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7歲的吳瑕是上海市公安局楊浦分局刑事科學技術研究所的一名法醫、一個4歲女孩的媽媽、四川大學華西醫學中心畢業生。對於非正常死亡人員，吳瑕是給他們開最后一張証明的人，也是從尸體上找答案的人。

意外？自戕？他殺？凡有接觸，必留痕跡，這是刑事技術的根基。“比如人被捅了數刀，哪一刀是致死的，我們解決的是這個問題。”“沒有最終的死因，証據就不完整。”吳瑕沒穿警服，也沒化妝，頭發隨意扎在腦后，見生人時不善於展示親近。

在法醫進入現場之前，沒有人動尸體。吳瑕剛工作時，去過一個鐵道邊的現場。那裡有很深的綠化帶，綠草及膝，平時少有人出沒。蒼蠅、甲虫，草裡已經“出蛆”，而綠化帶的深處則是一具尸體…….

出現場回來已是深夜，吳瑕一邊吃饅頭，一邊在投影的大屏幕上展示現場圖片。刑科所所長凌巍對那一幕印象深刻，感嘆所裡來的第一位女同志不一般。

也有一些現場是虛驚一場。萬聖節前后有人報告建筑垃圾裡有滿是血的手臂，法醫到場后發現是道具。還有一位醉漢躺在屋裡脫光了衣服，氣味難聞。親戚以為他死了，法醫到場時據說壽衣都買好了，后來証實是烏龍。

法醫大多有過敏性鼻炎，因為尸體產生硫化氫的味道很重，刺激得人嘩嘩流眼淚。吳瑕曾經手了一起衣櫃藏尸案。她和同事多次去現場尋找關鍵性証據，每次去之前都要做心理建設。案發地在三層，她站在一樓都能聞到味道。

死者和嫌疑人是半路夫妻，從外地來上海租房。出租屋五六平米，有一張床和一個販賣機大小的櫃子，屋外是公共廚房。

死者的兒子發現，母親與家人很長一段時間裡隻用微信聯系，總是挂掉電話或視頻。他起了疑，來上海找到房東，鎖匠打開房門，發現衣櫃完全封死，釘了釘子，貼了膠帶。裡面除了挂著的女式衣服，有一個編織袋，上面壓了很多貓砂。

“我們分析這個女的已經死了半年了。”嫌疑人和死者生活在一個環境裡，所有東西都可能留有痕跡，該怎麼証明是他干的？民警把屋裡的東西一件件取証，尋找線索。

最終找到一卷殘余的膠帶，新撕的膠帶的頭還貼在櫃子上。連同封櫃的膠帶，吳瑕和同事通過實驗，把它還原成一卷完整的膠帶，在上面發現了嫌疑人的痕跡。“這証明，就是他掩藏了尸體。”

吳瑕說，孤証不定案，法醫的工作是不斷加強証據的效力。

呈現在法醫眼前的是事后現場，過去某個時間這裡發生了什麼，需要現場重建。這是解謎之旅，也是這個職業吸引吳瑕的關鍵所在。曾經有一位死者腹腔有血，但內臟都是完整的。最終吳瑕在盆腔底下的一根分支動脈上，發現針尖大小的一個口子。“那種我終於找到了感覺，經常會有。”

法醫眼裡的細節有時能改變案件的走向。有一位死者倒在浴室裡，身上有刀口，他的女友說他洗澡時滑了一跤，正好被剪刀戳中，死了。

吳瑕看了尸體，發現不像剪刀傷，如果剪刀張開，不會隻有一個傷口，如果是閉起來，傷口的大小不對。在剪刀上也沒有發現死者的痕跡。最終女朋友承認是兩人吵架，她從廚房拿了把刀誤殺了對方，過失致人死亡。

每一次解謎成功都帶來欣慰，用吳瑕同學的話來說，“把手裡的案子移交出去時，像老父親送出嫁的女兒一樣。”

有了女兒之后，吳瑕的工作離解剖台遠了一些。她在實驗室做物証檢驗，還要跟著分析案情，前幾天，她收了60多個檢材，寫了22頁的鑒定書。

法醫是偵探和科學的結合體。刑科所所長凌巍介紹，楊浦區刑科所成立於上世紀80年代，前身叫技術組，有6人，用得最多的是手電筒和小刷子。1995年，升級為技術室，有10人，到2003年，技術力量逐漸顯現，擴增到現在的25個民警。除了常規的物証，還在探索聲紋、虹膜等採集。

吳瑕小時候的夢想是當科學家，高中想學醫，但覺得臨床太苦，“上海大醫院有無窮無盡的人”“切活人可比切死人風險高多了”。高考填志願報了四川大學的法醫學，母親知道后氣得在床上躺了一個星期。

