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世纪初，中国金融领域曾出现了一批银行家，他们在国外受过系统的金融培训，留学归来后致力于发展民族银行业。在他们的努力下，中资银行逐渐发展壮大，不仅能与旧式钱庄、外资银行分庭抗礼，而且后来居上，成为当时中国最主要的金融力量。这其中，颇具代表性的当数时任中国银行总经理、被誉为“中国现代银行之父”的张嘉璈。

　　张嘉璈任总经理期间，以革新精神谋管理效能之提高，以精神修养培育中行之理想行员，使中国银行业务有较大发展。这些思想和做法，跨越百年，以今日的金融业视角看来仍不过时，甚至历久弥新。

　　1934年，张嘉璈怀着对四川特殊的乡情和推行改革的壮志雄心，历时45天，走过6000多里路，“入川一游，偿二十余年之夙愿”。他在四川考察时所提出的关于银行经营改革和未来发展的思想，对推动川渝地区经济发展和中国金融业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

　　不辞风尘入四川，力求进步之实现

　　张嘉璈四川之行的缘起要从1916年北洋政府的一纸“停兑令”说起。1916年5月12日，北洋政府下达停兑令：“自即日起两行（交通银行和中国银行）已发纸币和应付款项，一律不准兑现。”停兑令下达后，时任中国银行上海分行经理宋汉章、副经理张嘉璈采取了抵制态度，张嘉璈认为银行的信用最为重要，而且中国银行现金准备足以支付已发行钞票的六成以上，可以照常兑现。

　　于是，在那之后的一周内，来银行挤兑的人数逐天减少，宋汉章和张嘉璈通力协作，平息了上海的这场金融“风暴”。经过此事，中国银行上海分行声誉大振，宋汉章、张嘉璈被称为“不屈从北洋政府的勇士”。正因如此，同年12月，时任中国银行总裁徐恩员出于对张嘉璈抗拒“停兑令”的不满，下令调其任重庆分行经理。这份明升暗降的调令发出后，引起上海政界、商界不少知名人士的反对，最后，在中国银行商股联合会的支持下，调令并未施行。然而，这份调令为原本就具有四川血统的张嘉璈赴川埋下了伏笔。

　　为了中国银行自身发展，1933年起，张嘉璈开始着手用新的战略及文化重建全国各地分支行，为此，他决定赴全国各地分行考察，四川便是他选择视察西部的第一站。在他看来，“每每不辞风尘，奔波全国，唯一的目标是想把全国的分支行处，整顿得个个健全，务使根基稳固，努力求其进步之实现。”

　　从外部情况来看，1932年至1934年间，由于连年战事和自然灾害频发，中国农村田地荒芜，农民入不敷出，再加上外国农产品大量输入对国内市场造成冲击，中国农村经济濒临破产，而此时，与内地的困难衰落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上海等大都市则出现了经济的畸形繁荣。

　　张嘉璈认为，内地农村破产的结果，亦将影响上海的发展，尤其是对上海金融资本将产生巨大冲击。他提出：“以四川人口之众，物产之丰，论其面积，几同德国一国，所以四川一省，当视为上海工业之一大市场。故一方应有技术人才，多往四川帮助其计划种种建设，一方面俟政治稍稍安定，币制稍稍整理，即可逐渐输入资金，以增加其生产力，此为上海实业界应具之眼光。”

　　于是，1934年4月28日，时任中国银行总经理张嘉璈从上海乘船出发，溯江西上，开启了专门考察四川的行程。

　　“管家”带来改良法，支持四川各事业发展

　　1934年张嘉璈入川渝时，使用了多种交通工具，包括滑竿、汽车、船舶等，从原始到现代，行程颇为坎坷，古老蜀道逶迤、峥嵘、高峻、崎岖，就如当时川渝地区金融状况一般，盘根错节，亟待开发。

　　此次考察，张嘉璈对中国银行在四川的下属机构、员工现状、业务情况及特点以及四川省情等都进行了全面的了解。他将自己比作“娘家人的一位老管家”，将此次四川之行称为“老管家”特来看望“好似远嫁闺女”的川行员工，而他“研究改良”四川中行和支持四川各事业发展的方法，是他给川渝地区的见面礼。他一路视察一路演讲，集中阐述了他先进的经营管理理念和文化价值观，构筑起中国银行业现代化先驱的经营管理思想之“银魂”，为中国银行后续的发展以及川渝地区的经济发展提供了重要参考。

　　他针对“成都支行重树形象”问题，提出“要消除外界怀疑，要加紧本身工作”，将赢得“民众对中行的信仰”作为促进中行发展的企业道德之根本。针对四川分行存在的“员工智识偏低且他调不力”问题，提出用“他调”的办法来提升员工素质。

　　张嘉璈既以高于同业标准的员工道德来规范员工行为，又以高于同业标准的企业伦理来规范中行对外行为。“凡有国家大生产事业，都有我们中国银行参与其间”。为此，他提出中国银行成为“最进步、最稳固的银行”的宏伟愿景目标。

　　为了实现这一目标，张嘉璈面对当时平均年龄只有26岁的中国银行四川分行员工，娓娓道来他的改革思想：“从前各行一种各自为政，各自用人，全不顾联络，全不求‘整个化’的银行，不能适存于二十世纪竞争激烈的社会。”

　　张嘉璈的四川之行，还对其商业银行经营管理思想进行了新的完善：对中国银行报国使命进行了全域性完善；对中行愿景进行了最为恰当理论概括；提出了中行“应以我们的人格与能力为竞争之工具”的竞争伦理；概括出“以革新精神谋本行业务之进展，以创造能力图一切事物之改善”和“稳健之主义，进步的保守”的创新与审慎相结合的完整经营理念；用类似于现代“愿景激励”的方法，对中行愿景进行了层层叠叠的形象描绘，以此激励全行职员，让中国银行的改革从思想层面达到顶峰。

