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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代成都的说唱艺人

2022年06月13日08:04 | 来源:成都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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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标题:汉代成都的说唱艺人

在某个选秀节目上,一位成都选手以标准的四川方言表演说唱(rap)歌曲,一炮走红,受到各地年轻人和四川老乡的追捧。其实,类似rap的说唱艺术,早在两千多年前我国汉代就已经产生了。近几十年来,陆续在成都及周边地区出土了许多东汉陶俳优俑(又名说唱俑、击鼓说唱俑),其生动的造型、传神的表情,让我们重回2000多年前的汉代成都,领略“街头艺人”的精彩表演。

乐观主义代言人

假如时光能够倒流,让我们重回汉代成都。繁华的街道上车水马龙、人流如梭,街道的两边商铺、酒肆、茶楼鳞次栉比。人丛中,不时传出阵阵喧闹声,引人驻足观望。循声望去,在丝竹管弦伴奏下,艺人们或长袖翩翩、踏歌而舞;或赤膊上阵、吞刀吐火、弄壶跳丸,正在上演一出出歌舞、杂耍的精彩好戏。在喝彩声中,一位头戴小帽、袒胸露腹,仅穿一条浅裆宽松长裤的艺人,一手持槌一手拿鼓、摇头晃脑、表情滑稽地向人们说一阵、唱一阵、敲一阵,引起围观者的哄堂大笑,场面硬是闹热得很。这就是2000年前成都街头艺人表演的惊鸿一瞥。

上世纪50年代,成都北郊一个名叫羊子山的小山包上,发现了200多座战国、汉、晋、魏、唐、宋、元时代的墓葬,出土了大量文物,其中就有一件东汉陶俳优俑。此后,考古工作者又先后在成都天回山、曾家包、六一一所、郫都区宋家林、新都马家山、金堂李家梁子等地的汉代墓葬中,陆续发现了一件件形象生动、造型奇特的东汉陶俳优俑。这些陶俳优俑大小不一,陶质各异,通高一般在50至70厘米左右。俑身原有的彩绘,在漫长岁月的侵蚀下早已脱落无存。从外观造型上,大致可以分为坐式和站式两种。

坐式陶俳优俑以成都羊子山、天回山、新都马家山、金堂李家梁子出土的最为典型。成都羊子山陶俳优俑出土于1954年,红陶质,俑高53厘米。俳优坐于一圆榻之上,头戴平顶小帽,帽前束花结,两肩高高耸起。上身袒露,下身穿一条浅裆长裤,赤着双足,一足前蹲,一足跪屈。左手抱一圆鼓置于膝上,右手臂屈伸作握槌状,食指向上斜指。圆圆的胖脸眉开眼笑,额头因此堆出了几道深深的皱纹。

成都天回山陶俳优俑1957年出土,国家博物馆收藏。俑高56厘米,俑头束巾,戴笄。俑为圆脸,满面笑容,前额上有数道深深的皱纹。上身赤裸,胸肌下垂,肚大如鼓。两臂戴有珠状环形饰物,左手抱鼓于腋下,右手持槌平举。下身着大脚长裤,赤足坐于圆榻之上,右足高高跷起,露出肥厚的脚掌。

新都马家山陶俳优俑1982年出土,俑高48厘米,与成都天回山陶俳优俑造型较为接近:俑头上束巾,戴笄。张口露舌、圆脸上的笑容极为夸张。上身赤裸,袒胸露腹。双臂戴有类似璎珞的环形佩饰,左手环抱一鼓,右手握槌向前平伸(鼓槌似已失落)作击鼓状。下身穿宽松长裤,赤足。右足向前伸出,左足支立于圆榻上。

金堂李家梁子俳优俑为泥质灰陶,高60厘米,宽40厘米,较很多站式俑还要高出一截,是目前出土最大的坐式陶俳优俑之一。此俑头戴小圆帽,满面笑容,舌头长伸。上身裸露,耸肩。右手托鼓,左手作握槌状。肚腹浑圆,下身着浅裆长裤,赤足坐于圆榻上。左足支于肚前,右足向前蹬出。

