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中國考古學會、中國文物報社主辦，成都金沙遺址博物館、成都文物考古研究院承辦的“中國考古百年”系列活動之“紀念金沙遺址發現20周年國際學術會議”在成都舉行。

28日，中國考古學會理事長、中國社會科學院學部委員王巍，中國文物報社社長柳士發，四川省文化和旅游廳黨組成員、副廳長，四川省文物局局長王毅等在會議上，圍繞古蜀文明、金沙與三星堆的重大發現展開了探索，多角度、多思維的研究，提出的一些新的認識，開拓了探索古蜀文明新的研究途徑與思路。

恰逢其時的特殊時期

在百年中國考古學史上 不可多見

“這次會議在恰逢其時的特殊時期召開。”28日上午11點，在聽完20余位來自全國的專家發言后，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員朱乃誠上台進行學術總結發言。

朱乃誠表示：20年前，成都金沙遺址驚世而出，震驚海內外，被譽為“中國進入21世紀第一項重大考古發現”。從這裡出土的大量文物，不僅填補了古蜀研究的空白，甚至改寫了成都歷史和四川古代史﹔20年后，金沙遺址不僅從考古工地轉變為市民家門口的博物館，更在不斷推進遺址研究的同時，憑借在文物保護、學術研究、展覽展示等方面的創新，創造出一條獨特的遺址類博物館發展之路——“金沙模式”﹔20年來，學術界對金沙遺址展開了各方面的研究，尤其是在成都文物考古研究院、金沙遺址博物館的努力下，把金沙祭祀區的這一批重大發現，十分豐富而又十分復雜的考古發掘資料，經過長期的精心整理、細心分析與潛心研究，已經形成了一部可以傳世的考古報告專刊。“據說，如果不是因疫情影響出版，這次會上將正式面世，值得期盼與紀念。”

而這次會議正值三星堆遺址再次發現六個大型祭祀坑、正在出土大批精美文物之時，有的坑剛揭取了全部的文物。朱乃誠說，三星堆與金沙密不可分，當三星堆正經歷著重大發現的同時，金沙則組織匯聚一批學者在討論與這一重大發現有關的學術問題，“與重大發現同步召開學術會議，重大發現與深入探討緊密互動，這在百年中國考古學史上是不多見的。”

推進古蜀文明研究進程

有新的言論也留下了新的課題

在為期兩天的會議上，來自全國的學者對三星堆、金沙重要遺存的各種深挖細讀的研究，爆發了閃爍智慧的認識。在認真聽取各方觀點后，朱乃誠認為，這使得該會議在古蜀文明研究進程中具有特別重要的意義。

“金沙的發現拓展了對古蜀的認知。”朱乃誠認為，會上有多位學者對金沙考古資料進行了深入解讀，對金沙遺址進行了深入探索：

如成都文物考古研究院院長助理、研究員周志清對金沙遺址系列發現和研究進展予以全面介紹，闡發了對金沙遺址的一些新的認識，這對於大多數與會代表而言，都十分新穎﹔

成都文物考古研究院副研究員姜銘，分析了金沙遺址出土與祭祀有關的植物遺存，進而探索祭祀活動出現的時間﹔

成都金沙遺址博物館遺產保護與研究部主任、副研究員鄭漫麗分析了金沙祭祀區25處動物遺存，窺探專門使用於祭祀的動物種類。她還分析十二橋遺址、金河路等許多地點的動物遺存，從中窺探當時成都平原地區的野生動物種類與家畜種類與規模，以及制作骨器的骨料問題，提出了可能存在的與圈欄飼養動物有關的建筑遺存等。

尤其是廣東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研究館員、前副所長卜工教授，重點闡述了金沙遺址發掘、保護、展示的“金沙模式”的重要意義。

“這些分析研究都十分具體。其中對銅容器殘片的分析，涉及到金沙祭祀區使用的銅器的種類、文化特征，以及年代、遺址性質，還有與其它地區的青銅文化交流等一些敏感問題，是開拓金沙文化遺存研究的一個重要切入點。”朱乃誠說，這些討論對於三星堆、金沙、十二橋等遺址的年代分析，產生有不同的認識，也將成為今后深入研究的重要課題。