　　这些思想的火花，不仅将中国银行从最初的官僚习气浓厚、政府财政附庸的中央银行，逐渐转变为服务于经济发展的商业银行，日益成为中国近代银行业发展的楷模，更是对川渝地区金融业的重振和经济的发展提供极大帮助。

　　宣示使命践承诺，力助川渝事业展

　　入川之前，张嘉璈就提出中国银行的报国使命是“服务大众，改进民生”，结束四川之行后，张嘉璈自述其所得有四点，也是他“宣示使命践承诺，力助川渝事业展”具体表现：

　　第一，在与四川境内分行及各支行经理交换意见基础上，决定鼓励上海资金移入四川，从事开发之业务方针。如，张嘉璈参观内江制糖厂家时，与中行特邀来川做糖业调查的上海专家吴鹄飞先生一道，探讨与确定了独辟蹊径的“以提供农贷资金，利用原有技术谋求四川蔗糖业发展”的方略，走出一条符合当时四川农村情况的道路，更难能可贵的是在后来抗战情况下赢得了极其宝贵的时间，并迅速取得绩效。从1937年春起，四川中行与四川省农村合作委员会协订试办农村合作社放款合约，共同组建蔗糖产销合作试验区，后被称为“完美细致之操典”。随着中行农贷金额逐年增加，既使内江蔗糖产量大幅提高，大致满足了战时大后方的军民之需；同时又通过制糖副产品制作无水酒精，替代航空汽油，使内江始终保持全国酒精产量1/4至1/5的份额，“此种成效，中行贷款实居首功”。又如，张嘉璈此次四川之行，参观了自贡多处盐井、内江漏棚和糖房，及乐山嘉裕纸厂、嘉禄纸厂、华新丝厂等企业，指示总行及川行联合发起对四川的系列经济与金融课题调研，如四川丝业、内江糖业、桐油产销、公路进展、荣昌烧酒与坊瓷业等调研，以及对四川的金融考察等，为支持川渝经济金融发展做好充分准备，使抗战时期四川中行贷款份额一直占全国中行贷款总额三到四成，为民族抗战胜利做出重要贡献，这不能不说与张嘉璈此行所决定的方针息息相关。

　　第二，张嘉璈专程参观了卢作孚的北碚新事业及其民生轮船公司，更为其精神面貌深深感动，认为卢作孚“热忱而克己，有旧学问而追求新知识，有事业心而到处助人”，因此他认为对其事业颇有辅助之价值。回沪后，他第一件事即捐款2000元给卢作孚之中国西部科学院，同时因民生轮船公司“乃宜渝及川江之唯一具有规模之航业”，当时公司负高利短期债务达500万元，月息二分以上，随时有逼债拖倒之虞。张嘉璈即与各银行商洽，决定发行公司债100万元，于1935年7月1日发行。卢作孚后来回忆说，这是四川的经济事业在上海第一次募债，而且第一次募公司债，“财务是民生公司在不断发展的途程当中一个大大的困难，总算始终得环境上的帮助，没有限于挫败”。

　　第三，与刘湘认识，建议从速整理四川财政及币制。1934年5月15日，张嘉璈首次与刘湘会晤，刘湘问及中国银行在四川的政策时，张嘉璈答道：“以川局为转移，因为非政治和社会好，银行不能单独繁荣也。”刘湘对此极为动容，后续张刘二人又进行了两次会谈，刘湘还向张嘉璈提出问题和希望：“总行是否曾接济过渝行资金”“中行在川省除吸收存款及高利贷款外，向无所事事”“希望中行对于川省建设贷款，稍稍加以提倡。”这些看法和意见，引起了张嘉璈的高度重视。此外，张嘉璈还建议刘湘从速与中央合作，整理四川财政及币制，刘湘都悉数采纳。

　　第四，参观华西协合大学，与美籍校务长毕启结识，深佩其斩荆披棘、筚路蓝缕之精神。上世纪30年代，四川仅有国立四川大学、省立重庆大学、私立华西协合大学三所大学。华大筹建于1905年，1910年3月正式开学。该校成立与发展，经历了艰难创业过程，与其主要创建人毕启的不懈追求与努力息息相关。此行张嘉璈应邀参观了华西协合大学并发表演讲，毕启代表校方与张商谈，邀请张兼任华大校董事，张嘉璈允任该校董事。

　　1935年，张嘉璈离开了中国银行，离开了金融业，但时隔多年，我们从如今中国银行“融通世界 造福社会”的使命和“建设全球一流现代银行集团”的愿景中，依然能看到张嘉璈所秉持的经营管理思想和文化价值观，这些思想就如同一颗颗珍珠，在历史的长河中熠熠生辉。

　　大咖名片

　　张嘉璈

　　1889年10月生，原籍江苏省宝山县（今属上海市）。1906年赴日本庆应大学攻读货币银行学和政治经济学专业。1913年底入职中国银行后，先后任上海分行副经理、中国银行副总裁、中国银行总经理。1935年起先后任铁道部部长、交通部长、中央银行总裁等职。在金融领域中，他富于革新精神，锐意进取，对中国银行和中国金融事业的发展作出了贡献，享有“中国现代银行之父”之称，并留下“为国一心存大义，一生清正秉廉洁”之美誉。

□倪宏伟 孟婷 四川日报全媒体记者 卢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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