站式俳优俑则以郫都区宋家林、绵阳九龙山、成都六一一所汉墓所出土的最具代表性。郫都区宋家林俳优俑出土于1963年,现收藏于四川省博物院。该俑为灰陶质,俑高66.5厘米,身材矮胖,椎髻。龇牙咧嘴、嬉皮笑脸,面部表情十分夸张。俑上身赤裸,袒露胸腹。他的脖子前伸,双肩耸起。双眼眯成了一条缝,舌头伸得老长,硕大的脑袋木偶般挂在胸前。一手捧鼓,一手持槌,正欲击鼓。下身的浅裆长裤滑到肚腹之下,露出了半边高高翘起的屁股,宽松的裤管下是一对肥厚的赤足。

成都六一一所汉墓俳优俑高62厘米,泥质灰陶。俑头戴系结巾帽,眯缝双眼,咧嘴伸舌,面部表情极其滑稽、喜感十足。上身裸露,下身穿浅裆长裤,肚大腰圆。两肩高耸,左臂高举(手部残缺),右手屈肘握拳。双腿一前一后,赤足。

仔细观察,这些陶俳优俑虽然在头部的巾帽、手足的具体动作、坐(站)姿上,存在一些细微的差异,但在五短身材、裸露上身、肚皮圆圆、双足赤裸等方面的相同或相似之处更为明显。其面部表情是各式各样的笑:开怀大笑、憨笑、嬉笑、搞怪坏笑……他们所传达的滑稽、诙谐、快乐的乐观主义精神是完全一致的,这也是四川东汉陶俳优俑最为显著的特征。

司马迁为俳优作传

说唱艺术是我国流传了数千年的一种曲艺品种。据史书记载,古代的说唱艺人称为“俳优”。“俳优”又细分为“俳”和“优”:“俳”能说会道,以说为主,以诙谐、滑稽的语言嘲讽时弊和陋习,让人们在笑声中有所感悟,类似于现在的相声;“优”则是多面手,除了要表演有故事情节的杂戏外,还要作为烘托气氛的角色参与歌舞表演,汉代乐舞类画像砖上就有不少这样的场景。“俳优”二字后来在史籍中逐渐连用,不再有明显区分。

历史上,“俳优”多为身体有缺陷的侏儒。他们是非常特殊的一类人,不仅聪慧机智、反应敏捷,而且擅长说笑和舞乐杂耍。由于天生缺陷,为求生存,不得不寄人篱下,以诙谐、滑稽,甚至自嘲的表演来博取帝王和豪门贵族的开心。尽管地位低下、被人歧视,但他们当中也出现过一些了不起的人物。司马迁的《史记·滑稽列传》中,就记载有一个名叫优旃的俳优:秦始皇准备扩大皇室射猎的苑囿。这个苑囿东起函谷关,西至雍县和陈仓一带,范围极其广阔,注定要劳民伤财。优旃便对秦始皇说:“好,苑囿修好后,再多养些禽兽在里面,如果敌人从东方进攻,苑囿中的麋鹿用角就能把他们顶回去。”秦始皇闻言,无言以对,默默打消了这个念头。秦二世即位后,一天突然心血来潮,想把整个咸阳城的城墙都用漆料漆一遍。优旃又对秦二世说:“皇上的想法太好了。我本来也要请您这样做。虽然这会给老百姓带来愁苦和损失,可城墙漆得漂漂亮亮的,敌人来犯也爬不上来。涂漆倒是容易,难办的是要找一所用来阴干的大房子啊。”秦二世也觉得“找阴干的大房子”很难办,便打消了漆墙念头。

优旃虽一介俳优,地位低下,但正直善良。他利用接近帝王的便利,敢于谏言,将说话的艺术发挥得淋漓尽致,巧妙地制止了秦始皇父子的荒唐行为,充分展现了他的聪明才智,可谓我国古代俳优艺人中的杰出代表。难怪司马迁对其作出了“善为笑言,然合于大道”的评价。

