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唱支山歌給黨聽，我把黨來比母親。”《唱支山歌給黨聽》自1963年誕生以來，無數次回響在華夏大地上。7月1日上午，這支歌再次在天安門廣場上飄揚。已故作曲家朱踐耳的夫人舒群與指揮家陳燮陽聆聽著熟悉的旋律，激動地講述起這首歌背后的故事，以及朱踐耳一心向黨的人生歷程。

　　在《雷鋒日記》中看到“歌詞”

　　迄今為止，《唱支山歌給黨聽》在中華大地上被幾代歌唱家演唱了58年，依舊深受國人喜歡。在舒群看來，“大概因為這首歌音樂比較順暢，歌詞也比較好。”著名指揮家陳燮陽曾率上海交響樂團演奏過多部朱踐耳的交響樂作品，也是朱踐耳的好朋友。他回憶說，“聽到這首歌時，我還是學生，感覺非常通順和深情。”

　　《唱支山歌給黨聽》先有詞，后有曲。1958年，姚筱舟創作了《唱支山歌給黨聽》這首詩。創作時，原本第二段寫的是“舊社會三座大山壓我身”，但姚筱舟始終覺得味道還不夠，他在桌子上拿起一本小人書，看到上面有位地主正拿著鞭子抽打長工，於是他瞬間來了靈感，把這句改成了“舊社會鞭子抽我身”。后來，雷鋒看到了這首詩，便把它抄寫在自己的日記中，並將原作中“母親隻能生我身”改為了“母親隻生我的身”。在很長一段時間，尤其是這首歌傳唱開來后，很多人以為它由雷鋒所作，其實不然。

　　但作曲家朱踐耳確實是在《雷鋒日記》中讀到的這首詩。那是雷鋒因公殉職后，時任上海音樂學院教師的朱踐耳在學習雷鋒的活動中讀到的。當時他十分激動，據舒群回憶，他用了一個晚上就把這首歌寫出來了，一氣呵成。“我們在一個房間裡，我都已經睡覺了，他還在創作。”舒群說：“第二天一早我醒來，他就已經寫好了，發給任桂珍來演唱。”在舒群印象裡，朱踐耳無論是創作歌曲，還是后來創作大部頭的交響樂作品，隻要醞釀成熟，就沒有寫得慢的，“他寫東西，如果沒把握就絕不會寫，如果心裡掌握了，寫得就很快。”

　　整個上海一兩天就唱開

　　任桂珍是我國著名歌劇表演藝術家、上海歌劇院歌唱家，“譜子交給了任桂珍，她一句話沒多說，很快就錄了音。”舒群說，1963年，這首歌被任桂珍首唱之后，馬上就受到歡迎，“整個上海一兩天就唱開了。”后來，在上海音樂學院進修的藏族歌手才旦卓瑪聽到了這首歌，回想起自己經歷的苦難和翻身的幸福，大受觸動。她找到自己的老師王品素，要求演唱這首歌，王品素被她的誠懇打動，但坦率地告訴她，讓她加強漢語普通話的學習。於是，才旦卓瑪一字一句地學習歌詞，在1963年上海之春音樂節上，她演唱了這首歌。1964年，她又在大型音樂舞蹈史詩《東方紅》中演唱《唱支山歌給黨聽》，從此在全國范圍內流傳。

　　對於舒群的久遠回憶，陳燮陽表示，他也聽說了朱踐耳寫作后很快就找任桂珍錄音的故事，他更強調道：“我估計他當時看到這首詩肯定很感動，充滿激情地寫好了這首歌。”

　　更名“踐耳”跟黨走

　　而在舒群看來，朱踐耳飽含激情的創作源於他對黨、對新中國的熱愛。朱踐耳出生於1922年，親歷過抗日戰爭、解放戰爭等歷史時期，用舒群的話說，“他一輩子跟黨走。”朱踐耳原名朱榮實，因為從小喜愛聶耳創作的充滿愛國主義和革命精神的歌曲，於是更名為“踐耳”，他生前曾說：“我改名‘踐耳’，就是一心想走他沒走完的路。”朱踐耳從上世紀40年代開始從事音樂創作，花甲之年后還創作了10部交響樂作品。他一生的作品中，有大量記錄黨的革命歷程的作品，其中交響合唱《英雄的詩篇》就是代表作。

　　《英雄的詩篇》是以《長征》等毛澤東詩詞為題材創作的交響合唱作品，表現的是中國工農紅軍在長征中的英雄形象。這是朱踐耳於1959年至1960年間，在柴可夫斯基音樂學院留學時的畢業作品，曾為蘇聯國家電台收購。1962年在上海之春音樂節演出時，引起轟動。近年，陳燮陽也曾指揮中國交響樂團演奏這部作品。

　　舒群說，《英雄的詩篇》也是朱踐耳特別重視的作品，“他特別看重這種既有技巧性，又有藝術性的大合唱作品，交響樂的形式有分量，能表現工農紅軍的萬裡長征，拿出去又可以代表中國。”而陳燮陽認為，無論是《英雄的詩篇》還是《唱支山歌給黨聽》都蘊含著朱踐耳的“中國魂魄”，其中都有他對大地、對人民、對黨的一往情深。（北京晚報記者 韓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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