四書（對譯本）》，著重強調古籍的當代傳承和普及功能。我們希望以幾十年的古籍修養和積澱，把這些中國歷史上偉大的經典翻譯成順暢的白話文，讓大家能夠讀得懂、讀起來親切。”該書作者之一、西南民族大學中國語言文學學院院長王啟濤教授表示。

溯源體系

以朱熹整理《四書章句集注》為底本

作為一本定位為面向大眾的普及性讀物，《四書（對譯本）》的誕生卻並不簡單：該書的作者由教育部長江學者、西南民族大學中國語言文學學院院長王啟濤，四川大學古籍所研究員楊世文，四川師范大學四川文化教育高等研究院特聘研究員溫浚源，西南財經大學教師張卉共同組成，是一個頗有分量的學術團隊，前后耗時一年多，經過多次精打細磨，討論修訂，數易其稿，才最終定稿。

2020年7月，作為我省傳承發展中華優秀傳統文化重點項目之一，《四書（對譯本）》項目啟動，“第一件事是要組建作者團隊，經過多方考量，最終確定邀請了這四位來自省內高校的古籍研究領域知名專家共同完成。”巴蜀書社社長林建告訴記者。

在“四書”中，《論語》是記錄孔子的言行，它是由孔子弟子和再傳弟子共同編輯的。《孟子》這部書是戰國時儒學思想家孟軻和他的弟子共同完成的。《大學》《中庸》分別是儒家經典《禮記》中的篇目，一般認為《大學》的作者是孔子的弟子曾子，《中庸》的作者是孔子的孫子子思。“‘四書五經’是儒家核心經典，其中‘五經’形成較早，經孔子整理編訂后一代代傳承下來，而‘四書’的體系是到了宋代才正式形成的。”楊世文介紹，在漢代時董仲舒建議罷黜百家、獨尊儒術，儒學成為全社會的信仰，但當時主要是以經學的方式來傳承，重視“五經”，注釋比較繁瑣，不便於普及和大眾化，一定程度上影響了儒學思想在民間的傳播。到了唐代中期，韓愈、李翱、柳宗元等儒學思想家掀起儒學復興運動，韓愈提出儒學的“道統”說，並提出了重構儒家經典體系的問題。“他們大力表彰和推崇《論語》《孟子》以及《大學》《中庸》，開始重視‘四書’。到宋代朱熹，將這四部書合在一起進行注釋，形成《四書章句集注》，成為最權威的注本，形成‘四書’這一儒家新經典體系。”

“‘四書’相較於‘五經’，更加淺顯直白。漢代人注經非常繁瑣，但朱熹卻採用非常簡明的方法，特別重視對義理的闡發。同時隨著宋代平民社會興起，過去貴族壟斷文化的現象被打破，‘四書’得到了廣泛的傳播。宋代以后，朱熹的注本成為歷代讀書人的必讀書、科舉考試的標准教材，影響中國人數百年，甚至傳到韓國、日本，成為整個東亞文化圈共同尊崇的經典。”楊世文告訴記者。

據介紹，此次推出的《四書（對譯本）》，就是以朱熹整理的《四書章句集注》為基礎，在具體版本選擇上，以清嘉慶年間吳英、吳志忠《四書章句集注》刻本為底本，參校“四書”歷代版本、各家注解和出土文獻，運用現代規范白話文進行通俗化翻譯和注釋。

翻譯經典

汲取歷代學說融入當代思考

在“四書”中，宋儒把《大學》作為“入德之門”，《中庸》所闡發的“中庸之道”是修身、治學的最高境界，這兩部分翻譯和校注由張卉承擔﹔《論語》主要記錄孔子及其弟子的言行，是儒家經典中反映孔子思想最為直接的一部文獻，其翻譯和校注由溫浚源承擔﹔《孟子》繼承和發展了孔子思想，對於儒家的天道觀、人性論、仁政論作了更加詳細的闡發，這一部分工作由王啟濤、楊世文承擔。

如今關於“四書”的翻譯和注釋讀物非常多，但《四書（對譯本）》有自己的特色，適合大眾閱讀。該書按照現代學術規范，客觀科學翻譯和解讀中華經典。在翻譯時，力求准確簡潔，又要不失文字的雅韻。

該書由四位作者分工合作完成，他們本身就是古籍整理領域的專家，治學嚴謹。對於“四書”中的一些疑難問題，他們都經過多次討論，最后形成共識。

“在翻譯時，我們閱讀大量前人的解說，也整合了最新的一些研究成果，同時也注重在當代語境下的詮釋和思考。”張卉告訴記者，例如《中庸》第一章：“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修道之謂教。道也者，不可須臾離也﹔可離，非道也。是故君子戒慎乎其所不睹，恐懼乎其所不聞。莫見乎隱，莫顯乎微，故君子慎其獨也。”