秦汉时期,说唱艺术十分流行。秦始皇修建离宫数百所,宫内倡优上千,其中就有不少俳优艺人。到了汉代,俳优的表演更是风靡盛行,不论是王公大臣,还是贵族豪门,都蓄养有数量可观的俳优,方便随时消遣取乐。“金石丝竹之声不绝于耳,帷幄之私、俳优侏儒之笑不乏于前。”“俳优侏儒,狄閛之倡,所以娱耳目乐心意者,丽靡烂漫于前,靡曼美色于后。”这正是当时说唱艺术盛况的真实写照。

商业繁华 享受生活

俳优的表演诙谐、幽默、滑稽,受到上至王公贵族下至贩夫走卒的欢迎,可谓搞笑艺人的鼻祖。此外,汉代社会流行“事死如事生”的观念,官僚贵族们即使在死后,还要把俳优制成陶俑陪伴身边,希望他们在另一个世界仍然能替自己排忧解闷。

在中国古代,俑是专门用于陪葬的偶人,用来替代真人殉葬。俑的材质有多种,如木俑、陶俑、铜俑等,以陶俑最多。汉武帝时,朝廷实行“举孝廉”的选官制度,选拔孝顺父母、办事廉正的人为官,“孝”就成了当官、升官的一条重要途径。汉代本来就“世以厚葬为德,薄终为鄙”,何况还有可以入仕为官的好处。因此为了博得“孝”名,人们不惜耗费巨大的人力物力厚葬去世的老人。据《后汉书·明帝纪》记载:“百姓送终之制,竟为奢靡。生者无旦石之储,而财力尽于坟土。伏腊无糟糠,而牲牢兼于一奠。”可见当时人们争相厚葬,不惜倾家荡产。

由于厚葬盛行,而陶俑又是重要的陪葬品,因此造就了一大批杰出的泥塑、制陶工匠。他们用灵巧的双手,搓揉捏拿、刮削雕琢,塑造出了一件件惟妙惟肖、具有浓郁生活气息的陶制俑人。从成都及其周边地区出土的汉代特别是东汉时期的大量陶俑来看:这些陶俑造型优美、生动形象,极具艺术感染力,而陶俳优俑又以其极为夸张的艺术手法、高度概括洗练的艺术特色,成为其中最为出色的作品。

这些俳优俑的雕塑手法也许并不细腻,有的地方甚至稍显粗放和笨拙。然而这种简约朴素的风格,正是汉代雕塑艺术家的艺术精髓。他们抓住俳优表演时最精彩的瞬间,着重刻画其面部表情和肢体动作,作品极具艺术感染力。俳优的形象被塑造得非常滑稽有趣,使人过目难忘、忍俊不禁,似乎这些俳优本身就是一出精彩的滑稽剧。

自战国以来,成都平原就是全国的富庶之地。秦灭蜀后,就把蜀地作为大后方和粮食供应基地,汉代更是被誉为“沃野千里”“无凶年之忧”的“天府之国”。粮食生产不仅能够满足本地需要,还经常赈济遭受自然灾害的其他地区。除农业外,四川地区的纺织业、制盐业、冶金铸造业、舟车制造业、漆器、酿酒等手工业行业也在全国享有盛名。经济兴盛促进了商业贸易的发展和城市的繁荣。据统计,当时成都人口有7.6万多户,仅次于首都长安,是全国著名的五大商业都市之一。其繁华,正如西晋文学家左思《蜀都赋》所描述的那样:“于是乎市廛所会,万商之渊。列隧百重,罗肆巨千。贿货山积,纤丽星繁。都人士女,袨服靓妆。贾贸墆鬻,舛错纵横。异物崛诡,奇于八方。”

当人们在享受物质生活的同时,自然对精神生活也有了更高的追求。因此,俳优这样的说唱艺人,被天生乐观、幽默又善于享受生活的蜀人所追捧,成为他们的铁杆粉丝。东汉陶俳优俑在四川及成都地区的大量出土,恰好说明了这一点。(卢升弟)

(责编:罗昱、章华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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