千絲萬縷的關聯

“三星堆-金沙共同體”的精神世界

在會議中，相關學者就探索三星堆與金沙遺址的文化現象，探索兩者之間的關系，以及與中原地區的關系做了大量的研究。

中國考古學會理事長王巍從宏觀方面，探索三星堆與金沙所代表的古蜀與夏商王朝的關系﹔來自國外的專家，美國哈佛大學教授傅羅文通過遠程連線，對比了三星堆與金沙所揭示的兩者之間關系的問題﹔四川大學歷史文化學院教授彭邦本分析了三星堆與金沙所呈現出的共同體現象，闡發了三星堆-金沙共同體，是蜀地商周時期共主聯盟的考古學遺存這一重要認識。

朱乃誠認為，彭邦本在發言中，通過分析三星堆與金沙大小銅人的不同發飾，甄別出居於統治地位的人物，編發發飾族群是重要的與盟邦國人物，盤發發飾代表的是“南中”（川南雲貴）族群，形成的三星堆-金沙共同體，是一個以成都平原為中心的巨大的地域性邦國族群聯盟這一認識。以實証方式考証三星堆、金沙文化遺存所屬的分布在不同區域、不同部族的人物特征，以及當時的文明社會的結構與特點，很有意義。

從三星堆到金沙，從古至今，一直都有千絲萬縷的聯系。會議中，專家學者們也不斷探索著三星堆與金沙文化遺存所體現的精神世界。四川大學考古文博學院院長霍巍從三星堆和金沙的金器和紋飾圖案中探討出兩者對日月同輝的認知和當時思想表述記錄、承傳的方式，並通過祭祀遺存，探索出當時精神世界的知識圖景。

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員王仁湘則通過與古埃及太陽神圖像的對比，尤其是明確日烏與陽鳥兩者的區別，分析出白陶日烏、彩陶日烏、紅山玉鸮、史前兩面神玉雕、鳥冠玉神、商代銅鳥玉鳥等，以及三星堆金沙的各種鳥類遺存，探索距今8000年至漢代的“日烏”圖像譜系，解讀了金沙四鳥繞日金箔飾等的深層含義。

在最后，朱乃誠表示，此次會議中所產生的研究成果和新的認知，加上三星堆新的6個坑全面清理和文物的全面提取，標志著三星堆和金沙所代表的古蜀文明研究，將進入一個新階段。“現在可以明確，研究三星堆遺址、三星堆文化、三星堆文明的一些問題，需要從金沙遺址、金沙文明、金沙文化的角度進行探索，才能得到圓滿的解答。研究金沙遺址、研究金沙文明、研究金沙文化，自然也需要結合三星堆的角度，才能得到深入。”成都商報-紅星新聞記者 喬雪陽 曾琦

人物專訪

中國考古學會常務理事、湖南大學岳麓書院教授郭偉民：

成都的文明可以直接追溯到金沙

成都商報-紅星新聞：您如何看待三星堆和金沙的關系？

郭偉民：三星堆和金沙在系統上是一致的，兩種體系也有細微的差別，涉及到空間和時間的差異，在文化形態上面也明顯體現出來了。很多專家也通過很詳實的証據証明了這一點。

從整個三星堆和金沙的文化源頭來看，最基本的繼承是寶墩文化，寶墩文化再往上追到了中原，到了黃河流域。當然這裡面也有外來的因素，比如寶墩時期的城牆堆筑的技術。

從稻作農業上看，從寶墩文化開始到三星堆、金沙，稻作農業進入四川盆地的成都平原，它帶來的實際上是長江流域的文明體系，中原、西北、東邊等的技術匯聚到這裡，呈現出來了一種多元文化的融合吸收，同時也具有創新。

成都商報-紅星新聞：金沙遺址在整個中華文明歷程中，有怎樣的特殊意義？

郭偉民：中華文明是多元一體，金沙所代表的，是中華文明一個重要的部分。在早期中國的形成過程中，主要以中原為中心，以多元文明的匯聚，多元文化的因素交流與融合所形成。

我們看到從三星堆到金沙，它正好處在中原的時代變遷中，在商周時期的社會變化之中。通過史書、考古研究也能看到，當時的西南地區的族群和集團，參與了中原融進中國的過程。說明四川一帶從來就沒有獨立於中國之外，參與了中華文明的形成與發展。