“這一章中，‘性’和‘慎獨’，究竟如何翻譯？一直以來有很多種說法，但似乎很難用簡單的語言將其完整詮釋，因此我們決定保留這兩個字，不對其進行翻譯。”張卉說，從某種程度上來看，也留給讀者一些自我想象的空間。

《論語》是由孔子的弟子及其再傳弟子編纂的，其中“子曰”的“子”，是孔門弟子對孔丘的尊稱，在不少版本中，“子曰”通常都指“孔子說”、或譯為“老師說”，但翻譯時，溫浚源決定採用錢穆《論語新解》的譯法，統一譯為“先生說”。

“《論語》一書看似簡單，實際上還是有不少地方有閱讀和理解的難度。古往今來有數千種關於《論語》的書，但時至今日，仍然有不少問題有待梳理，有些是字詞訓釋的問題，有些是典章制度的問題，有些是文意義理的問題，從古到今的學者有不同的看法。”溫浚源多年從事儒學研究，此前曾出版過《下學上達：學行〈論語〉札記》一書，這一次參與《四書（對譯本）》的編纂，從基礎的校注和翻譯工作做起，卻又有了許多新的收獲和感觸。

溫浚源透露，對於《論語》原文，學術界從古至今也有著許多爭議。例如《學而篇》第十五章，有些版本作“貧而樂，富而好禮”，也有些版本作“貧而樂道，富而好禮”。“出於對文意的考慮，我們認為‘貧而樂道’更對稱，同時從本章的義理角度上來講，君子並不是樂貧，而是樂道。”

此外，還有《裡仁篇》中第五章，“富與貴，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處也。貧與賤，是人之所惡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去也……”

“第一個‘不以其道得之’很容易解釋，意為不通過合理的方法得到它，可是第二個‘不以其道得之’，似乎就不太好解釋了，許多版本中並沒有將其解釋透徹。”溫浚源說，有學者專門寫了文章，認為“得”是“退”之訛，因字形相近而訛，“退”與“去”義近，因而“退去”連言。“得”“富貴”而“退”“貧賤”，近於“得”“富貴”而“去”“貧賤”。我們認為這樣的認識是合乎情理的，所以《四書（對譯本）》也吸收了這些成果。

跨越時空

再讀經典體會智慧感受溫度

在項目啟動之初，《四書（對譯本）》就確定為結合時代特點和當代讀者現實需求，要打造為一本大眾看得懂、看得進去的“案頭書”。

從事古籍文獻研究多年，王啟濤曾出版了國學研究的多部專著，重新回歸到做“四書”的編校和翻譯這樣看似基礎性的工作，王啟濤表示，其實並不容易，凝聚了大家很多心血。“考驗作者舉重若輕、駕輕就熟的能力。”

“中國是世界上古籍最多的國家，四川是其中一大重鎮。如今新時代的古籍工作，不僅僅是強調保護，還要整理、研究、傳承、發展，在新時代傳播中，發揮資政育人功用，探尋它的當代價值。”王啟濤說，由於古籍離現在時間久遠，語法、文字寫法等不同，很容易讓人產生敬畏的感覺，作為古籍研究者，其中一大職責，就是要當好“翻譯者”，搭建起現代大眾讀者與古代經典著作之間的“橋梁”。

為此，在翻譯時，避免使用生僻字，而是採用具有親和力的語言來進行詮釋，讓人感受到古代先賢的智慧和溫度。也正如孟子所言“言近而指遠者，善言也”（意為言語淺近而含義深刻，這是善言）。

同時，《四書（對譯本）》在出版制作上，也蘊含著很多心思。在編排體例上，進行創新編排，採取文白對照、左右雙欄的方式，其中左邊為原文，並採用隨文小注的方式，注出疑難字詞的讀音、詞性或詞義﹔右邊為作者的白話文翻譯，注重讀者閱讀時的流暢度。在書中穿插清代道光年間吳門賜硯堂顧氏刻本《聖跡圖》《孟子聖跡圖》中的插畫。

“我們採用鳥居紙進行印刷，輕薄但不透，可平攤的空背裝訂，給讀者更好的閱讀體驗感。”林建介紹，在樣書印刷出來后，出版社特地組織了一批高中生、大學生等90后、00后讀者作為“試讀員”，根據他們試讀后的意見反饋，再進行調整。

經典著作一大魅力在於，常讀常新，閱讀經典，其實也有章可循。在新書分享會上，楊世文用朱熹耗費畢生心血研究“四書”的故事，結合《朱子讀書法》中所講的學習方法，分享了閱讀經典的一些心得體會。“首先是涵泳，就是要認真讀，領會它的真意。然后就是踐行，讀了以后要身體力行。”（四川日報全媒體記者 吳夢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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