她人生中有兩個時段以純粹的學習為樂，一是初中，一是大學。“每節課都大開眼界”。

學醫最難之一是病理學。吳瑕讀大學時唯一通宵的一次是病理考試前夜，“知識點浩如煙海，隨便一章都能出幾千個選擇題。之前復習覺得自己能拿80分就可以，考試前夜變成70分就夠了。”復習到半夜的時候，她想隻要及格就行。走入考場，“隻要考完就解脫了”。直到拿到卷子掃了一眼，看到會的題目，才有“天亮了那種感覺”。

解剖課上，老師指著“大體老師”說，“你們為什麼嫌棄他，覺得他臟嗎？他在福爾馬林裡泡了那麼久，比你們干淨多了，他連細菌都沒有。”

吳瑕本科畢業后回到上海，考入上海公安學院，這是當地的招警制度，與公務員考試類似，學制一年半，大部分時間在公安內部實習，相當於職前培訓。

她辦公室裡擺著各個版本的教科書，時不時翻一翻。辦公室外是實驗室，燈光和儀器組成亮白色空間，一盆植物擺在地上，頭頂有燈模擬光照。人工環境讓人失去時間的概念，這裡是吳瑕的避世所，“我能安安靜靜一個人，手裡處理的檢材有標准化的程序，不像去現場，千變萬化，人處於應激狀態。”

同事朱文凱是所裡最年輕的法醫，他說吳瑕喜歡“1+1=2”的東西。實驗跑出來的質量有紅黃綠三種狀態，一般黃色就可以，她非要做到綠色才行。另一位做物証的女老師金彝提起她，想到的第一個詞是“穩妥”，“她在這裡就感覺肯定不會出錯，值得托付。”

吳瑕不喜歡改變，最好每天有精確到分鐘的日程表，按此執行即可。“我本質上是個死板的人，希望一切在它的格子裡乖乖的。”

她不喜歡復雜的敘述，包括名著，“其實那是人家的文學功底，但我平時用到的文字干脆、精准。”律師、教師等職業讓她覺得“很累、要跟人搏斗的感覺”。

某種程度上，面對尸體比面對家屬的壓力要小得多。直視別人的眼睛有時會有壓迫感，死者的眼睛是沒有眼神的，“就不會感覺他在看你”。

“在現場我可以作決定、做自己，但面對別人，不是我一個人說了算。以前我們經常被領導批評，隻會跟死者講話。”他們所裡專門設計了一張告知單，部分代替與家屬溝通。

談起生物研究的過程，會不自覺變得興奮，“大腸杆菌是世界好員工，不要你給加班費，自己在那分裂、分裂、分裂”。

吳瑕生女兒之前，家裡有一面牆的魚缸，裡面養過水草，她會調節酸鹼值和光照、往裡打二氧化碳。她從小就喜歡自然科學，“法醫主要是醫學，但也有昆虫學、植物學，你得是個雜家。”

她在生活裡，沒有推理、沒有恐怖，拒絕一切需要燒腦的東西。“我以前看《侏羅紀公園》都覺得好嚇人。”

工作需要鎮靜，老師說顧慮太多會下不去手。“你的目的是找死因。專注於你的謎題，太感性會干擾判斷。”

當法醫久了，看到的社會現實遠比解剖尸體復雜。獨居老人是大城市的通病，“居委會關注高齡老人，但依然會有真空存在，有時人去世一個多月才被發現。”

吳瑕最看不得的是孩子的死亡。“青春期的孩子脾氣都挺厲害，這兩年常有因為玩手機和家長鬧矛盾而自殺的情況。”

還有社會戾氣引起的激情殺人，吳瑕說這類嫌犯總是特別后悔。有單位兩個人不對付，一個捅了另一個，自己跳河了，第二天被捅的人活了，捅人的死了。

見慣尸體，吳瑕對死亡比同齡人更洒脫。她結婚后登記了遺體捐獻，丈夫說她過分，“死了都不願意跟我埋一起”。她說，“要不你也捐了吧”。

她上大學面對“大體老師”時就決定要捐遺體。“我們家人都挺唯物的。”她的老家在崇明，以前清明回去上墳要坐船，那時上海常起霧，去了碼頭好幾次都出發不了。

“我爸喜歡花，說要不挑一盆把他埋下面，清明拿出來拜一拜就可以了。”

吳瑕大學的時候跟同學開玩笑，“我死后不知道在哪個醫學院迎風招展呢”，他們笑她“你怎麼知道你是整個兒的”。普通人可能覺得這是巨大的冒犯，“隻有法醫能開這種玩笑，前兩個星期發體檢報告，他們直接說你的驗尸報告來了。

“大家都知道工作會遇到許多悲劇，但我們努力去淡化悲傷的部分，因為這已經是我們的生活了。”

醫學院誓詞的前兩句是健康所系、性命相托，吳瑕說，健康和法醫沒關系，“但性命是他們托給我們的。”

瑕，指玉上的斑點，吳瑕出生時手背有塊胎記，父母借此取名。后來，她這雙手拿柳葉刀、握試劑瓶，為死者言，以佑生者，讓正義沒有瑕疵。

（中青報·中青網記者 楊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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