成都商報-紅星新聞：既然成都的根源是來源於金沙遺址，那麼，我們從金沙傳承下來的文化，其歷史發展脈絡是怎樣的？

郭偉民：毫無疑問，成都的歷史直接可以往上追到金沙，當然，我們現在看到了成都這些年的考古的工作，已經把整個歷史連起來了，從新石器時代到商周再到秦漢，成都的歷史文化脈絡非常清晰，時間順序也非常完整，所以，成都的文化肯定可以追溯到金沙，是與之聯系在一起的。

成都的“天府文化”中就說到了創新創造、樂觀包容，這個便是可以從金沙遺址中看到的。我覺得這是成都文化、成都文明的最基本特質。

成都商報-紅星新聞記者 喬雪陽 曾琦

精彩觀點

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副所長、研究員方向明：

金沙和三星堆是一個整體

方向明表示，他在聽各位專家探討金沙、三星堆文化的時候，自然而然也聯想到了中國浙江錢塘江流域一支重要的古文明“良渚文化”。他說，金沙遺址的十節玉琮就源於良渚文化，玉琮是良渚的典型器物。

方向明認為，良渚之后，玉琮的擴散和影響，最西的到成都平原，幾乎囊括大半個中國，這個過程中琮發生了很大變化。

“良渚和成都平原、三星堆、金沙之間，不能簡單說‘你傳給我，我傳給你’，要從更大的時空來理解。但把傳來的東西加以改造，由此可見，上古時候，整個中華大地有彼此認同的信仰體系和意識形態觀念。”方向明說。

在方向明看來，三星堆的最新發掘，分期年代是很大的基礎性工作。“我作為局外人，我還是把它們當作一個整體，哪怕有先后和交錯，反映的是不同祭祀。”

奇琴伊察博物館館長馬可·安東尼·桑托斯：

瑪雅文明和金沙有共同的符號象征

馬可·安東尼·桑托斯，通過線上連線，向金沙遺址發現20周年表示祝賀。

他表示，中美洲瑪雅文明尤其是奇琴伊察與三星堆文化和金沙遺址兩種文化的關系和共同的符號象征。“我們以眾所周知的元素——如今作為中國文化遺產標志的太陽與四隻神鳥為例將這些元素聯系起來。對於在中美洲的瑪雅人來說，太陽和神鳥也有同樣的象征意義。”他認為，這意味著在那時候，在亞洲和美洲的人類雖然沒有直接聯系，但表現非常相似。

“這不斷地提醒著我們，注意符號象征是不分時間和空間重復出現的，而瑪雅文明和金沙遺址之間也有同樣的意義，無論它們是在什麼時候發展起來的。”馬可·安東尼·桑托斯說。

成都金沙遺址博物館副館長、研究員王方：

古蜀玉器絕大部分是就地取材

王方以《尋玉之路——古蜀玉器玉料分析及礦源產地調查情況綜述》為題，詳盡講述了古蜀玉器、玉料的分析成果。她表示，目前三星堆遺址出土的玉器超千件，而金沙已經超過三千件，從種類、材質、工藝等來看，金沙遺址在三星堆的基礎上都有更大的發展。

王方表示，自2001年以來，對金沙玉器的玉料鑒定與分析工作，主要有四次，結果表明，金沙玉器材料是以透閃石軟玉為主，還有少量的陽起石、透輝石、斜長石、閃長石、滑石、大理石等，“可見金沙時期玉料種類極其廣泛。”王方說。

通過對成都平原西北龍門山脈一帶玉料分布情況的初步調查，以及對中國其他區域礦源產地玉料標本進行的初步觀察與對比，王方表示，其明確了古蜀玉器絕大多數材料明顯區別於其他區域玉文化玉料，“可以看出古蜀玉器除極少數是由外部區域直接輸入外，絕大部分的玉器應為就地取材、就地制作而成。材料的來源一部分可能是成都平原西北的龍門山脈，還有一部分可能是在遺址周圍的河漫灘地和山間谷地中採集而來。”

成都商報-紅星新聞記者 喬雪陽 曾琦 陳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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